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内部矛盾和衰败【时事哲学】
2018-07-18 10:00:00 来源:搜狐财经

原标题:美国的内部矛盾和衰败【时事哲学】

今天这篇文章,为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翻译过来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衰退》。其作者是《金融时报》在美国华盛顿的主编,Edward Luce。

这本书引起我的关注,主要在于它谈到了几个西方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

1)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目前在英美兴起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3)欧美国家发生的这些社会动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就基于这本书的内容,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上面这几个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如果觉得读完本文还意犹未尽,那么我建议您有空可以去购买原书读一下。

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英美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6年,英国和美国分别发生了两件大事。在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中,超过50%的英国民众,投票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同年,在美国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唐纳德·特朗普出乎意料的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对于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直至今日,他们还犹如在梦境中一般,无法消化这两件大事对他们造成的打击。在特朗普成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之前,几乎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真正严肃的竞选人。因为大家都觉得,特朗普只是想通过参选,提高自己的人气,多卖些房子罢了。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每当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发表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时,各大媒体都会争相报道。“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我要在美墨边境筑堵墙!”“我们不能让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诸如此类的言论,经常成为各大报纸和电台的头条新闻。

但是,广大媒体在报道这些言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抱着一种“凑热闹、博眼球”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这些夺人眼球的言论,和好莱坞明星的婚外恋,或者足球明星吸毒的新闻没啥大区别,就是供大家茶余饭后打发时间的谈资而已。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特朗普真的会去筑一堵墙,或者真的会去和中国开战。

有一种说法,叫做The press takes him literally, but not seriously. His supporters take him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

这句话的意思,是媒体经常逐字逐句的援引特朗普的演讲,或者推特原文,并且基于这些文字和言论来嘲讽特朗普。但是媒体从来没有特朗普当作一名严肃的政客来对待,而更多的将他作为一名“电视小丑”来报道。与之相反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俗称“川粉”),并没有对特朗普的言论咬文嚼字,但是却将他视为一个严肃的领导人。

举例来说,当特朗普宣称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时,各大媒体如临大敌,基于这句话做了大量的文章和报道。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政客在公开场合敢如此口无遮拦,因此特朗普就像是一个上天送给媒体记者们的礼物,为他们提供了大肆报道的天然素材。

但是川粉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到底有多少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入境的墨西哥人有多少犯下了强奸罪,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中南美洲偷渡客通过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给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带来了各种困扰,包括治安,毒品,医疗,就业,等等。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政府重视的重要问题。在川粉们的眼里,特朗普“话糙理不糙”,虽然用词未必准确,但是背后要表达的意思却能够引起川粉的共鸣。

像这样的“川粉”和媒体对于特朗普的不同解读,贯穿于整个总统选举期间,在特朗普上任后也依旧如此。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媒体和川粉各自为营,自说自话,互相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共识。

下面再以领导人标准为例,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1)他有能够让人产生好感的正面形象:高大健硕,精力充沛,声音洪亮,满腹经纶,知识渊博。

2)他拥有一些让人尊敬的良好品质:忠于妻子,尊老爱幼,家庭美满。工作努力,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碰黄赌毒),不撒谎,不造假。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尊重。

3)他有一些超越常人的能力:比如领导气质,极高的智商,极强的学习能力,广泛的阅读兴趣,亲和力,同理心,出众的演讲能力,镇得住大场面的气场,等等。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属于这种典型的“好学生”类型。他高大,强壮,高智商(毕业于哈佛大学),自身的经历非常励志(出身普通,一路奋斗),演讲能力出众,家庭美满。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特朗普,就不难发现,他几乎是奥巴马的“反面教材”。特朗普出身富豪家庭,从出生以来就没吃过苦。他结过三次婚,婚外的混乱男女关系就更不谈了。他虽然上了沃顿,但从他的演讲,以及写的推特可以看出,看书应该不是他的业余爱好,文字的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更是让人不敢恭维。特朗普的公众形象,总是体现着“霸凌(Bully)”的特点。在特朗普的世界中,弱者没有地位,不值得同情,活该被欺负。

这也是特朗普胜选,让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所在。因为即使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并不代表这些选民对优秀的领导人素质没有诉求,更不代表他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受到颠覆。

更合理的解释,是有其他更重要因素,影响了这些选民的决策,让他们觉得,即使是推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上台,也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其他选项更加糟糕。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选民如此“愤怒”,在2016年掀起了这样一场“内部革命”呢?Luce给出的解释,有以下几条,值得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并分析一下:

第一、美国的中产阶级,过的不开心。

在过去20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亚非拉)的财富增长非常快。在发达国家中,收入最高的1%顶层,其财富增长也很快。而发达国家的那些中产阶级,则是最受伤的群体。

最能反映这个现象的,是“大象曲线”。

上面这张图,显示的是全球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民众,在1988~2011年的财富增长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全球收入最低端的70%的民众,他们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其财富在过去二十多年增长了接近一倍。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在全球收入阶层中处于75%~99%区间的人群,其收入增长非常慢。二十多年来,他们的真实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原地踏步。

