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境内遭到ISIS绑架和杀害一事，今天有了最新的进展——路透社消息称，周一，巴基斯坦方面确认，被杀害的两名中国公民是“传教士”。

对于这则新闻，我们有几点要说的。

　　局势

首先，人是IS杀的，这笔账当然应该首先算在恐怖分子的头上。用外交部的话说，“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设法解救这两名遭绑架人质。中方正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巴基斯坦方面，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绑架平民行径、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

虽然跟中国是“铁哥们”，但巴基斯坦国内的安全局势一直不是太好。

拿这次事件发生的俾路支省来说，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俾路支分离主义”的倾向。俾路支人只占巴基斯坦人口的4%，但是一个跨境民族，伊朗也有一个俾路支斯坦省；和巴基斯坦占主体的、说乌尔都语的旁遮普人相比，俾路支人的历史成分也很复杂。

作为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的省份，俾路支与阿富汗和伊朗接壤，分离主义叛乱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武装分子都比较活跃，过去15年内，在这里就曾发生过超过1400起针对少数团体的暴力袭击事件。去年八月，该省首府也曾发生过造成至少70人死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当时IS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均宣称负责。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在这里留下了分裂的基础。英国统治期间采取土邦制的做法，并不直接统治，而是用土邦王进行间接统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纷争，也来源于英国和俄国为瓜分势力范围而划下的“杜兰线”。在北部，巴基斯坦塔利班在高度自治、地形复杂、外人难进的联邦直辖部落区坐大；去年八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勒就曾指出，由于恐怖分子在该国西北部落地区被军方击败，因此正将注意力转移至俾路支省。

同样，由于边境管控不严，与阿富汗接壤的地方，也成为ISIS的重点渗透区域。由于ISIS在南亚采取的类似“连锁加盟”的策略，许多在南亚的极端组织只要向IS表示效忠，都可以成为其下设分支机构。

对于巴基斯坦这块南亚的战略要地来说，安全局势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得到完全的好转，还有相当长的斗争之路要走。而这些，恰好是在这里需要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需要充分警惕和重视、充分评估风险的——这还不说一直对此充满提防的印度等国了。

事发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解救，目前，同行的其余11名中国公民已经受到保护。巴基斯坦方面则出动军力与IS开战，击毙了十几名恐怖分子。对于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如何强调和保护都不为过，无论是出动自有力量还是与当地合作。如何在推进经贸合作的同时严控边境、防止极端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滋扰，也是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路透社称，绑架案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各地已经加强了对中国人的保护措施。南部的信德省警察机构官员称，“这次事件让我们更加警觉”；开伯尔-普什图省正在对该地的中国人进行人口普查，并组建一支4200人的队伍，专门保护外国人。案发地的俾路支省官员称，正在全面检讨安全程序，要求所有在当地的中国人都要向政府汇报自己的行动。

　　身影

恶魔一直是恶魔，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这件事背后暴露出的另外一点，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没错，就是招募这些中国公民到巴基斯坦进行传教的韩国人。此次事发，作为招募方的韩国人SeoJunWon夫妇，持有的是商务签证，在当地运营一所有4年历史的“中文学校”。但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韩国人在这里进行的是基督教传教活动——今天路透社使用“传教士”一词的报道，也佐证了这一点。

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韩国属于“东亚文化圈”，在韩剧等文化产品中展现出来的也是“儒家”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点。但事实上，只要稍微爬梳材料就可以发现，韩国人在基督教方面的传教热情，是许多老牌基督教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即使用“狂热”一词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数据统计显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对外派遣传教士（最初只有100多人）开始，到2000年，韩国在海外的传教士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甚至有学术论文显示，韩国目前在海外的传教士超过3万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传教国家。《外交学人》的一篇采访中，一名来自首尔江南的基督徒表示，“我们认为韩国是第二个耶路撒冷”。

