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微“俯视” 廖静文“仰视” 这个版本是“平视”
《徐悲鸿》
杨先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典礼资料照
19岁的徐悲鸿
文/李煦
“壮哉央美兮，为丹青运筹。势从国运兮，为文化歌讴。”今年4月，是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1918年，蔡元培倡导成立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教育学府，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此后几经流变，1950年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当年4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第一任院长为徐悲鸿。
央美百年，为其打下最深烙印的就是徐悲鸿。他开山立派，成一代宗师，影响力至今不衰，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每年几十万学子苦练素描以参加美术高考，就源于他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之论断。
在这个4月，读著名版画家杨先让的《徐悲鸿》，俨然有特殊的意义。
他为何引进西方写实主义
有道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徐悲鸿生前，曾被攻击为“摧残国画”，这是因为他力主“中西融合”，在中国画体系中引入素描;而在他身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有人指责他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带回来了，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云云。
为徐悲鸿止谤，正是他的弟子杨先让写这本书的最主要动机。杨先让平静地叙述了如下事实：
徐悲鸿19岁至23岁以一支画笔闯荡上海北京，先后得到康有为、蔡元培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徐悲鸿刚抵达法国，就得知五四运动爆发，写下“今日何日乎，吾等齐处烈风猛雨里，往者暴君污吏贪官孱将，殃民害国，罪恶不可谏，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难御侮是吾事”的句子;
在欧洲，他广泛接触各种美术流派，曾为此向柏林艺术学院院长请教。最后他认定，“古典和写实主义的造型，加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色彩，再加上后印象派的感性”，这是最有益于中国画改良创新的精华，最值得引入国内;
当时在欧洲学美术的还有邵洵美、孙佩苍、林风眠、常玉、潘玉良;后来还有庞薰琹等人。庞薰琹立志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但到了抗战时期，庞深感现代派难有用武之地。徐悲鸿自己也说“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
徐悲鸿要求学国画的学生要有两年严格的素描训练，但也要求油画吸收中国画精髓。他说，西洋画虽然也用线来表现，但是不如中国人的线，因为中国人从小写字练书法，这是线的基础，是中国人得天独厚的传统功夫。他曾把杨先让等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专门谈了中国山水画和西洋风景画的区别，他说，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是搜集了山脉水络的全貌，不拘一山一水，而是集中其精华，从而画出全局的磅礴气势;
1952年徐悲鸿脑溢血，4个月后方能坐起，他对妻子廖静文说：“国家还很贫穷，百废待兴，而我却因病耗费国家这样大一笔钱，我一定要力图报答。”1953年初，他能下床活动了，即到各个教室去看学生，当他看到各个班级的学生都用削得尖尖的硬铅笔，以所谓的“民族化”的方法画素描时，他十分焦急，因为如此画下去，每个作业要画上几十节课，画得光滑细腻，十分呆板繁琐，会把学生的感觉磨钝，失去新鲜感。他立刻招集素描教师开会，要求改变教学法，不要让学生去画这种“平板光滑的馆阁体”。在回家的路上，他叹息：我病了一年多，给学生们带来这样大的损失，心里真难受啊。
1943年，徐悲鸿在文章中写道：“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渐渐稳定，此风格再延长20年，则新艺术基础牢固，尔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
从这些事实，读者自可判断那些质疑。首先徐悲鸿是爱国者，他要在美术领域复兴中华;同时，他也是一个懂得美和艺术规律的艺术家，他并没有“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打算。
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艺术家的私生活是很难写的。徐悲鸿生命中有三位著名女性，其中两位都写书回忆了与徐悲鸿在一起的日子，所不同者，蒋碧微是“俯视”，廖静文是“仰视”。杨先让没有回避这一段，他用的是“平视”。
写作此书时，杨已至七旬，侨居国外，完成巨著《黄河十四走》，无论是对人生、人性的体悟，还是艺术成就，都至化境;有了这种基础，方能从容坦诚写好自己老师的感情经历。
写蒋碧微，杨先让首先写了一段自己在美国搜集的史料：抗战期间，日本空袭，蒋碧微的邻居正要生产，蒋碧微不顾危险留下来帮忙，将一个女婴接生出来。
蒋碧微也曾深爱徐悲鸿，不顾一切私奔，令家族难堪。但一起去莫斯科，徐悲鸿要买画册，蒋碧微却要买皮大衣，因为这里皮大衣便宜，可多买几件送亲戚。
买画册就一定比皮大衣好吗?不一定，但是三观不合是明摆着的;后来发展到蒋碧微劝徐悲鸿给蒋介石画像，要他入国民党、和田汉这种朋友绝交。
蒋碧微早早移情张道藩，此后徐悲鸿也遇到孙多慈。他想送孙多慈出国，蒋碧微得知后动用人脉，把这事搅黄了。
1945年，蒋碧微终于和徐悲鸿离婚，条件是现金100万、徐的画100张、徐收藏的古画50张。拿到钱和画的当天，蒋碧微去打了一通宵的麻将。
蒋碧微此后未再结婚，一直给张道藩当情人(张有婚配);1965年在台湾写了两部回忆录《我与悲鸿》《我与道藩》。张道藩去世后，蒋碧微曾到香港，试图联络留在大陆的子女未果。晚年她生活困窘，卖房卖画，却还为张道藩完成遗愿，为他出戏剧集、书画集。
杨先让在书中，还全文收录了蒋碧微临终之际为张道藩写的怀念文字，读来确实感人。
杨先让笔下，蒋碧微是有才有貌敢爱敢恨的刚烈奇女子，奈何与徐悲鸿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人相逢是一个悲剧。
杨先让写孙多慈，则连用四个“太”字，称其“太无辜、太纯洁、太真挚、太不幸”，突出了孙多慈性情和婉、才华出众。杨先让没有为尊者讳，坦言孙多慈是“被徐悲鸿有意无意的带到她小小年龄无法抵挡的险恶境地里去了”。
后因双方家庭反对，徐孙二人分手，但是“在艺术上，孙多慈确实得到徐悲鸿的衣钵真传，从她的素描、油画、水墨中都可看出徐悲鸿的影响”。到台湾后，孙多慈继续从事艺术事业，培育后辈。蒋碧微《我与悲鸿》出版后，早已成家的孙多慈再次陷入难堪，1975年以癌症而终。
珠玉在前，杨先让写到廖静文这位师母，却并不费力。他依旧平静地叙述了如下事实：
徐悲鸿去世，廖静文将家中钥匙交给文化部部长茅盾，财产全部捐献给国家。经清点，计有徐悲鸿遗作一千余幅，收藏历代书画千余件，图书碑帖万余件;
廖静文申请上北大中文系，一边带大两个孩子一边读书，着手搜集徐悲鸿资料，后来写出《徐悲鸿一生》;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廖静文被打得昏死3次，多次被抄家，她写信给周总理，要求保护藏品，总理下令将藏品送故宫保存;1972年她又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建徐悲鸿纪念馆，得到批示后奔走十年，终于在1982年建成，这是中国第一座画家纪念馆;
1993年的一个晚上，廖静文和儿子徐庆平徒步登六楼来到杨先让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此行是为了向杨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她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在廖静文等人努力之下，2013年，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奠基。
遥想当年，徐悲鸿登报征募一位图书管理员，来自湖南的廖静文，笔试考了100分……他们后来只做了8年夫妻。用杨先让的话说：“廖静文对徐悲鸿的爱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最伟大、最忠实、最值得歌颂的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