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余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屡遭批驳，但始终没有沉寂，仍不时扰乱舆论，掀起波澜。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有着紧密关联。
从世情的变化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谷。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树大招风。基于国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国家继续不遗余力地对我国实施“西化”战略，试图使中国改旗易帜。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改变了旧的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的这种心理，以致冷战思维日趋抬头，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给中国添乱。在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
从国情的变化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随之带来的显著变化是，80后、90后年轻人就业形式更加多样，宣传思想工作对他（她）们的覆盖与影响十分有限。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趋增强，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统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难度明显增大。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尤其是微信、博客等自媒体十分普及，信息传播便捷，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发声，更加大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难度。
从党情的变化看，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须规避“四种危险”，同时党员总数及青年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管党治党的压力有增无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但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管党治党客观上存在宽松软的一面，以致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治理。有人便借历史这杯陈酒来浇胸中块垒，指桑骂槐，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有些领导干部面对错误言论态度暧昧，不当战士当绅士，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导致反击不力。
概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世情、国情、党情仍会继续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会存在。因此，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交锋将是长期的。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挑起的话题却不尽相同，其主要特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话题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把原本清晰、明确的历史虚无化、模糊化，对历史作错误解读，提出颠覆性结论。（二）谈论的虽是历史问题，但谈论者大多不是专业学者，而是非历史专业学者在谈，在解读历史时大多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开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大凡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学者，无不重视爬梳史料、考订史实，通常不会讲出那些毫无史实根据的话。（三）谈论的虽是历史问题，而其关注的却是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根本不沾边，属于借题发挥。（四）其传播途径起初为书刊，后来让位于互联网，微信、博客成为主要平台。其内容大多语出惊人，一经发表便引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快速形成舆论场。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了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还有人论及具体细节，说近代开辟租界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不少中国人对租界印象不错云云。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居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
评说历史必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过去史学界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脸谱化、简单化偏向，对正面人物一味讴歌，对反面人物大肆口诛笔伐，说了不少过头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努力肃清极左思潮影响，作了大量纠偏的工作。然而，有人却揪住过去“左”的观点不放，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大搞“翻案”，明显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洪秀全、一味美化曾国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散文集《太平杂说》中，斥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指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这将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思想混乱？事实上，金田起义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定。就连主持广西战事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也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再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愤之举，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编剧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竟然赞许袁世凯“是一个大才”，对“窃国大盗”说嗤之以鼻。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民国热”也有类似偏向。网络上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自由风范”、“独立精神”、“风骨”，称为“民国范儿”。刘文典教授一脚飞踹蒋介石的段子被传得神乎其神，某网站甚至刊发文章，标题赫然为“蒋介石为什么对学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介石政权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轻描淡写间被一笔勾销，而“礼贤下士”的光环却被无休止地放大。民国时期特别是“十年黄金期”的社会发展成就同样也被片面夸大。将1927年至1937年间一些民族资本家推崇“实业救国”、在夹缝中谋发展所取得的业绩一股脑儿归功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官僚买办资本戕害、挤压民族企业的劣迹却闭口不提，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正确解读？如果民国真有那么好，那我们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依据和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