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糊涂，把我忘了！”这曾是周有光最爱说的一句话。
前天，周有光刚刚过了自己112岁生日。昨日凌晨3时30分，周有光便溘然长逝。
据周有光生前好友、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介绍，1月13日，他还去探望了周有光先生，情况还算可以。但夜里他身边亲属来电话说，周老情况不好，半夜立刻送至协和医院。时至凌晨3点半，周老驾鹤西去。近几年来，蒋彦永每年都会向外界通报老人的健康状况，但这一次他难过地说：“他走了，他可以和夫人、儿子、女儿共享天上的快乐了。”
周有光的一生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他就像自己的笔名“有光”那样，一生周全而有光。单单走过一个世纪就已经足够不同寻常，但周有光不但活得久，并且够广。他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大专业，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尽管他一再否认这样的称谓，但外界坚持了这样的说法。他参与主持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编译，连襟沈从文笑称他为“周百科”。他还是为数不多的曾与爱因斯坦谈笑风生的中国人，评价爱因斯坦“没有架子，衣服穿得还没我好。”
小黄楼里的“喜丧”
1月14日下午5点，天色黯淡，风依然凛冽。北京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的一家小卖铺里，一名男子徘徊不定。他在犹豫着是否走进不远处的那栋黄色的小楼。
明黄的颜色并不能掩盖这栋小楼的老态，单元门和各家的窗户似乎在暗示着它的年龄——一位要回家的老人说楼大约是1984年左右盖好的，没有电梯，她不得不每天费力地在台阶上攀爬。
终于，走到第三层的时候，她不得不停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声音掩盖了一旁防盗门里传出来的隐隐人声。一两分钟后，老人继续着她归家的行途；留下的只有那道紧闭的防盗门和为生命而忧伤的唏嘘——那里便是周有光先生的家，也是他离开人世的地方。
防盗门并非永远紧闭着，其实，这个下午，它已经接待了许多周有光先生的学生和朋友，当然也包括诸如常州市副市长和统战部部长这样的官员——常州，那是周先生出生的地方。
与他们相比，小卖铺里的这位男子显得“微不足道”：他，只是这里所属社区居委会的书记。但在他的手机里，却保留着和周有光先生的合影。那是去年10月10日，他探望周有光时拍下的。照片也透露着周先生家里的“秘密”：布置普通，房间内摆放了一张床，一个小的木制方桌，两把椅子和一台电暖器，房间地上铺的是黄色的地板革。
这位姓于的书记说老人家里很朴素，没怎么装修过，只是去年楼道改造的时候把厨房、厕所改造了一下。
他的描述与著名作家谢玺璋所描述的不谋而合，后者还提到了老人的书房：“……来的客人都引到他的书房坐。书房也就十来米，绝不能算大，陈设简单而实用，窗前放一张书桌，靠墙立两个书柜，对面是双人沙发，大概是为他休息所备，客人来了，也坐一坐。桌上摆着电脑，我们进来，他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招呼我们坐下。”
谢玺璋印象中的周有光平和而亲切，而在这位于书记的描述里，周先生更是一位与一般老人无异的社区居民。他描述老人去理发的情形：“理发师是他老乡，以前总是上门理发。去年大概七八月份的一天，老爷子比较着急，就让保姆推着去理发，他也是想着出来转转。”
回忆给予了这位书记勇气，他决定去老人家里祭拜一下。5点20分左右，他走向了小黄楼。大约10分钟后，他走了出来。短暂的时间却给予了他深刻的记忆：家中设置了小灵堂，有一张彩色的画像，下面桌子上摆了鲜花。他称，家属后续会尊重老人的意见，可能只准备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
“用北京话讲，”他说，“这也是喜丧了。”
理想与爱情
“喜丧”的说法，表达着传统风俗里人们对于去世的长寿者的敬仰，但活了112岁的周有光对自己的寿命，总是带着一种豁达与幽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森根先生曾经讲述过周先生的一桩旧事：因为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而走过110岁的周有光曾幽默调侃：“不能怪算命先生不准，主要是因为科学进步、医学进步，所以我才能长寿，还有大概就是上帝把我给忘记了。”
科学在进步着，医学也在进步着，但支撑他生命进步下去的，更重要的是思想。
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富足的封建大家庭中，他是独子。那是一个有着内天井、雕花大床的童年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对着牌位、祭拜祖宗习俗的晚清时代，他曾经向作家金玉良描述过自己的童年记忆：他见过曾祖父母、祖父身穿朝服，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样子。
不过，周有光曾祖开始的辞官做实业以救国之路，最终随着战乱而化为乌有。时代在进步，但是周家却在衰落。周有光的母亲不愿看到入不敷出的家里还过着那种排场一样的生活，带着他离开了常州来到了苏州。
从此他开始了贫寒的生活。金玉良的《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慢慢摇》一书中，记录了周有光这样的一段话：“周先生说：‘读中学和大学是家里最穷的时候。京戏有出《王定保借当》，王定保家境贫寒，借当赶考，最后考取状元。我考入圣约翰大学，也是借朱老伯母两箱陪嫁送到当铺，才凑足学费。’”
“五卅”惨案改变了周有光的求学甚至人生轨迹。由于要求学校降半旗悼念死难同胞遭拒，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发起了“离校运动”。周有光带着信念和理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此地，最终在一所新办的光华大学，凭着免除学费，念完了大学的课程。
这位年轻的毕业生来到了浙江民众教育学院任教。在这所移风易俗、男女同校的新式学院里，周有光是众多女孩子倾慕的对象。周先生曾向金玉良坦言：“我在杭州真是交桃花运，许多女孩子追求我……但当时我只想留学，所以非常谨慎，不敢和追求我的女同事或女学生拉手。从不和她们出去玩，也不随便到西湖边上散步，只在房里用功。那时糊涂一点，就麻烦了。”
其实，那时的周有光已经结识了一位有钱人家的女孩，不过他一直把她当做好朋友，并无他想。甚至到了1932年，周有光去杭州谋生，女孩去探望他时，他也没有把她当做“女朋友”，直到女孩家里有人提亲，他们才确定了关系，并在1933年结婚。这位富家的女孩便是张允和。
张允和曾说她和周有光热恋之时“适逢有光下岗、待业”；而婚前周有光曾对张允和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则答曰“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由此，两个人的爱情，历经近70年风雨，却始终琴瑟和鸣，情比金坚。直至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
金玉良的书中有着这样的描述：“周有光先生小书房的墙壁上，挂一幅他和夫人的彩色照片。照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照的，先生和夫人并肩站在花丛中低头看书。夫人允和身穿紫色中式长衣。虽然，她常对镜头后的摄像师笑说：‘不好意思，老了……’”