再往上,全球收入处于最顶层的1%的人群,也就是各国的超级富豪,他们的收入增长,又变得非常快,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民众类似。

这张曲线图的形状,就像一只大象一样,因此得名“大象曲线”。

基于这张图,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现象的解释。举例来说,美国有不少民众,反对贸易全球化,支持美国提高关税。其背后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从全球贸易中获得多少好处。

在过去二十多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关税都在稳步下降,产品和服务的跨国贸易量不断上升。但问题在于,更多的全球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被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和出口国)和发达国家中的资本所有者(跨国企业高管,拥有大量股票的超级富豪)获得。美国的不少中产阶级,反而成了全球贸易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于贸易自由的敌对态度,就不那么难以让人理解了。

事实上,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上不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如上图所示,2016年,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扣除通胀后)为59,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40万元左右)。早在1999年,当时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就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在1999~2016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没有发生任何增长。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可谓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道分水岭。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深受打击。有不少民众甚至在被单位解雇以后,不得不在50多岁,甚至60多岁重新开始找工作,二次就业。但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中国在2008年的GDP增速为9.7%),也没有发生像欧美那样的大面积失业潮。因此在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里的中产阶级民众,和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陆续发生了”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中产阶级对现状极度不满的集中体现。在他们看来,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大银行高管们,不但没有像其他民众那样深受金融危机之苦,反而获得政府的大额补助,还能继续拿着天价高薪享受生活,”马照跑,舞照跳“。如此鲜明的反差,催生出了各种比较极端的民间思潮和团体。

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累多年的不满,在2016年集中爆发,导致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竞选结果。

第二、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隔离,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部落主义”。

从一个人出生开始,他/她就被赋予了一种身份。这个身份,随着个人不断的成长,会不断发生演变。比较常见的身份标签包括:种族,出生地,母语,学历,职业,三观等。但是在像纽约、旧金山、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中,一个人的“身份标签”,越来越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他的家庭住址。

一个家庭,如果想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立足,那么满足以下这些条件,是很重要的:在接近比较中心的位置买套房,最好还是靠近好学校的学区房。家里住的地方,最好离工作单位也不要太远,否则每天的上下班,就要花去不少时间。如果家里生的孩子多,再加上老人或者帮佣的话,一套两室,或者三室的公寓房还不够。

不管在哪个大城市,要想实现上面提到的居住条件,至少都要上百万美元。对于绝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房价一直很坚挺。哪怕在金融危机时,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的中心房价,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些大城市中空置房产的比例,却越来越高。2000年,纽约市的空置公寓大约一共有20,000间左右。到了2011年,这个数量飙升到34,000间左右。在曼哈顿最中心的地段(17到49街之间),大约有1/3的豪华公寓是空置的。

这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国际大都市,更多的成了全球超级富豪“囤房”的仓库。对于这些人群来说,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高档住宅,每年在不同的地方小住几个月。他们也不差房租那几个钱,因此宁愿把自己住不了的豪宅空置。

但对于在这些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广大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则被不断的向外挤压。如果在伦敦市中心上班,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大伦敦”地区是很正常的。每天掐点坐火车进出市中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些“大伦敦”地区的上班族,他们好歹也还是个“白领”,其经济状况,也要比很多其他服务人员(清洁工、厨子、保姆等)好很多。

好莱坞电影对于一个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在市郊有一套大房子,屋子周围鸟语花香,有不少和善的邻居。家里有两辆车,周末时开车带孩子去钓鱼,踢球,享受家庭欢乐。“有钱人都住在郊外”,似乎是大部分人对于美国城市的印象。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财富越来越向市中心集中,而没有实力在市中心安家的“穷人”,则被迫越搬越远。从2000年算起,美国城市市区的犯罪率下降了16%左右,而同期郊区的犯罪率,则上升了16%左右。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是上面说的这种现象的最好写照。

这样的分化,也造成了更严重的“人以群分”。举例来说,伦敦居民中,有2/3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而伦敦以外的英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则做出了相反的投票决定。美国最富有的493个郡县(County,都在大城市中),全都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了希拉里一票。剩下的在市郊的,比较穷的郡县,则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不少研究显示,一个人出生时住家的邮政编码,和他长大后的收入、健康程度、犯罪率等都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轨迹和职业发展,主要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而非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这背后体现的,是社会阶层间缺乏流动性的无奈现实。

从小出生在富人区的孩子,是永远无法想象贫民区的生活状态的。在富人区,居民们不用太担心治安问题,邻居大多生活富足,住家附近就有优秀的学校,医院,超市等配套设施。他们不可能明白,为什么有些孩子从小就会参与毒品交易,或者街头斗殴。这种隔离,造成了很多人生活在“国中之国”,“城中之城”,完全无法理解另外一个生活圈中的民众的价值观和想法。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这个美国人”和“那个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比一个中国中产,和一个美国中产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第三、科技进步,改变了工作的意义。

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现在的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轻易在手机上完成“衣食住行”各种活动。

科技创新,对于我们的历史进程,有以下两个难以逆转的影响:

首先,科技创新抹杀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当然,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机会)。很多生产型工业企业的自动化过程,在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正在快速降低制造成本。这些被压缩的主要成本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工厂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因此需要雇佣的员工少了)。

