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甜）2018年1月19日，晚上八点，《欢乐喜剧人》的录制现场，郭德纲的化妆间里挤满了人，热热闹闹。郭德纲裹着黑色羽绒服，弯着腰，坐在黑色长沙发的中间。等待录制的时间里，郭德纲一分钟也没闲着，接受采访、谈工作、应人们的要求合影。晚餐是火锅，外卖已经送到，工作人员开始摆放食材，郭德纲算了一下，自己大约有五分钟的吃饭时间。
　　节目录制结束，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郭德纲凌晨三点去睡觉，第二天上午11点起床，这是他常态的作息时间，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差不多每天都这样，已经很规律了，理顺了就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月20日，下午三点多，郭德纲来到位于五环外的一家录音棚里，夫人王惠带着三岁的小儿子特地来此陪他，郭德纲将在这里为他自编自导的电影《祖宗十九代》录制宣传曲，一起参与歌曲录制的还有他的大儿子郭麒麟，以及他的徒弟岳云鹏和张云雷。
　　“民间闲散艺人”一直是郭德纲的自我定位。大儿子郭麒麟认为，那是父亲的自谦。2017年，郭德纲做了导演，“那也是民间闲散导演”，郭德纲用调侃的语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极少看电影，却拍了部电影
　　《欢乐喜剧人》录制现场，郭德纲的化妆间墙面上贴着“happy birthday”的装饰。“这几天，无论在哪个节目，他们都现场给我推个蛋糕出来，我这糖尿病都快犯了。”郭德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玩笑。
　　录制的前一天晚上，1月18日，是郭德纲45岁的生日。“我终于成熟了。”郭德纲叹了一口气说。他坦言，如今过生日，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我打18岁就这样，我也习惯了，我没有什么可感慨的。”
　　至于中年危机，他觉得自己也没有遇到。“我的危机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闹了一回，过去就完了。”此后的这些年，他持续着一种“看透了，习惯了，无所谓了”的生活态度。
　　二十来岁的时候，郭德纲觉得身边的同龄人看着都像小孩，他自己像家长。现在和当年的同学在一起，他觉得大家好像换了身份，那些同学看起来更像家长了。郭德纲想过自己七八十岁时的样子，得到的答案是：也会像现在这样。有人年纪轻轻心先老，郭德纲就属于这一种。
　　至于45岁之后的人生，郭德纲未曾有过规划和设想，“大衍之数五十，天演四十九，留一线给人争。争到了是运，争不到是命。”他脱口而出。“人不是随遇而安，是随运而安。”他这样总结，计划在他看来是无用的，他不愿为此花费脑力。
　　郭德纲生日当天，也是德云社的年会，年年如此。这一天，德云社的弟子齐聚北京，“在外漂着的都回来了，大伙热闹热闹。”如果单独为过生日而过生日，他说自己就不过了，理由是：折腾大伙，惊动不起。“我们不需要通过这些事情(过生日)来寻找存在感。”郭德纲的大儿子郭麒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自己从小到大也从来不过生日。
　　郭德纲曾说，除了说书唱戏说相声之外，其他行业和职位对他都没有诱惑。2017年，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电影导演。2018年大年初一即将上映的电影《祖宗十九代》是郭德纲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在他看来，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过去这些年，郭德纲没少在大银幕上出现，均是客串的身份。那些电影无一例外，全部被贴上了“烂片”的标签。对此，郭德纲并无异议。他很坦率，那些他参演的电影，都是三五天的客串演出，进剧组前甚至没看过剧本。说是去拍电影了，但他自己清楚，其实是去交朋友的。
　　郭德纲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拍摄《祖宗十九代》以前，他对电影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当你真正把它当作一个产品去做，进入里面，才发现是一个不一样的领域。前期创作阶段，你是一个匠人，到了后期卖片子，你是一个商人。”他说自己享受做匠人，“至少可以自己讲一个故事。”