半路出家
周有光曾说过：“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孙女上小学时有一次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不就是个0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写照。”
显然，这是周先生的自谦与自嘲。虽然周有光无论在国内求学还是海外留学学的都是经济专业，但是他在青年时代便对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感兴趣。上海解放后，他曾写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字母的故事》等书籍。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周有光任委员。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文改会”希望周有光留下，当时周有光对“改行”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在那个盛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思想的时代，周有光的思想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最终他留在了“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任主任。
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周有光成了搞文字的了。
拼音这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光是采用什么样式的字母，就引来各路专家争执不休。苏联专家提议的俄文西里尔式该如何与国际接轨，汉字笔画式，又要如何让人能看到象形文字就学会发音……
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变读法则十分复杂，普通人难以掌握；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而得到国际认可的威妥玛式却连很多音都拼不准……一番波折后，深思熟虑的周有光提议：不妨就采用拉丁字母。
在这个提议得到通过之后，三年的时间，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为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方案公布以后，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晋南小城万县，一般的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及至年迈，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依然是周有光心中所骄傲的一件事情。他曾对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静思录》的责编廉萍说：“你看，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学拼音。”
廉萍趁机问了一个自己困惑多年的问题：“ü是我最喜欢的字母，一条小鱼两个泡泡，太可爱了。可是jqx小淘气见了鱼眼就挖去，为什么挖啊？留着多合适。”
周有光说：“为了写着方便。”
在周有光100岁的时候，他曾经写道：“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重回“婴儿时代”
事实上，周有光并不满足于曾经的成就，即便年纪大了，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和工作。在他的儿子周晓平的讲述中，他退休只是把办公桌移到了家里而已。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几种常见模式，探索其形成的复杂原因，试图揭示某些社会发展规律，以此告诫国人少走弯路和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或许100岁时的周有光依然觉得自己年轻，甚至于2013年12月的一场大病，也未能打倒这位老人。而在他109岁的时候，他在儿子的眼中依然是精神年轻的老人：“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他已经整整满109岁了，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的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的话语。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
在周晓平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一个严肃但不会打骂于他的人，是一个走着走着路，会突然捏紧他的手，若有所思的人，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但不提倡孝道的人。周晓平不会忘记父亲对他所说的：“我不是要你对我孝，我是要你Philanthropy（博爱），有博爱之心，你都会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希望你获得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
周晓平这样描述自己年迈的父亲：“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忧郁于未来——虽然他一直是乐观的。百年阅历让他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
直到2015年去世，周晓平也没有看到自己父亲真正衰老的那一刻。而对于周有光来说，即便在98岁痛失爱妻，110岁痛失爱子之后，他依然顽强地活着。
但或许，真正的衰老也就从2015年开始。周有光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森根在2017年1月13日周有光112岁生日的这天，撰文道：“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周有光身体需要维持健康的平衡比以往几年更为困难，都不得不需要数次入院治疗。2016年12月5日周有光因发烧进医院里住了3周，然而当月27日又平安出院回到家里。当下，他已经顽强地跨入了112岁的门槛。他真是返老还童，返璞归真了，又回到了‘婴儿’时代，没有多少气力了，开始不愿说话了，用手势和眼神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只想躺在床上睡觉……”
“该写的他早就写完了，该说的他也说完了，该交待的他自认为也不需要再交待什么了。他也许更需要整日整夜地徜徉在回忆的睡梦中，追忆当年在常州府中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师友，回想他自己在抗战期间艰苦又难忘的日子，寻找‘文改会’同事的面庞想与他们抵掌而谈，默念离休后他结识的一大串文友的姓名……这个世界好像渐渐与他无关了。他一生经历的事成千累万，应有尽有了，他现在似乎更需要离开这个现实的世界，只想走进他那个虚幻的世界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