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目光放远,才知道中国经济底气何在
2019-05-18 10:34:05 来源:汉网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目光放远,才知道中国经济底气何在

5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武汉演讲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

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近日,“芯”驱动高端论坛暨2019北大国发院(武汉)论坛在光谷举行,新近受聘为长江财经智库专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受邀演讲,分析武汉高质量发展,展望中国经济前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底气何在、信心何在?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姚洋教授。

中国巨大市场摆在这,

没有哪个企业会轻易离开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您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姚洋: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外贸方面,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外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在逐渐降低的,现在已经不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从短期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稳定信心。譬如怎么去稳定股市?一方面我们要出台一些政策,一季度那些刺激政策,我个人觉得不要急着推出去,要维持一段时间,这样才能让大家意识到经济的流动性是充分的,股市才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在生产面和消费面,也要有一些实际的政策举措,提振消费,降低企业税费,当然,税已经降过了,也很好地减轻了企业的成本费用。把大家的信心维持住,我们短期内就能平稳地过渡。

长期来说,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经济韧性超过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姚洋:首先,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部门中任何所需的部件、技术,就算在某些领域技术和生产能力不够好,也还堪用,因而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在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不确定的世界环境,有人担心大量企业会转移到国外。这有点杞人忧天了,由于中国的产业比较齐全,外国投资时,很容易就能从本地找到生产厂家,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的成本。这使得中国即便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产业还是愿意留在中国。所以,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可能会转移,但绝大多数企业还是会留在中国。

其次,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这意味着企业发展的前景值得期待。例如“平安保险”,这个完全立足于中国市场的企业,能在世界500强中排到第28位,为什么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摆在这。所以我们国内的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罢,不会看不到中国市场的价值,也就不会轻易离开。

第三,我们政府政策调整的速度足够快,一看到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就会有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出台,保证经济平稳过渡。

中国不是第一次被“卡脖子”,这反而促成自主研发动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仍然存在的战略机遇期,如何看待危机和机遇的关系?

姚洋: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挑战,虽然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困难,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发展的机遇。现在最大的挑战显然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的封锁,短期内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速度肯定会降低,因为我们很多技术都是从国外,特别是从美国引进的,被封锁了,技术进步显然会受到影响。但长期而言,这反而会成为我们进行自主研发的动力。

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70年的历史,其实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前苏联一开始援助我们,后来不援助了,我们就自己干。我们的空间技术、原子弹、导弹技术都是这样给逼出来的,而且到了今天,我们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之后,美国不让我们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我们就自己建一个。GPS被美国垄断,我们就自己研制。本来想跟欧洲合作,欧洲不愿意,我们自己还是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发出来了,而且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来能跟GPS竞争的导航系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国外卡我们“脖子”,我们做得可能会更好。当然了,这需要艰苦奋斗,可能要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但最终,中国能做成!

有许多观点,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看成非此即彼的关系,您怎么看?

姚洋:首先,引进技术,成本更低。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自己去开发,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对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引进现成的技术,能快速缩小技术差距,如果消化吸收后还能再创新,甚至可以形成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绝不放弃对外开放。但是现在,美国人说“对不起,这个技术我不给你了,不想让你‘占便宜’”,我们当然只能自己进行研发。事实上,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间并不对立,有的领域、有的技术,是不可能通过引进得到的,只能靠自己,不存在引进还是自主研发二选一的余地。

所有技术都自己来搞,既不现实,也会大大降低国家发展的速度,甚至出现一种技术还没研发出来便已过时的情况。但一味地迷信引进技术,容易对发达国家形成技术依赖,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上处处受制于人。通过自主研发,提高本国的技术能力,既能更好地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也是最终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在技术发展方面避免受制于人的根本保证。所以,自主研发和开放交流要同时进行,决不能有所偏废。

当了多年的“世界工厂”,中国“积攒”了齐全的工业门类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结构转型,相比而言,中国的转型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姚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特殊性来自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式,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到达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出口加工业,已经进行过经济结构转型的国家,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是这样的。比如说日本,要生产出口汽车,整个产业链几乎都由自己完成。

中国能依靠出口加工业,我想这跟这一轮全球化是有关的。全球化就是让产业碎片化,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并将其切开,一个国家可以只生产价值链里面的一部分。这就为中国搞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对于出口加工业,一开始大家都不喜欢,认为过于低端,永远在给别人“打工”。实际上这也是错误的印象,得益于价值链的碎片化,我们可以进入每一个产业,虽然一开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随着我们在加工链上越走越高,掌握的技术和生产条件越来越完善,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多工业部门。比如华强北,以前就是做做山寨手机,现在里面的企业涉及电子、电器、通讯等多个行业,不少都实现了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而像日本那样,虽然一开始就拥有较为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但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生产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大量资源投入到汽车产业,其他一些产业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形成这么全面的工业体系,恐怕和我们搞出口加工业有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特征和优势:需要进行转型时,中国已经成为唯一一个工业产业部门齐全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贡献?

姚洋: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世界的经济增长里面,大概有1/3都是由中国推动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这些年,中国对外援助增长得非常快,为很多贫困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最后,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而最重要的借鉴作用,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脚踏实地、务实主义。我们走出国门就会发现,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因为被殖民过,被帝国主义侵略过,像非洲还有大量人口作为奴隶被贩卖,所以存在一种受害者情结,表现出来就是非常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和民族的荣誉感,结果就是不愿意去做低端的产业,恨不得一步登天,直接就去生产“奔驰”汽车。

而我们则脚踏实地,花了40年时间,几乎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是中国的一个发展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用一代人到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这里头没有捷径可走,要从低端先做起。(长江日报记者邢帆 采访)

 

 

责编:申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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