　　“季节到了，玉米熟了，到了这个时候，就该干这个事了，以前并没有把这个(拍电影)看得这么重。”郭德纲说。喜剧之外的其他故事类型，他说自己也有兴趣和底气去尝试。而这次选择喜剧，是综合考虑的结果，也是让他最为踏实的选择。
　　事实上，郭德纲极少看电影，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他最近一次走出家门看电影，是2016年在冯小刚工作室看《我不是潘金莲》。再往前，是2015年参加电影《老炮儿》的首映礼。他印象中，自己已经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他印象中的电影院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学生时代，拿着学校发的电影票，1500人一起看一场电影。现在的电影院变成了什么样子了，他甚至没有概念。
　　对于电影，郭德纲说自己暂时没有野心。“如果这个电影观众还是觉得是烂片，那看来确实是烂，如果不是，那以前你们确实是冤枉我了。” 郭德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电影终归不会是他的主业，主业一直只会是相声。
　　“我就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
　　郭德纲的徒弟、喜剧明星岳云鹏是电影《祖宗十九代》的主演。对于岳云鹏而言，师傅找他拍戏，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只需要通知他即可。“我其实不太想拍他的戏，压力太大了。在他面前，我没有一点光环。”岳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师傅郭德纲，岳云鹏信任，也惧怕。一直如此。
　　这次拍摄《祖宗十九代》，刚进剧组时，岳云鹏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没有达到师傅的预期。郭德纲没说什么，也没发脾气，这让岳云鹏更有压力，“我不希望自己掉链子。”他又去读了一遍剧本。
　　他记得清楚，后来有一场戏，拍完后，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再到后来，他和演员吴秀波对戏，“特别好，特别好，我这次用你，我很大胆，但我没想到你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小岳。”师傅给了他这样的评价。“对于这部电影，我全力以赴，问心无愧，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岳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师徒多年，在岳云鹏的印象里，师傅郭德纲对他的口头认可，只有两次。2015年，在北展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表演，师傅压轴，那次的演出是对传统作品的改编，岳云鹏自己对那次改编很满意。“今天这个活特别好。” 表演结束后，他下台，师傅上台，擦肩的片刻，师傅说了这句话，这算得上岳云鹏在师傅这里得到的最高赞美。
　　赞美极少，批评常有。岳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前些年，师傅经常会当着一屋子人的面骂他，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也是个男人，我也是有尊严的，你干吗这样骂我。”他也委屈，不过他愿意把这视为师傅对他的磨炼，“他说的都是对的，我只能那么想。”
　　近一两年，他和师傅同台的机会少了，不过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一起录制综艺节目，一起拍电影，师徒之间不怎么交流，“他不跟你聊，也聊不动”。这样的相处状态，岳云鹏觉得很累。
　　舞台上，郭德纲是为大众制造笑声的喜剧人。舞台下，郭德纲不爱热闹，喜欢安静，经常沉默，发呆是让他快乐的方式。他不愿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喜忧，也没有人将他视为倾诉的对象。“高兴的事，跟别人一说，像是显摆，心里别扭，跟别人说，人家也帮不了你，还挺丢人的。”郭德纲说，“哪有那么多人值得你去倾诉啊。三天没人串门，我心里痒痒，有人来了，刚待了五分钟，我希望他赶紧离开。”
