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社会太过浮躁，所以每次她姐看到那些人生方向格外单纯的人物时，总会心生佩服。
　　就比如前段时间因《故事里的中国》登上热搜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




　　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提到敦煌莫高窟，就绝对绕不开她的贡献。
　　被称作“敦煌女儿”的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莫高窟，并将敦煌研究院发展到如今的高度。
　　但她姐敬佩她，不仅因为她的工作成就，更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
　　要知道， 《国家宝藏》三季节目，每季十座博物馆，却只出现两位女院长。




　　而樊锦诗不仅是一位女院长，更是被大家广为称颂。
　　她是如何走到而今的， 这一路的经历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个在烟雨江南长大的上海女孩，如何能在干燥荒凉，艰苦萧条的大西北工作生活将近六十年？
　　一名刚出社会的考古系学生，如何成长为一位将敦煌文化宣传到全世界的敦煌守护者？
　　在看完她的访谈作品和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后，我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我说，樊锦诗的过往会成为 大众对女性刻板认知的完美反证。


　　首先，第一个颠覆的女性刻板印象当然是身体素质差。
　　野外考古辛苦，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就更辛苦了。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市，是典型的暖温带干旱性气候。
　　冬冷夏热，干燥少雨，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日复一日地覆盖着这片土地。




　　别说考古，就连生存都是个难题。
　　但出生在上海小康家庭的樊锦诗，却能怀着对敦煌的爱，坚持了近六十年。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平，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母亲也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她从小受家庭浸润喜欢文学与艺术。
　　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让她对考古有了浓厚兴趣。
　　于是高考选志愿，她报考了少有女性的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2年，樊锦诗大三了，偶然读到了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
　　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
　　樊锦诗被文中以常书鸿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为原型的主人公，对敦煌的热爱所打动，也激起了自己对敦煌的向往。
　　正好这个时候，学校提供了一次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的机会，樊锦诗当即选择报名。




　　尽管早有准备，但到了敦煌的樊锦诗还是被莫高窟磅礴的美给震撼到了。
　　在外面随处可见的泥土、线条、色彩，一进入了石窟就像活了一般，含笑的菩萨让她为之倾倒，喷涌的壁画让她目眩神迷。




　　这一切就像余秋雨所写：
　　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
　　莫高窟，给予了樊锦诗对艺术的所有想象。
　　然而，和绚烂的洞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敦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
　　由于地处偏远，没有基础设施，大家住的都是破庙土炕。




　　陪伴樊锦诗的，除了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就只有半夜掉在枕头上的老鼠。
　　因为没通电，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解个手还要到远处的土厕。
　　有次樊锦诗半夜出门，看到屋外黑暗中有两只眼睛泛着绿光，吓得她赶紧跑回房间一夜没睡，直到天亮后才知道是驴。




　　住得差，吃得也不好。
　　出身上海小康家庭，在爸妈宠爱中长大的樊锦诗，到了敦煌才知道世上还有人一天只吃两顿饭。




　　而就算两顿，配菜也是永远的“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撒点盐和团面，蒸熟就已经是一顿美餐。
　　而又因为只有盐碱水，烧开也是苦的，玻璃杯上没几天就会结出白色的碱印。
　　生活环境差，工作条件就更恶劣了。
　　由于洞窟都在崖壁上，那时候还没现在的外部建筑，敦煌考古人就因地制宜做了一个蜈蚣梯。
　　顾名思义，就是在一根长的杨木椽子上，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梯子。
　　因为害怕爬蜈蚣梯，樊锦诗每天只好揣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然后一待就是一整天。




　　果然，恶劣的生活环境使樊锦诗开始水土不服，又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 实习 不得不提前结束。
　　临走前樊锦诗心想：“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然而，大四毕业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大点名要之前去的四个实习生。
　　还没等樊锦诗犹豫，父亲急坏了，他写了一份厚厚的请求信让樊锦诗交给老师，想申请给她换个地方。
　　樊锦诗一想，犟起了脾气，既然说了服从分配，为什么又要搬出家人来为自己阻拦？
　　于是她截下了信，决定再度前往莫高窟。
　　而这一往，就工作到了现在。


　　自然，樊锦诗在这数十年里也想过离开。
　　但这期间的离开原因并非是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而是家庭因素。
　　而这也和身体素质一样，是很多女性在职场生涯受限的原因之一。
　　樊锦诗的解决方案并不精妙，却同样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在大学认识的，虽然对方话不多，却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生。
　　发现樊锦诗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彭金章就每天都帮她占一个身旁的座位。
　　看到樊锦诗常常带着一条手绢，也买一条送给她。
　　一来二去，两个人也就知道了彼此的心意。