在笔者的历史文章《特朗普的对手:中国还是科技》中,我就曾经指出,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消失,90%以上可以归因于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而非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传统制造行业中讨生活的美国中产阶级,受到技术创新的冲击,导致自己饭碗不保收入下降,确实是经历了一场非常痛苦的社会变革。

其次,科技创新,创造了很多“临时工”工作机会。

自由职业(Free Lancer),对于很多人的诱惑是:可以做自己的老板,灵活的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员工不再受劳动法保护。除了金钱收入之外,劳动力不再享受其他各种福利(带薪假,产假,医疗等)。对于资方来说,能够找到大量的“非合同工”,是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也是那些打车App,快递App,自媒体App能够获得资本高回报的“秘诀”之一。

据统计显示,目前美国大约有1/3的劳动力都是“临时工”,而这个比例在未来的十年里,还可能会继续上升。在资方和劳方的博弈中,“临时工”的谈判筹码是非常少的。经济中如果有更多的“临时工”,那么资本的回报,可能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有更快的增长,同时也会加剧社会中的贫富差距。

大量的临时工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更加久远:我们对于工作的意义和理解正在发生潜移默化式的变化。上一代人,不管在美国(通用电气),日本(丰田)还是中国(大型国企),都和自己工作的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线。最极端的模式,是终生在一家单位工作直到退休。自己工作的岗位,周围的同事,领导和下属,已经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做的工作,给予我们的不光是薪水,还有一份责任和贡献。

但是对于大多数“临时工”来说,工作的本质,是一场交换:我付出了劳动和时间,获得了应有的报酬。由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越来越趋向于第三产业(服务为主),因此越来越多的工作,让人感觉就是向有钱人提供各种服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工作道德,能够从工作中收获的满足感,以及工作的动力,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更加久远。

第四、白人不高兴。

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总统选战中,被讨论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的种族冲突。

大致来讲,希拉里将自己定位在多种族领导人的位置,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则是白人居多。

希拉里的竞选策略,主要基于对于美国族群人口的变化的判断。由于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白人,再加上快速增长的移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白人的数量会被西裔和非裔超出。因此,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决定花力气迎合非白人族裔的诉求,放弃和特朗普争抢白人的选票。有一些白人团体邀请希拉里去做大选前的演讲,甚至都被她拒绝。

事后来看,希拉里的策略是一招“败着”。但这同时也凸显出,种族是美国社会中最绕不过的复杂问题之一。

在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如果种族政策处理的不好,就可能像身体上的肿瘤一样,长时间给社会带来各种问题。美国的种族问题,是老生常谈。黑人在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经历了各种磨难,才摆脱奴役,获得平权。因此,带有自由主义偏向的政府,会在各种政策上偏向黑人和少数族裔,让他们受到更多的照顾。

大学招生时需要遵循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制度推出的初衷,是为了照顾非裔和西班牙裔的考生,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的出发点,是给这些族裔的考生更多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这样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这项政策,招致了很多白人家庭的不满。大家都考出一样的分数,凭什么白人学生反而遭受歧视?为什么考分更低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孩子,能够更优先的进入大学?

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种族配额”。从此以后,新政将推行无种族公平竞争,不分肤色,择优录取。这也算是特朗普回馈其白人选民支持者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当然,大学的入取政策,只是美国国内种族冲突的一个缩影。黑人在公路上被警察拦下,并无故遭受枪击的概率,还是要远远高于白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M),在美国内部的种族纷争,可能还会长时间持续下去,也是可能造成美国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第五、保守派不开心。

保守派(Conservative)和自由派(Liberal)之间的纷争,是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奥巴马主政的八年里,美国的“自由派改革”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最典型的莫过于全民医保(奥巴马医疗),其他的还有同性恋团体(LGBT)的婚姻权等等。

如果我们回顾美国过去的百年历史,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变革确实是朝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比如黑人的平权运动,妇女的选举权等,都是在社会各种团体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之后才发生根本性突破的。因此,在和”保守派“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时,”自由派“总是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正确面,而把对方置于拖历史进步后腿的位置进行批判。

没有人喜欢被放在历史进步的反面进行批判。到底谁在历史进步的一面,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在多年以后才可能盖棺定论。即使人类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更加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也未必代表现在的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如此快速的社会变革。有时候步子迈的太大太快,反而难以让人接受,还可能引起反弹。从2016年的选举结果来看,美国的保守派显然对过去几年的一些社会变革十分不满,因此卯足了劲,想要逆转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些政策。这场战斗,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总结上面提到的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美国(和英国)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运动,并非来自于无本之末,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和历史原因。

从2001年算起,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美国正在衰落。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于美国本来的基础好,实力强,因此我们这里说的衰落,主要还是和美国自身的历史相比。在同期,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不少。

在这个基础上展望未来,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美国将会如何处理其内部矛盾?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能不能有效解决内部的各种问题,并将美国重新引导上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美国有没有准备好,让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老大位置,甘心屈居第二?如果中国的国力继续快速增长,会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感,引起其剧烈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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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伍治坚:特朗普的对手:中国还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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