　　书房是郭德纲独处的空间。“看书，写字，画画，发呆”，是他独处时的生活状态。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恰好落在桌上的盆栽上。郭德纲坐在那里，望着被阳光照亮的鲜花，常常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看着，呆着，就挺好。”
　　郭德纲现在的家，书房是他最看重的生活空间。他人的闯入会让他不安，家人也不例外。他多次吩咐家人，进书房送水果，悄悄进来，放在那里就好。如果对方说了句“您吃吧。”他就会毫不客气跟对方翻脸。安静被打破，让他很不舒服。
　　七八岁开始读书时，郭德纲就开始收藏书籍，在北京最颠沛流离的那几年，东西弄丢了不少，唯独书一本没丢。那五六个书架，跟着他从租住的郊区小屋数次搬离，如今被安置在六环外的一栋别墅里。郭德纲偏爱古典文学，野史正史他都看。《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系列丛书是他定期翻阅的书籍。
　　相声的创作通常不在书房进行。“踏踏实实坐在桌子前是写不出东西的。”随时随地，想到什么，随手就记下来，要么记在手机备忘录里，要么随手找张纸条，掏出笔写下来。
　　郭德纲不喜欢参加饭局，有时候，他已经坐到饭桌上了，看到同桌有张陌生的面孔，会立即起身，扭头走掉。或者直接抛给对方一句：你走还是我走？也正因为如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但这是他承担得起的代价。
　　德云社在外商演，郭德纲会在跟对方签合同时明确表示：吃饭严禁有陌生人参加。
　　有时候，主办方并没有把那一条款当真，演出后照样安排饭局，对郭德纲说，“我给您请了我们这所有有钱的人。”
　　郭德纲就说，“你呀，给我买两盒方便面，我回酒店自己一泡就好。”
　　2005年之前，当郭德纲还没变得家喻户晓时，有饭局，对他来说是好事，他都去参加，但骨子里是不愿意的，只是没有拒绝的底气。“人家叫你吃早点，你也得去啊。”成名的好处之一是拥有了选择的主动权。
　　如今，偶尔也还是有那么几个不得不去参加的饭局，郭德纲经常是一坐下来，就盼着上主食，“怎么还不结束啊！”他也明白，既然露面了，就不能只是当个摆设。他会礼貌性地参加人们的交谈，回应“是的”“好的”以及“谢谢”。至于人们期待中的那个谈笑风生的郭德纲，他不愿成全。
　　“我这人挺讨厌的啊。”郭德纲自我评价，他把自己归类为“社交恐惧症”患者。
　　“也不是社交恐惧症，孤傲吧。”儿子郭麒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他眼中的父亲。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自我，患有社交恐惧症的郭德纲，在他决定做导演时，却能一下子找到30多位明星朋友前来帮忙。 “朋友之间还是得用心。” 郭德纲并不觉得所谓的吃吃喝喝，是人与人之间有效的交往方式。
　　遇到秉性相投之人，即便五年不见面，只要对方有事相求，郭德纲也会立即伸出援手。在郭德纲看来，了解一个人，无需长期的相处，经常是第一次见面，一个眼神，他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他有交往兴趣的人。郭德纲七岁学评书，一套评书里面成千上万的角色，他那时候就学会了通过人们说话时的表情洞察人们的内心。“他的眼角是什么样子的，嘴角怎么歪，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跟他的心是连着的。”
　　“我今天给你一个苹果吃，明天你给我一个梨吃，咱俩互相能想到对方。”这是郭德纲对朋友的定义。这样的朋友，郭德纲身边有五六个，这其中包括导演冯小刚和主持人孟非。学生时代留下的好友，也就一两个人。三五年一条短信，是彼此之间如今仅有的联系。
　　“我就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这是他享受的一种“很清静”的生活方式。他说自己有语言洁癖，无用的话，一句也不愿多说。大部分的交往沟通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被他人理解几乎不可能实现，似乎他也不需要被理解。“为什么他住在六环外啊，他不喜欢别人串门。”大儿子郭麒麟说。
　　一直有“吃不上饭”的职业危机感