　　大学毕业后，二人也响应号召，各自奔赴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一个去往西北荒漠研究石窟保护，一个去往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
　　但这一分，就是天南地北双飞客，再见不知是何时。
　　1965年秋天，彭金章主动赶往敦煌找到樊锦诗。
　　二个人许久未见，再次无话不谈，但唯有彼此的未来，谁都不敢提及。
　　直到临别的时候，彭金章突然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说了一句：“我等着你……”
　　樊锦诗哭了，也知道了这句话的分量。
　　之后，彭金章还是一有时间就前往莫高窟看望樊锦诗。




　　虽然在西北风沙的摧残下，樊锦诗变土了，变糙了，长发也为了方便剪短了。
　　但不变的，还是彭金章喜欢的爽朗笑容。
　　1967年，樊锦诗借探亲假前往武大和彭金章在宿舍草草举办了个婚礼。




　　樊锦诗答应彭金章，等处理完手边的工作就到武汉和他生活。
　　然而没过多久，文革爆发了，樊锦诗就这么被迫留在敦煌。
　　彼此的思念或许可以靠书信疏解，下一代的生活却成了难题。
　　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
　　原计划在武汉生产，结果革委会不批假，最后只能落胎在敦煌。
　　等彭金章接到电报，挑着两大筐吃用，转五趟车赶到病房时，孩子正被赤身裸体裹在樊锦诗的“棉猴”里。
　　看到彭金章的那一刻，樊锦诗人生第一次放声大哭。




　　可即便如此，彭金章才待了十多天，就被喊回武汉工作。
　　敦煌找不到保姆，樊锦诗平时上班就只能把孩子捆在襁褓里。




　　下班远远能听到孩子哭声，她心里还踏实一些；要是没听到反而害怕起来。
　　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教育也成了问题。
　　在那期间，两个孩子被东塞西放。
　　大儿子被送到河北姨妈家，被养得黑不溜秋，樊锦诗过去看时根本认不出来。
　　小儿子被送到上海妹妹家，最后离家出走，说要沿着铁路找妈妈。




　　樊锦诗 那几年自顾不暇，一边担心家庭，一边又难舍敦煌。
　　有次听说只要半年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于是她放下一切跑去了武汉，最终还是舍不得敦煌。
　　“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看到妻子如此为难，彭金章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但此时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可为了妻子，他毅然决然前往敦煌。
　　因此，樊锦诗不止一次地表示，“彭金章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丈夫”。




　　作为男人，他能支持自己的事业，帮助自己生活，甚至愿意舍弃自己所创建的事业从头开始。
　　这些是很多家庭都不可能实现的情况。
　　幸好，优秀的人在哪都能做出成绩。
　　彭金章到敦煌后，开始发掘少有人往的莫高窟北区，并写出了一本《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研究著作。
　　夫妻二人也就这样在敦煌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着，如此相伴走过了三十余年。






　　有了丈夫的支持，樊锦诗就有了更多时间来忙自己的事业。
　　但樊锦诗之所以被我们如此称赞，绝不只是单单只是做一个院长。
　　更是因为她在任职期间有着超乎常人的 前瞻性和开拓性。
　　而这份职场领导能力，同样是很多人觉得女性难以拥有的。
　　古迹的保护和利用是件难事，敦煌莫高窟就更难了。
　　简单来说三句话：过去损坏多、当前维护难、未来终消失。




　　莫高窟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兴建，后又历经隋唐、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扩建，直到了北宋时期才因战乱掩埋至今。
　　虽然直至今日它依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但从北宋停建至今的一千多年里，莫高窟频遭战乱、毁坏、偷窃，以及千年不断的风沙肆虐，等到樊锦诗接手时，早已满目疮痍。
　　进入洞窟的动静稍微大一些，起酥的壁画都能纷纷掉落。
　　而这一切都是不可逆的。
　　所以明知 它会消失，莫高窟考古人要做的，就是能让它留存更久，以及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而樊锦诗，这近六十年一共做了三件大事。
　　并且每一件，都是具有时代性的操作。




　　首先是古迹保护。
　　在救治壁画病虫害方面，樊锦诗率先实践国际化保护，通过与美国以及日本相关文保单位合作救治。




　　正是这一开创性操作，让我国的壁画修复技术和国际接轨。
　　直至今日，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技法已经有了一套领先世界的操作程序，并成就颇丰。




