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为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翻译过来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衰退》。其作者是《金融时报》在美国华盛顿的主编，Edward Luce。
这本书引起我的关注，主要在于它谈到了几个西方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
1）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目前在英美兴起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3）欧美国家发生的这些社会动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就基于这本书的内容，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上面这几个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如果觉得读完本文还意犹未尽，那么我建议您有空可以去购买原书读一下。
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英美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6年，英国和美国分别发生了两件大事。在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中，超过50%的英国民众，投票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同年，在美国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唐纳德·特朗普出乎意料的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对于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直至今日，他们还犹如在梦境中一般，无法消化这两件大事对他们造成的打击。在特朗普成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之前，几乎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真正严肃的竞选人。因为大家都觉得，特朗普只是想通过参选，提高自己的人气，多卖些房子罢了。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每当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发表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时，各大媒体都会争相报道。“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我要在美墨边境筑堵墙！”“我们不能让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诸如此类的言论，经常成为各大报纸和电台的头条新闻。
但是，广大媒体在报道这些言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抱着一种“凑热闹、博眼球”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这些夺人眼球的言论，和好莱坞明星的婚外恋，或者足球明星吸毒的新闻没啥大区别，就是供大家茶余饭后打发时间的谈资而已。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特朗普真的会去筑一堵墙，或者真的会去和中国开战。
有一种说法，叫做The press takes him literally, but not seriously. His supporters take him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
这句话的意思，是媒体经常逐字逐句的援引特朗普的演讲，或者推特原文，并且基于这些文字和言论来嘲讽特朗普。但是媒体从来没有特朗普当作一名严肃的政客来对待，而更多的将他作为一名“电视小丑”来报道。与之相反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俗称“川粉”），并没有对特朗普的言论咬文嚼字，但是却将他视为一个严肃的领导人。
举例来说，当特朗普宣称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时，各大媒体如临大敌，基于这句话做了大量的文章和报道。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政客在公开场合敢如此口无遮拦，因此特朗普就像是一个上天送给媒体记者们的礼物，为他们提供了大肆报道的天然素材。
但是川粉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到底有多少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入境的墨西哥人有多少犯下了强奸罪，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中南美洲偷渡客通过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给受到影响的美国人带来了各种困扰，包括治安，毒品，医疗，就业，等等。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政府重视的重要问题。在川粉们的眼里，特朗普“话糙理不糙”，虽然用词未必准确，但是背后要表达的意思却能够引起川粉的共鸣。
像这样的“川粉”和媒体对于特朗普的不同解读，贯穿于整个总统选举期间，在特朗普上任后也依旧如此。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媒体和川粉各自为营，自说自话，互相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共识。
下面再以领导人标准为例，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1）他有能够让人产生好感的正面形象：高大健硕，精力充沛，声音洪亮，满腹经纶，知识渊博。
2）他拥有一些让人尊敬的良好品质：忠于妻子，尊老爱幼，家庭美满。工作努力，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碰黄赌毒），不撒谎，不造假。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尊重。
3）他有一些超越常人的能力：比如领导气质，极高的智商，极强的学习能力，广泛的阅读兴趣，亲和力，同理心，出众的演讲能力，镇得住大场面的气场，等等。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属于这种典型的“好学生”类型。他高大，强壮，高智商（毕业于哈佛大学），自身的经历非常励志（出身普通，一路奋斗），演讲能力出众，家庭美满。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特朗普，就不难发现，他几乎是奥巴马的“反面教材”。特朗普出身富豪家庭，从出生以来就没吃过苦。他结过三次婚，婚外的混乱男女关系就更不谈了。他虽然上了沃顿，但从他的演讲，以及写的推特可以看出，看书应该不是他的业余爱好，文字的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更是让人不敢恭维。特朗普的公众形象，总是体现着“霸凌（Bully）”的特点。在特朗普的世界中，弱者没有地位，不值得同情，活该被欺负。
这也是特朗普胜选，让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所在。因为即使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并不代表这些选民对优秀的领导人素质没有诉求，更不代表他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受到颠覆。
更合理的解释，是有其他更重要因素，影响了这些选民的决策，让他们觉得，即使是推特朗普这样的候选人上台，也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其他选项更加糟糕。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选民如此“愤怒”，在2016年掀起了这样一场“内部革命”呢？Luce给出的解释，有以下几条，值得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并分析一下：
第一、美国的中产阶级，过的不开心。
在过去20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亚非拉）的财富增长非常快。在发达国家中，收入最高的1%顶层，其财富增长也很快。而发达国家的那些中产阶级，则是最受伤的群体。
最能反映这个现象的，是“大象曲线”。
