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修复师李屹东和潘菲的带领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七绕八绕才走到了隐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深处的古籍馆文献修复室。这是一个安静的空间，说话都不自觉地降低音量。窗外，是北京冬季的阳光，室内，是年轻的修复师和他们手中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籍。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200余万册古籍，修复师不到20人，80后占到一半以上，最年轻的李屹东和潘菲都是1989年生人。修复师们在大学学的是化学、美术、历史等各种专业，但一进到修复室，从和古籍打了个照面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了共同的事业：我在国图修古籍。

古籍修复第一课：打浆糊

修复室门口的地上，摆着一个有些历史的汉白玉鱼缸，游着几尾红色金鱼。初次来的人都会夸一句，“养得真好”;李屹东则笑着说：“勤换鱼就好了。”

李屹东本科学的是美术史，硕士学的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对书画修复算是有一些基础。但每个年轻人进到修复室后，都要先上几个月基础课。

第一课，打浆糊。

“别看第一课，很难的，我练了几个月，才基本学会。”李屹东说，浆糊分两种，淀粉浆糊和面粉浆糊，前者多用于修书，后者多用于修画。市面上卖的淀粉可能有添加的，修复师们不放心，所以，打浆糊用的淀粉是他们从面粉中手工提取出来的。

“先把面粉和面，然后水洗，洗掉的就是淀粉，洗剩下的那团特别有弹性的东西就是面筋。”说到面筋，李屹东也很有研究，“面筋先蒸，蒸完放冰箱里冻，冻完切片，和辣椒一起炒最好吃……”打淀粉浆糊的副产品——炒面筋，大概是专属修复师们的特殊福利。

尽管淀粉浆糊步骤繁琐，但真正考验修复师打浆糊水平的还是面粉浆糊，要掌握面粉和水的比例、水的温度、冲水的高度、时间、力度……最好的面粉浆糊应该微微发黄，拿碗一舀就是一坨，不会散，放凉水里一镇就能用，总之，“比新东方学做菜难”。

浆糊很稠，李屹东这样的年轻小伙儿都打得胳膊酸疼，但必须手工，不能用搅拌机。在修复室里，有很多工具都是“前辈修复师传下来的”，比如，压书的铅砣、大理石砖，尽管有了电器设备，但机器始终没有手的感觉，力量大小很难控制。

不过，年轻的修复师们并不排斥新科技，有好用的也绝对不放过。“比如，先进的纸张纤维分析系统能够准确地检测出原件和补纸的成分，对古籍修复就有很大的帮助。”李屹东说。

过敏是组病，手机贴膜是“组传”秘技

潘菲毕业于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统招的古籍修复专业。她干这一行，纯属各种机缘巧合。“小时候喜欢音乐，差点学作曲;又喜欢孩子，想学教育;给孩子画墙画时，觉得自己动手能力也比较强;高考看到这个专业，就报了，就录取了，就来了，慢慢就喜欢上了”。

从不认识繁体字，到考试都得用繁体字答卷，潘菲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泡在南京图书馆认字。基本功扎实的她，可以自豪地在同龄人李屹东面前宣布，“打浆糊，我上学的时候就会了”。

这两年，潘菲参与了清乾隆藏书“天禄琳琅”的修复，291部藏书，破损严重的有300多册。“有一册已经变成‘书砖’，都粘在一起，就要经过蒸、揭等步骤。”潘菲说，“过敏是组病。”

李屹东记得，自己上手的第一个任务是一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合订本——被水浸过，长了霉，一打开书，就能看见烟从书上升腾起来。李屹东戴着口罩捧着书，先把灰小心掸掉，再到室内水洗，前后半个月，才把书修好。

“还有的书，封底被老鼠咬过，封面有虫子的尸体……古籍里什么脏东西、新奇的东西都有。我们基本都过敏，我手上就经常起皮。”李屹东说，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不小心，还可能误除了关键性信息。

前段时间，李屹东修一本印谱，发现附页上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还以为是番茄酱呢”。后来经过高倍放大镜仔细看，发现是一枚海关烫印，上面还有出入境的字样，这就透露了这本古籍的一个重要信息——海外回流。

李屹东参与修复过的最珍贵的古籍，是乾隆时期的《五百罗汉图》孤拓，原石早已不存，拓片也只此一件。修复小组有十几个人，年轻人就给老师傅打下手，20多米长的拓片铺在地上，老少修复师跪成一排，全撅着屁股，足足修了一两个月。

除了过敏这个职业病，潘菲透露，修复师们都会有一门颇为实用的技术——手机贴膜。“我们全都自己贴膜，如果干我们这行不会自己贴膜，那就太奇怪了!”