　　而第二件事，就是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
　　既然莫高窟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事情，那有没有其他办法让莫高窟永远保存下来呢？
　　在莫高窟的影像还都是黑白照片的时代，樊锦诗就发现了电脑的功用性。




　　于是，她找到了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想建立起莫高窟的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得以永存。




　　终于，在多年的筹备下，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一个个石窟都被360度高清记录下来。
　　也是从这天开始，全世界的人都能云端漫游莫高窟。
　　而樊锦诗所做的最后一件，也是与我们最相关的事情，就是莫高窟的旅游开发。
　　1998年，随着国家实行长假制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前往莫高窟旅游。




　　但游客进入洞窟，除了物理影响，洞内的二氧化碳、湿气、热度也都会瞬间升高，从而伤害壁画。
　　更让樊锦诗不安的是，那段时间敦煌政府还准备将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
　　而一旦上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势必会使莫高窟人满为患，从而加速壁画毁坏。
　　一边是文物保护，一边是大众受益，樊锦诗陷入了两难。
　　终于，她想到了一个结合环境监测和数字敦煌两个措施来调和的折中办法。
　　先对游客进入石窟后空气的变化进行科学检测，得出每天最多容纳3000名游客，每人最多停留两小时的数值。




　　然后向全国政协申请，在莫高窟15公里处建立一个敦煌数字展示中心，以作为游客集散地和莫高窟知识讲解处。




　　当游客到达景点后，先会被集合到 敦煌 数字展示中心 观看《莫高千年》和《梦幻佛宫》两部科普电影， 再分 批乘 车前往 莫高窟。




　　这样一来，既让游客对 敦煌的历史和比较典型的七 个洞窟有了初步的理解， 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也 从源头分散游客密度，缓解洞窟承载力。
　　可以说，樊锦诗针对莫高窟做的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具有其开创性。
　　保护古迹，是开我国文保和国际合作的先河；
　　旅游发展，是巧设集散中心，于国内景点率先实施游客限流制度；
　　而数字敦煌，则是跟进时代步伐，用数字技术使莫高窟永存；




　　这才有了如今的莫高窟做到了保护和利用的齐头并进，并享誉世界的盛况。
　　而当我们在回顾樊锦诗近六十年来的工作经历也会发现，她的每一步都在颠覆着常人对女性的刻板认知。
　　在狂沙漫天的世界里生活工作近六十年，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不怕吃苦的；
　　紧跟时代，创新发展，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
　　从一个女大学生做到研究院院长，告诉我们，原来女性也是有工作能力的；
　　以及，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原来也可以是丈夫为妻子的事业付出的。




　　看到这或许还有人会觉得，那有必要把樊锦诗和女性力量扯到一起吗？
　　不好意思，有必要。
　　只要是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成就一番事业的女性，都值得拿来做女性力量的榜样。
　　君不见，仅仅是女性送外卖，开滴滴都会被激烈讨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虽然我不觉得女性比男性差，但有些工作就是不合适女人做。”
　　送外卖况且还只是奔波，考古更是身心俱疲。
　　可大漠黄沙下，樊锦诗忍渴、种树、学习、思考，每一步都没有屈居于男人之下，甚至还最终领先。
　　她坚持下来的事实不就在眼前吗？
　　为什么有人还会有“女性就是脆弱”的刻板印象？
　　难道是因为樊锦诗当时是生活在一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 而我们如今不再了？




　　时代在发展，观念却在倒退。
　　当代女性在职场发展上的不顺，其实更多的问题不是在自身，而是社会层层的偏见。
　　这才是我要分析樊锦诗，要将她作为女性力量榜样的原因。
　　樊锦诗的经历告诉着我们， 女性并不柔弱，并不短视，一样有能力。
　　以及，不必总是女性为家庭付出。
　　幸好，这样的激励正在发生着。
　　还记得两年前以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大考古系的钟芳蓉吗？




　　她就是受到了樊锦诗经历的感召，才因热爱报考了少有女性的专业。


　　而除了樊锦诗，各行各业都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证明。
　　她们都是激励女性闯出自己一番成就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她们被看到。
　　每多一个女生看到，就多一份被激励的可能，这个时代就会被改变一点。
　　所以，告诉她们吧，转发告诉她们，女性也可以，女性并不差， 女性也能创造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点个「在看」，让榜样被看到。
　　这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樊锦诗已经发生的过去。
　　只要勇敢去做，相同的故事就一定会继续发生。
　　我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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