　　人们想象中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似乎应该对情绪有着极强的掌控力，不会轻易产生情感波动。他也承认，很长时间以来，他有着“铁打的心肠”。而“眼窝子变浅了”却也是当下的真实状态，这是过了40岁之后发生的变化。“经历了很多事之后，慈悲心就有了，感情细腻了。”郭德纲说。儿子郭麒麟见过父亲哭泣，他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是在父亲给侯耀文上坟的时候。
　　半年前，郭麒麟从家里搬了出来，自己租房住，这半年当中，他和父亲郭德纲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都是因为工作。郭德纲生日当天，郭麒麟当面跟他说了句“祝您生日快乐”。称呼长辈一定要用“您”，不能用“你”，这是父亲郭德纲定下的家规。郭麒麟小时候有些逆反心理，不按父亲的要求来，如今他已经接受并习惯了。在家里，他称呼父亲郭德纲为“郭老师”，称呼母亲王惠为“王总”。时至今日，郭德纲自己接父亲的电话，一定站着。跟父亲说话，必须挺直腰板。
　　而诸如“天冷了要多穿衣服”这种存在于大部分父母和子女之间嘘寒问暖的表达方式，不会出现在郭德纲和郭麒麟之间，郭麒麟觉得这些话“太假了”。 “怼”是他们之间表达亲切的方式。“越是长时间没见面，见面时挖苦我的话就越多，他越是这样(怼我)，我越觉得他是爱我的。”郭麒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么多年，郭德纲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创作状态。让人笑比让人哭要难，这是很多喜剧人的共识。郭德纲倒不完全同意。“喜剧悲剧都不容易，让人哭容易，让人好好哭也难。”
　　身为相声演员，持续逗乐观众是郭德纲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难题。“还是看天赋，相声演员，没有好与不好一说，就是会与不会。”郭德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云社每一年招生之际，三千多人报名，最后能留下的只有10个人。他选人，如同老木匠看木料，谁有天赋，什么时候开窍，他见一面，就知道了。“他都笨死了，但是有天赋。”如今，郭德纲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的徒弟、如今的喜剧明星岳云鹏初到德云社时的表现。
　　当年，整个德云社，除了郭德纲，没有第二个人看好岳云鹏。“也正常，都认可他了，不都明白了嘛。”郭德纲说。岳云鹏私底下也不爱说话，看起来和师傅郭德纲很像，但郭德纲很清楚，岳云鹏的沉默源于自卑，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之前团队也有人建议郭德纲签一些民间段子手，但他拒绝了这种形式，他知道笑料不可能批量生产。“街坊老太太说句话，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哥几个喝多了说的话，有时也挺好玩的。每一个人都是段子手。”他说。
　　一张A4纸上可以写十段相声文本，但他往往只写上关键词。很多时候，上台之前，他还没想好要说些什么，留些空白，即兴发挥，这是他的习惯。如果提前都准备好了，反而没那么顺畅了。
　　在家，在酒店，没事的时候，躺在那儿，自个说着玩。没有文本，张口即来。
　　把相声视为俗文化，郭德纲并不赞同，“应该说是接地气，是通俗，不是庸俗。”郭德纲也不认为相声是讽刺的艺术。“相声不只是讽刺，讽刺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相声对我们来说，是吃饭的手艺，我没有把我拔得那么高。对于观众，就是娱乐的工具，你从中能够悟到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是你的高明，并不是我们强加给你的。” 这么多年，郭德纲对相声的认知从未改变，“如果通过我的电影，受到了一些启发，那我求之不得，但我不能一上来就说教，那就违背了艺术的原则。”
　　至于什么是艺术。郭德纲有自己的理解，“艺是演员的能耐，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单有艺，卖不出去，叫诈骗；没有艺，那是商人。”在他看来，艺和术并不冲突，术并不妨碍艺的纯粹，艺的价值正是通过术来证明的。
　　大儿子郭麒麟崇拜父亲郭德纲，是晚辈对行业领头羊的崇拜。徒弟岳云鹏一直视师傅郭德纲为自己的偶像，“他的生活状态是你期待的，但一直没达到的。”
　　而郭德纲本人，似乎一直有“吃不上饭”的职业危机感。“人，得正视自己。”郭德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