修一本古籍，与上一代修复师对话

潘菲在修书时，会和书先建立一种感情，“就像新认识一个人”;修完了，她甚至会轻轻打个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的古籍内容很有意思，潘菲会一边修一边看，她发现，有些事儿从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前两天修《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还说“可谓失东隅收桑榆”。这让潘菲颇有同感。

李屹东觉得，自己修书时是在和上一代修复师对话。“古代修复师也有不认真的。书页上有破洞需要补纸，一般补上去的纸就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会不平整。但有的古人拿着一张大纸就糊上去了。”李屹东说，“我们最怕上一代修复师不讲究，我们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复师骂。”

在过去，古籍修复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师父耳提面命，手艺代代相传，每位修复师都能上溯到当年的某位修复大师。这种师徒制度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室仍有仪式存在，每个年轻人进来，都会择期举行拜师仪式，指定一位师父。不过，给师父端茶倒水的旧式师徒关系已经消失了，主要是技术和经验指导;在将来，学校体系教学或将慢慢成为主流。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说：“修复师以前一直被当成工人，不受重视，评职称难度大，所以造成很多人才流失。现在不同了，年轻人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部分拥有硕士学历，他们一方面跟师傅学，一方面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比如用显微镜分析纸张纤维，用化学分析看颜料成分，这是以前做不到的，这是年轻人的优势。”

在2006年有一个说法，全国当时约有1000万册古籍，修复师约有100人，按这样的情况，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所有的古籍修一轮。但书不断修，不断又有损坏，这个事儿永远完不了。

“来这儿是一件幸运的事。”李屹东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讲到，复制可以做到和原物一样，但缺少灵气儿，当你触摸到实物，纸张的纤维、粗糙，墨是浮在上面还是沉在下面，直接和你肌肤相亲，这是复制品无法企及的。有形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它将来的价值在哪里，一定要好好保护。”

李屹东小时候想当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要创新，但现在修古籍不能创新，“你在古籍上创新就是破坏文物”。那会遗憾吗?“不遗憾，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就已经很成功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走红，也波及了“我在国图修古籍”的修复师们，这间修复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显然，人们对这个职业的了解还停留在好奇心的阶段。

每当亲朋好友问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屹东就答，“修书的”;如果再问，“到底怎么弄呢”，答，“就是粘吧粘吧”。

潘菲笑着说，自己是“搞古籍”的，而爸妈是“搞航天”的，双方处于一种“谁也不懂谁的友好状态”。有一次带妈妈去博物馆看展览，潘菲讲解，“裱画的时候要把画喷湿”，妈妈当时就震惊了。

工作之余，潘菲在每周的两个晚上，都会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团里成员有金融行业、医生、老师、公务员……干什么的都有。“很多人认为，你干古籍修复，是不是都‘那样’，但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工作和生活是两回事。同事们有各种爱好，越剧、合唱、钢琴、古琴、绘画、足球……”

有时候，李屹东也觉得自己和时代有一些脱节。“和大学同学吃饭，人家都在讲创业，什么P2P，C2C，O2O，我听得云里雾里。时代进步挺快的，我们仍然在和最古老的东西天天打交道。”李屹东说，“但北京就这点儿好，圈子很多，总有一个适合我。”

李屹东住在北京大兴区，每天上班单程地铁需要50分钟。在地铁上，他最常做的事儿就是看手机，“工作时看纸质书够多了，其他时间就看点儿手机吧，别被时代抛弃了”，但看到和古籍相关的内容，还是会格外关注。

李屹东说：“现在把做修复的都抬得跟世外高人似的，其实就是工作。只是人们太长时间没有接触这个职业，就给它贴上了虚幻的标签，非得和匠人精神联系在一起。其实哪行哪业不都得有匠人精神，敬业而已。”

在这间安静的文献修复室，除了古籍，年轻人们也经常讨论房价涨了跌了，炒面筋又有什么新的做法，话题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如果你有志于从事此业，潘菲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好多人说我们组的人长得年轻，大概是因为修身养性吧。”

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