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
这几天，央行与财政部两篇探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文章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被解读成“央行与财政部的互怼”。
7月13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发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一文，从赤字率、减税等方面指出，当前的财政政策并不是真积极，甚至是紧缩的。事实上，徐忠是在7月13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的，就在当天论坛上，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就对他的讲话作了回应。刘尚希说，财政政策问题非常复杂，各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财政政策绝对不是说财政部的政策。之后，还有财政系统的专家通过匿名回怼。
不过，严格意义上只能说是供职于央行或财政系统的人的观点之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央行与财政部“互怼”，更多是舆论的夸大，比如徐忠的文章被改名为“央行怒怼财政部太不积极、耍流氓”等。更有甚者，将其解读为，“央行厌倦‘灌水’身份，不愿背锅”。
实际上，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并非央行或财政部一个部门决定的，而是国务院统一安排、财经委、金融委等部门协调的结果，因此何来部门之争？不过，此次互怼背后还是有些真问题。
质疑财政政策是否积极也绝非完全空穴来风。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央行方面，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同比上年减少了2.03万亿元，而财政部却是在财政收入方面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10.4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0.6%，但是在赤字方面，却从去年预算3%降低到了2.6%。
积极财政政策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减税、增加财政赤字。这也是徐忠在文中表述的，今年来多次推出减税政策并没有让企业和居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比如，“营改增”后，税收征管在上下游企业的交叉对比制衡机制下更加严格。而创新企业也难以真正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优惠。
而在税收方面，财政部的回应中确实回避了这一点，不知道是否默认了央行方面的指责，不过笔者认为，在财政收入不断增收的情况，如果施行积极的货币政策，说明在税收方面的确还是存在一定的释放空间，但是正如徐忠所说，财政部应该学会如何把钱花好，优化政府的支出结构很有必要。
同时，减税政策的落实确需税务部门自身做好征管工作，促进税收公平和效率的提高，也有待于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但减税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不能否定政策本身的力度和出发点，且减税政策对于企业和居民来说具有刚性。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相比减税所带来的满足感，人们对无法切实享受到优惠政策或严格征管下丧失的弹性所带来的“损失”要更为敏感。
减税政策事关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其幅度大小稀释到近14亿人口的切身感受上，难免稍显薄弱。笔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需要从企业或居民的角度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
此外，关于去杠杆的问题，是双方本次争论的焦点之一，在M2金额节节攀升、货币超发的基础上，央行很难再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去杠杆，所以需要财政政策的帮助。
而在之前的国有金融企业的注资中，实际上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进行的，特别国债实际是在央行的帮助下财政发债银行买，注资来源仍为银行。在去杠杆背景下，财政需要做到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真实注资。
对此，财政系统官员文章反驳称，举债形成的支出虽然会受到更多限制，但其与财政收入安排的支出都是真实的资金流出，没有本质的差别。
对于特别国债实际是银行自己为自己注资的说法难免会令人产生误解。事实上，特别债券占用的是海内外投资者存量资金，盘活的是社会闲置资金。对国有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资金压力的缓解都是一剂良药。与货币当局印钞稀释货币和财政部门加大财政支出不同，通过特种债券提高社会存量资金使用效率，举债的同时形成收益率较高的资产，是一整套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注资方案。
双方争论的另一焦点便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央行方面认为，当前风险集中体现为高杠杆，而地方政府的加杠杆行为是非金融企业等部门高杠杆风险的源头所在。在其看来，由于财税改革落实不到位等条件限制，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融资行为难以起到约束作用。
针对文中提到的金融机构相对弱势、地方政府软约束等现象确有存在，但就此问题便为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开脱未免略显牵强。基于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出于政绩考核和风险指标的考虑，地方政府不愿也不会选择有意违约。而金融机构在帮助地方政府融资的同时，不仅是参与者、服务者，更会是熟悉游戏规则的受益者。
目前我国金融工作的三大目标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实际上不论想要完成哪一项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管齐下都是不可或缺的。
本次央行和财政部专家、学者隔空辩论，互相指明问题，其目的肯定不在于“甩锅”给对方，而是双方希望通过此形式让对方能够更好的了解并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虽说激辩的形式并不好看，但是若能通过此次让央行和财政部更好的联手根据经济形势制定政策，戮力同心，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将有更深远的积极意义。（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