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微信公号9月6日消息，9月2日，在一档节目中，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达了对人口问题的个人看法。


　　本文图均为 中国妇女报微信公众号 图
　　他认为，“中国的女性相对于日本和韩国，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甚至是全球最高的”，其结果是利弊兼而有之：利者，为中国经济做出很多贡献;弊者，她们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这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生育率为全球最低”。他建议，下一步的政策改革重点应放在全面放开生育，以及投入更多财力去帮助家庭，补贴抚养孩子方面。
　　且不讨论“中国大城市生育率为全球最低”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公允地说，这些思考与建议确有一定建设性，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尽管列举的现象并无不妥，但推导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将低生育率归咎于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如此论断既缺乏数据支撑，也与事实不符，甚至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中国女性都不上班，生育率就上去了?
　　仅截取最近两年人口与女性就业的数据加以分析，便可明晰此中谬误。
　　先看生育率的变化——
　　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披露，201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
　　2017年，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根据住院分娩活产统计，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比2013年增加200万以上，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而这两年间，中国的女性就业率数据浮动情况又如何呢?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2.9%，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3.1%。


　　国家统计局网站截图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眼前：在女性就业率不降反升的前提下，生育率却有了明显提高。那么，低生育率的“锅”，还要中国女性的高工作率来背吗?
　　事实上，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高，并非是高工作率造成的，而是家庭支持发展政策和生育保障政策不到位导致的。如果不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只是降低女性就业率，恐怕生育率不仅不会提高，反而可能降得更低。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最近撰文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两大成因：
　　一是高成本(包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让很多家庭担心生得起却养不起、养不好;
　　二是生育潜在的高风险及多生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让很多家庭尤其是女性感到担忧。
　　确实，当下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被戏称为“养个孩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2016年《南方都市报》曾算过一笔账：一个普通家庭含辛茹苦地养大一个孩子，至少得花70万元左右。这比2005年社科院的报告中所统计的养育成本49万元高了将近一倍。视线转向“养育一个孩子成本排名前十的城市榜”榜首的北京，这一成本飙升到了276万元。试问，作为家庭经济收入重要来源之一的女性如果不工作，岂不是更养不起更不敢生了吗?
　　女性不是万能的“背锅侠”，不要什么“锅”都让女性来背。家庭出了问题，就责怪说根子在于女性没能完美地扮演好妻子/女儿/母亲的家庭角色，因为“好女人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房价上涨，怪完丈母娘怪“剩女”;生育率低，先骂“剩女不肯嫁光棍”，后恨“女性不肯为国分忧”，现在又怨女性工作率太高……这些指责毫无道理，也经不起推敲。关注社会热点痛点问题无可厚非，但应该本着科学、严谨、理性的态度，依托客观详实的数据来探讨公共议题，而不是“灵光一现”“张口就来”“信马由缰”式地下论断。
　　要破解低生育率之困，穆光宗教授建言的对策才是正解：“不仅要尊重自主自由生育的权利空间，而且要营造低成本、低压力、低风险的生育环境以实现适度生育、优化生育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只有将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休假权利，健全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一个都不能少地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解决“生不起”问题。
　　【编辑：朱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