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穴能毁堤，群蝗能毁田。基层‘微腐败’虽看似事小，但关系人心向背；基层权力虽低，事关执政之基。”谈到云南省蒙自市新安所镇5名镇村干部违纪被查处，镇纪委书记刘乙佑感慨地说。

2016年11月，新安所镇原副镇长何军因骗取征地补偿款、受贿问题，被开除党籍；2016年12月，其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3.69万元，上缴国库。其余4名违纪的镇村干部也分别受到处理。

　　将错就错，打开贪婪的口子

新安所镇因集镇建设被国家住建部列为“全国五百家小城镇试点，首批153家示范镇之一”。集镇建设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然而，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征地补偿款却变成了何军等人眼中的“唐僧肉”，而其贪婪的口子，竟是从一次错误的征地面积计算打开……

2011年，在征地过程中，该镇国土分局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将庄区寨某村民0.04亩的征地面积错算为0.4亩。发现这个错误后，时任庄区寨村小组组长邓家应、村党支部书记罗维昌向时任镇国土分局局长何军报告此事。

三人共谋后，将多计算面积中的0.26亩土地征地补偿款3万余元发放至邓家应名下。随后，邓家应从此笔款中分给何军1万元。

东窗事发后，邓家应、罗维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执纪人员坦言，镇干部经常与村干部工作、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相互串通，抱成一团，形成利益共同体，就会筑成“保护圈”，造成窝案、串案。“只要分赃保持相对平衡，就可能存在内部人不点破、外部人看不透、上级管不着的情况。”

　　一错再错，欲望成为脱缰的野马

将错就错尝到甜头之后，贪腐的闸门打开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何军内心的欲望成为了一匹脱缰的野马。

2012年，何军任镇国土所所长期间，在某工程征地量地过程中，南屯一组小组长陈龙找到何军，提出“争取多量一点地”给他。二人商量后，由陈龙在该工程征地面积明细表中，虚构了没有被征地的村民肖某某、杨某某、陈某某等的土地并上报，总面积为0.691亩，补偿金为人民币5.3万余元。

陈龙领到征地补偿款后，拿出2.6万元给镇国土所协管员史耀江，让其转交给何军。何军将其中6000元拿给史耀江，剩余2万元占为己有。

贪腐“二人转”给何军、史耀江带来了“甜头”。二人一唱一和，盯上了在宅基地安置过程中的“好处”：通过中间人“笑纳”感谢费。

2012年，由于公路建设需要征地，涉及的一户拆迁户有两块宅基地，但是只使用了一块。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史耀江萌生了一个念头：“以拆迁户的名义按照正常的手续将两块都报批，之后倒卖给他人，得到的好处大家同享。”

面对金钱的诱惑，何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制止史耀江的想法和行为。事后，史耀江用纸袋子装了5万元现金送给了何军，心照不宣地说：“这是宅基地的那事儿……”

2012年，某村民因宅基地上面有高压线不能盖房子，请何军帮忙安排一块好的宅基地，并示意“到时候会好好感谢的”。

何军积极“汇报解决”，最终协调到了一块满意的宅基地，宅基地的主人约出史耀江，让其把钱送给何军表示感谢。“这样不好吧？”“这是人家的一点心意。”客套之后，何军心安理得地收下了3万元感谢费。

执纪人员介绍，当听到周围有人因违纪违法受到查处，何军也担心过，还曾把收受的部分感谢费退还了当事人。可是，在“轻松赚钱”的利益驱使下，他抱着“自己被查到，就像中彩票头奖那样，概率几乎为零”的侥幸心理，一步一步走向贪腐的深渊。目前，陈龙和史耀江先后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铸成大错，悔之晚矣

何军于1994年退伍后，在蒙自市多个乡镇国土所工作过，到新安所镇工作后，先后任国土分局局长、国土所所长、副镇长等职务。曾经何军也是一名严守纪律规矩的党员干部，工作兢兢业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他逐渐放弃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总认为遵规守纪是职工的事，自己是领导干部，适当放松一下要求、适当自由一点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自己能把握住……”就这样，何军只知有权不知有责，忘记了自己身上的职责，潜移默化中对组织、对权力、对法纪、对人民的敬畏之心慢慢淡化，对上级指示精神视而不见，对领导讲话充耳不闻，总觉得违规违纪的事与自己无关、跟自己无缘，从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事实证明，放松必然导致放纵，放纵也必然会与纪律格格不入，与纪律格格不入也必然受到纪律的惩罚。

“这几个月来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愧疚吞噬了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忽视政治学习，放松要求，渐渐偏离正确的世界观……”何军在忏悔录中写道。然而，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