韩国的宗教狂热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尽管直到19世纪末基督教才进入朝鲜，但在日据朝鲜的50年中，教堂是唯一能够使用朝鲜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地方，因此，教会力量成为半岛独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韩国《独立宣言书》代表签署的33人名单中，基督徒领袖占了15人；现在韩国的国歌歌词，也是取自于当时著名的宗教人士尹致昊写的一首赞美诗。

时至今日，宗教已经成为韩国社会更加无法忽视的存在。韩国佛教媒体《佛教新闻》2012年做的电话调查数据结果是，同年当选的300名第19届国会议员中，大致是101人为基督新教信仰，58人是天主教信仰，34人为佛教，共占国会议员总数的2/3；韩国2005年的人口普查（该普查10年一次）统计是，韩国有信教人数2497万，占总人口（4704万）的53.1%，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分别占22.8%、18.3%和10.9%，其他宗教信徒合起来约占1%。

而在林林总总的宗教中，还有N多的自创、新兴宗教——40年前的1976年，《东亚日报》调查结果是，韩国有302种“新兴宗教”；而在这些宗教团体里，两成左右教义是健全的，剩下的大部分都在滥用宪法上保障的信仰自由原则，把各种教义咒术化，具有反社会、反道德倾向，甚至有10%-20%有潜在犯罪可能（2012年韩国专家结论）。

韩国人的狂热传教热情也遭受过重挫，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7月发生的阿富汗人质事件——该事件造成2名传教士被杀、21人释放，代价是韩国从阿富汗撤军、大笔赎金、以及不进入阿富汗进行“攻击性传教”的承诺，韩国甚至为此专门修改了《护照法》。韩国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朝鲜日报》2011年也曾刊文称，韩国极度的传教已经引发别国反感。

对此，美国《时代》周刊的分析评论是：“开拓新市场和危险的传教活动存在宣传的效果，而且最终会带来名誉和金钱，这使韩国教会的牧师热衷于比别人先行一步，包括尽可能多地向海外派遣教徒进行传教活动等。”这篇文章发表时，韩国光教会已经有6万多个。

　　在华

而事实上，中国一直是韩国极为重视的传教之地。用该国宗教人士的话说，“中国有10亿人的市场，也有10亿待解救的灵魂”。岛叔当年在学校读书时，也曾不止一次地见识过韩国留学生的传教本领。

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以大连为例，分析了韩国在华的传教模式。论文中的数据显示，1945年大连地区光复时，仅有30多个基督教聚会点；1981年，大连只有一位牧师；而到2007年底，大连基督教活动场所已达92个，教牧人员53人，信众20余万。这一年，“正是韩国移民在中国急剧增长的关键年份，是当地与韩国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年份，也是韩国宗教移民异常活跃的时期，大连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很难摆脱与韩国驻连教会以及韩国宗教移民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篇论文同时指出，尽管中国相关法规对外国人在境内传教有很多限制，但韩籍基督教移民依然在家庭宗教点展开讨论活动，“集中在大连高校周边以及韩国人聚居区”。短短10年内，大连就出现了50多个韩国人基督教聚会点，大连2万多韩国人中，基督教信徒占19%，其中有63.9%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生等职业占比最大，45.6%。商业、医疗、高校教育等行业，则是这些人活动最活跃的领域。

对于宗教活动，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事实上，以东北为跳板，尤其以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民众、乡村农民、贫困大学生等为重点，已经是韩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典型策略。甚至，侠客岛的可靠信源指出，这些人背后，也不乏韩国情报机构的身影。“维基解密”韩国网站公开的信息就指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基督教会就已经在中朝边境实施“和平渗透”的活动，甚至策划在华“脱北者”闯入各国驻华使馆等政治事件。

因此，此次人质事件暴露出的，无论是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恐怖分子的心狠手辣，还是韩国在华的非法传教，每一个都足以引起足够的反思和重视，任何一点都不应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