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作者 杨洪涛）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逐步壮大，都市文化成为影响社会思潮走向的重要一翼。然而，在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和新兴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碰撞与摩擦，让都市人在迈向小康的同时，也有着诸多的焦虑、困惑，于是爱与恨、悲与喜、苦与乐、分与合纷纷上演，都市情感剧应运而生。 　　新世纪以来，都市情感剧在类型化发展几近成熟之时，却走进了创作招数同质化的窄巷。尤其是近日扎堆播出的《我们的爱》《盲约》等，给观众一种套路化的感觉，这一现象值得创作者思考。给故事植入话题，是都市情感剧的第一个套路。都市情感剧脱胎于家庭伦理剧，并走出家庭视域的局促空间，放眼事业与生活、时代与个体、情感与欲望等诸多命题，通过透视都市人群的情感历程，揭示具有时代共性和典型意义的当代社会价值理念和精神图谱。都市情感剧将生活的琐细浓缩到典型故事当中，让情感博弈的种种情态逐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近年来，几乎所有成功的都市情感剧都绑定某一个甚至多个社会热点话题。《欢乐颂》系列聚焦于都市人群的阶层分化，观照社会转型时期职业女性的情感诉求；《大丈夫》和《小丈夫》分别通过老夫少妻和少夫老妻这两对非典型、极致化的婚恋角色，去审视和论证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的婚恋组合；《盲约》深度阐述“结婚狂”夏天试图通过不断相亲来寻找真爱的心路历程，探讨大龄单身女青年在社会面临的困境。创作者试图通过形成社会话题、引发受众讨论的方式，赢得高收视率。然而，如何在创作中发现情感波澜背后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敏锐捕捉话题背后的社会思潮和现实困惑，还需创作者深度揣摩。给人物贴上标签，是都市情感剧的第二招。比起谍战剧或历史正剧，都市情感剧中人物的复杂性和传奇性要弱化许多。标签式、扁平化的人物占据了都市情感剧的荧屏。《欢乐颂》里的曲筱绡和《好先生》里的江莱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角色。创作者在角色设置上给她们贴上了鲜明的标签：“富二代”，率真、任性、洒脱，有着偏执的占有欲。《亲爱的翻译官》里，男主角被刻画成性格乖戾、冷漠刻板的形象。他时常莫名其妙地狂怒、焦躁，完全看不到幽默和优雅，显然不合乎人物性格逻辑。还有近日演员靳东在《我的前半生》和《我们的爱》中分别饰演“孔雀男”和“凤凰男”两种拥有极端特质的人物形象。都市情感剧的创作者大多着迷于典型性格的塑造，喜欢给角色贴上标签，再通过人物之间的性格碰撞，生成叙事强情节，结果就涌现出一批性格怪异，行为动机缺乏逻辑，给人神经兮兮之感的形象。把台词变成金句，是都市情感剧的第三招。与电影相比，电视剧的台词密度要浓重许多。电视剧戏剧冲突的结构、人物关系的表现、人物性格的揭示等皆有赖于有声语言推进。尤其是都市情感剧，需要更多地观照生活，凸显现实主义气质。但过于世俗化的台词设计，会让剧作显得乏善可陈，缺乏戏剧性和愉悦感。于是，都市情感剧的创作者把台词进行格言化、段子化的设计，制造所谓“金句”，用看似富有哲理的台词昭示角色对人生和情感的态度，给予观众某种心灵触动和生活启示，让他们可以细细端详自己的情感和周遭的世界。 　　《男人帮》里的矫情作家顾小白总在剧作结尾处发出类似“女朋友的定义可以随着每个人不同的认识而发展出五花八门的答案，有的人牵过手就是女朋友，有的人经历了一切却彼此否认曾经认识过”的感慨；《我的前半生》里贺涵不时对罗子君进行一番诸如“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的教诲；还有《好先生》里陆远的爱情宣言“为了爱情，甚至与自己为敌”，江莱的告白“真正的放下是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等。过多的心灵鸡汤式金句，有时容易变成创作者“伪哲学”“假深刻”的障眼法，来掩盖剧作在揭示社会深层矛盾的无力，有时也会喧宾夺主，影响剧作对人物性格真相的深层挖掘。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引起创作者注意。都市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引擎，能够引领社会风气、表现时代风貌，是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重要的生活参考、审美依据和情感指导。因此，都市情感剧的价值引领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所有都市情感剧都以上述三种套路指导创作，只会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创作者应该努力实现差异化叙事，以规避同质化、套路化的创作弊端，用更加敬畏和审慎的态度面对创作和观众。《光明日报》（2017年08月30日12版） 责编：叶圣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