刘醒龙和《黄冈秘卷》:嘿乎嘿的秘密与解密
2018-07-26 09:14:00 来源: 楚天都市报

刚刚履新的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近日出版了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

《黄冈秘卷》将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通过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幻,以一个奉行有理想成大事的老十哥刘声志、一个坚信有计谋成功业的老十一刘声智之间的恩怨纠葛为主要情节,揭示了黄冈人的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

小说以风靡全国的“黄冈密卷”为引子展开,文中不断出现黄冈地区方言:嘿罗乎(很多)、嘿乎嘿(比很多更多)、嘿罗乎嘿(更多)、不嘿乎(不多,或不咋地)、不罗嘿乎(语气更强的不咋地)……黄冈人读了一定会会心一笑,不是黄冈人的读者看完小说,大概从今以后也能学会这几句挪一挪词序意义就变化万千的黄冈话。

祖籍团风,生于黄州,长于英山,1994年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武汉成为专业作家,刘醒龙人生的前30多年脚踏的是黄冈的热土。7年前,他凭《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昨天,62岁的刘醒龙当选为新一届湖北省文联主席,并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读者也许能从《黄冈秘卷》中探寻到他一路走来的文化与性格密码。

没有智慧成就不了志气,没有志气的智慧,会沦落为蝇营狗苟的小聪明小狡猾

记者:《黄冈秘卷》是以“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我们”这样的自述方式呈现,对父亲“老十哥”的笔墨倾注了很深的感情,请问这个形象是以您父亲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吗?

刘醒龙:这个问题无法用是与不是来回答。我不能说是,那样就容易被误解为自传体,这当然不是我的初衷,也与写作的真实不符。但我也不能说不是的,小说中不少细节,真切地发生在我父亲及他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当中。我实验性使用了“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这一新的人称。从词意上看,“我们”既可以是特定的几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我自己的用意,也不止是简单写祖父和父亲,而是由他们漫延到上几代人可以统称的父辈。

记者:文中两个重要的主人公,“老十哥”刘声志、“老十一”刘声智,一个“志”、一个“智”,从名字到行事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格局,是否也隐喻当代社会的两种类型的人?您怎么评价这两种人?

刘醒龙:一般人都会这么想。一个智者,一个志士。只要做对了,二者本不会有问题,也不会产生根本冲突。贤良方正作为小说的重要内核,同时包括了志与智。在现实人生中,通过人为操弄,常使二者处在对冲状态。没有智慧成就不了志气,没有志气的智慧,会沦落为蝇营狗苟的小聪明,小狡猾。

图为:2016至2017年,刘醒龙率楚天都市报人文行走团队,完成了“万里长江人文行走”。这是去年7月22日,刘醒龙(左二)与行走团队在海拔4千多米的通天河畔小憩

没有贤良方正的底气,胡乱执拗下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记者:怎么会想到用“黄冈密卷”为线索来铺陈整个故事?记得初上大学时,同学们要是知道某个人来自黄冈地区,便会惊呼“啊,黄冈密卷!”黄冈同学说,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黄冈密卷”,相反“黄冈密卷”在黄冈以外的地方非常流行。谈谈您印象中的黄冈密卷,黄冈教育对人(对您)的影响?

刘醒龙:市面上流行的那个与高考密切相关的东东叫《黄冈密卷》。我的这本书叫《黄冈秘卷》。小说的趣味与高考试卷难度,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一旦进入生活当中,就不是毫无关系了。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可能与同一生活空间,甚至是不同生活空间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一切与黄冈有关的东西,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黄冈万物。只不过有时看不到,有时看到了,不知如何表述。还有什么都清楚了,就是不肯说出来。所以,黄冈二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才有那么多年轻人将自己锁在书斋读“黄冈”。

记者:小说中多次提到了黄冈人性格里的“执拗”,您觉得这种执拗是如何形成的?执拗与贤良方正之间还有多远?

刘醒龙:如果明知错误,还在坚持,那就不是执拗,而是死不悔改。执拗当然是对正确而言,可以与真理保持一段可以快步追上去的距离,但决不是背道而驰,不是与天下为敌。在黄冈人的性格中,能让他们敢于执拗的显然就是贤良方正。没有贤良方正的底气,胡乱执拗下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记者:小说中多次提到两句诗,“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流是主人”。让我想起前不久您在儿子博士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里面有句话“任何时候有没有忠良之心,是做人的重要标准”。

刘醒龙:几年前,应邀给水果湖二小写校歌时,其中就有一句写道:楚河边,忆忠良。忠良的意义与思考,不只是在这部小说中开始思考的,小时候,听爷爷那一辈人讲得最多的就是忠良,从杨家将到岳家军,每每听得热血沸腾。后来讲得少了,甚至基本没有人讲,这也是不正常的。忠良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大的方面可以事关家国,小的去处也会关系家庭。如果连忠良都不能说,那能说的还有什么,难道是奸佞吗?所以,将忠良二字平平常常地说出来,也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品质。

能写出好作品的时候,都是最佳年龄,否则年年十八岁,也只是惆怅的旧时光

记者:您觉得作家有没有最佳创作年龄?存不存最佳创作年龄之说?

刘醒龙:能写出好作品的时候,都是最佳年龄。写不出作品,年年十八岁,也只是惆怅的旧时光。

记者:履新上任后,有哪些准备去做的事?

刘醒龙:在我们前面有一批很好的榜样,比如徐迟、姚雪垠、碧野、陈伯华、夏菊花、周韶华……这些前辈老人,各自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达到了令后来者景仰的高度。这种高度就是一种气象,值得后来者好好继承,并有责任传承下去。世上事物,终归要将和气、和平与和谐作为幸福的重要指数。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批评与批判,真有歪风邪气发生,该怎么处理就要怎么处理,本着真善美的原则,最终结果也要体现真善美的原则,营造真善美的气象。

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准备用一年到一年半把全省县级文联走一遍,做些调查研究,解决实际困难,激发基层文联的活力。不做虚空事,做事情做到实处,从解决人员、经费、办公地点等,促进基层文联机构健全。我从基层走来,这一点最有感受。如果没有当初的文化馆,我也不可能成长起来;第二件事,多和省内的文艺家交朋友,互相取长补短,多做齐心协力的事情,众人拾柴火焰高。作为主席,应该带头,海纳百川,容得下别人的意见;第三件事,千方百计出作品出人才,出好作品,出拔尖人才,这是文联归根结底的工作、最最重要的。要千方百计留住人才,对于外流的人才,想办法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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