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王艾甫病了，经历了三次脑血栓复发，这位曾两次出国参战的老兵如今站着都需要拐杖，走路需要坐轮椅。

23日，他将自己花毕生心血建立的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赠送给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委、县政府。这是一次特殊的“退役”。

入伍

23日，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倚仗手下的拐杖，王艾甫颤巍巍地站起来迎接参观人员。纪念馆的二楼，如果没人帮忙，他已很难上去。

王艾甫是地道的左权县西关小南头人。1941年，他出生于一个贫苦之家，排行第五，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人口多，再加上灾荒年缺衣少食，日本鬼子又实施‘掐脖子封锁’和‘翻箱式扫荡’，鬼子一来，父亲把我放在筐里担上就跑，颠得我直想呕吐。”

在父亲的筐子里，王艾甫慢慢长大。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942年5月25日，正在指挥队伍抗击日军扫荡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被一颗流弹击中，牺牲在辽县麻田十字岭。当地人民为纪念左权将军，将辽县更名为左权。

十一、二岁时，每天天不亮，王艾甫就起床磨豆腐，吃不上豆腐，只能吃点豆腐渣。

十六岁时，经亲戚介绍，王艾甫考上技校，进入太原铁路局，成为一名司炉工，负责用铁锨往炉膛里添煤。1960年，王艾甫不顾亲人的反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左权人向来有当兵的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曾入驻左权，中共中央北方局、鲁迅艺术学校、白求恩医院均曾在左权留下痕迹。当时的左权县，“家家有兵，户户备战”的说法并不夸张。

很多年后，王艾甫收集到一本名录，里面有一个五岁孩子的名字。对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薇告诉记者，这说明当时的左权是全民抗战，这个五岁孩子负责放哨，“可能里面是八路军在开会，他就装作在院子里玩，实际上在放哨。”

当兵期间，王艾甫曾跟随部队抗美援越、援老。援越时，他所在的电话班是先遣组，负责铺设电话线路。

他说：“我经历了多次上百架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更亲眼看到我亲爱的战友突然离去，刚刚几分钟前还在一块吃饭，喝白水，说说笑笑，活灵灵的一个人。一块弹片，就让战友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

左权将军的地图

1981年，王艾甫告别军旅生活，转业回到太原，辗转进入山西省检察院工作，直至1996年退休。

他爱好收藏，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件。通过多年努力，他收藏了十三大类、数十万件藏品，并被推选为太原收藏协会会长。

在他建立的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很多珍贵的物件。和左权将军有关的有两件，一张晋冀鲁豫边区改辽县为左权县的通令，一张由左权将军下令绘制的地图。

前者是他花了半年时间，从一位藏家手中得到。这份通令独一无二，上面用小楷写满字，内容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2年批准辽县改为左权县，通知党政部门和群众参加成立大会，并署有主席杨秀峰的名字。

后者是一张军事地图，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测图室测绘。该机构是左权将军1941年3月在左权县苏公村亲自组建的，张国器是其首任负责人，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测绘导航局。

王艾甫的每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1996年3月，他从旧货摊上发现了《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和太原战役中84位烈士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以3000元购得。当时，他每月工资仅300多元。

寄出了几百封信，打了无数个电话，均杳无音信，从1996年到2005年，王艾甫没有为一位烈士找到家乡。他只能奔向太原附近的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们的墓碑。

2005年，湖北记者汤华明前来山西寻访抗战故地，找到王艾甫，记下了11名湖北籍烈士的资料。数月后，湖北省云梦县钟垸村传来消息，郝载虎烈士正是这个县的人，还有亲人健在。不久，王艾甫卖了一些银元，凑上路费，将郝载虎烈士阵亡通知书的彩喷复印件等送到烈士家乡。

在为烈士寻找亲人的过程中，王艾甫遭遇过“踢皮球”，还被人打过。二十年来，他和志愿者们走过大半个中国。

告别

23日，捐赠仪式现场，轮到王艾甫讲话时，他放下拐杖，强撑着站起来。他对馆内的藏品如数家珍，“这是赵树理写作时坐的小板凳，这是八路军留下的行军锅，这些是日本每日新闻社、朝日新闻社出版，反映从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写真集。”

2017年1月下旬，腊月，王艾甫决定捐出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搬回老宅，“又欢喜又凄凉。”

他说：“我几乎用一辈子的心血、精力和积蓄收集的抗日藏品，已经成了我精神和肉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他相信，纪念馆捐给左权县委、县政府后，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应，“我家兄弟六个，有四个当兵，我大哥1946年扛着小米去当兵，在淮海战役中失去一条腿，我未来准备做一个家庭的抗日纪念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