上面这张图，显示的是全球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民众，在1988~2011年的财富增长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全球收入最低端的70%的民众，他们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其财富在过去二十多年增长了接近一倍。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像中国、印度、巴西、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在全球收入阶层中处于75%~99%区间的人群，其收入增长非常慢。二十多年来，他们的真实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原地踏步。
再往上，全球收入处于最顶层的1%的人群，也就是各国的超级富豪，他们的收入增长，又变得非常快，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民众类似。
这张曲线图的形状，就像一只大象一样，因此得名“大象曲线”。
基于这张图，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现象的解释。举例来说，美国有不少民众，反对贸易全球化，支持美国提高关税。其背后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从全球贸易中获得多少好处。
在过去二十多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关税都在稳步下降，产品和服务的跨国贸易量不断上升。但问题在于，更多的全球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被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和出口国）和发达国家中的资本所有者（跨国企业高管，拥有大量股票的超级富豪）获得。美国的不少中产阶级，反而成了全球贸易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于贸易自由的敌对态度，就不那么难以让人理解了。
事实上，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上不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如上图所示，2016年，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扣除通胀后）为59,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40万元左右）。早在1999年，当时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就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在1999~2016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没有发生任何增长。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可谓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道分水岭。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深受打击。有不少民众甚至在被单位解雇以后，不得不在50多岁，甚至60多岁重新开始找工作，二次就业。但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中国在2008年的GDP增速为9.7%），也没有发生像欧美那样的大面积失业潮。因此在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里的中产阶级民众，和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陆续发生了”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中产阶级对现状极度不满的集中体现。在他们看来，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大银行高管们，不但没有像其他民众那样深受金融危机之苦，反而获得政府的大额补助，还能继续拿着天价高薪享受生活，”马照跑，舞照跳“。如此鲜明的反差，催生出了各种比较极端的民间思潮和团体。
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累多年的不满，在2016年集中爆发，导致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竞选结果。
第二、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隔离，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部落主义”。
从一个人出生开始，他/她就被赋予了一种身份。这个身份，随着个人不断的成长，会不断发生演变。比较常见的身份标签包括：种族，出生地，母语，学历，职业，三观等。但是在像纽约、旧金山、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中，一个人的“身份标签”，越来越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他的家庭住址。
一个家庭，如果想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立足，那么满足以下这些条件，是很重要的：在接近比较中心的位置买套房，最好还是靠近好学校的学区房。家里住的地方，最好离工作单位也不要太远，否则每天的上下班，就要花去不少时间。如果家里生的孩子多，再加上老人或者帮佣的话，一套两室，或者三室的公寓房还不够。
不管在哪个大城市，要想实现上面提到的居住条件，至少都要上百万美元。对于绝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房价一直很坚挺。哪怕在金融危机时，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的中心房价，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些大城市中空置房产的比例，却越来越高。2000年，纽约市的空置公寓大约一共有20,000间左右。到了2011年，这个数量飙升到34,000间左右。在曼哈顿最中心的地段（17到49街之间），大约有1/3的豪华公寓是空置的。
这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国际大都市，更多的成了全球超级富豪“囤房”的仓库。对于这些人群来说，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高档住宅，每年在不同的地方小住几个月。他们也不差房租那几个钱，因此宁愿把自己住不了的豪宅空置。
但对于在这些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广大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则被不断的向外挤压。如果在伦敦市中心上班，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大伦敦”地区是很正常的。每天掐点坐火车进出市中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些“大伦敦”地区的上班族，他们好歹也还是个“白领”，其经济状况，也要比很多其他服务人员（清洁工、厨子、保姆等）好很多。
好莱坞电影对于一个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在市郊有一套大房子，屋子周围鸟语花香，有不少和善的邻居。家里有两辆车，周末时开车带孩子去钓鱼，踢球，享受家庭欢乐。“有钱人都住在郊外”，似乎是大部分人对于美国城市的印象。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财富越来越向市中心集中，而没有实力在市中心安家的“穷人”，则被迫越搬越远。从2000年算起，美国城市市区的犯罪率下降了16%左右，而同期郊区的犯罪率，则上升了16%左右。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是上面说的这种现象的最好写照。
这样的分化，也造成了更严重的“人以群分”。举例来说，伦敦居民中，有2/3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而伦敦以外的英国其他地区的居民，则做出了相反的投票决定。美国最富有的493个郡县（County，都在大城市中），全都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了希拉里一票。剩下的在市郊的，比较穷的郡县，则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不少研究显示，一个人出生时住家的邮政编码，和他长大后的收入、健康程度、犯罪率等都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轨迹和职业发展，主要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而非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这背后体现的，是社会阶层间缺乏流动性的无奈现实。
从小出生在富人区的孩子，是永远无法想象贫民区的生活状态的。在富人区，居民们不用太担心治安问题，邻居大多生活富足，住家附近就有优秀的学校，医院，超市等配套设施。他们不可能明白，为什么有些孩子从小就会参与毒品交易，或者街头斗殴。这种隔离，造成了很多人生活在“国中之国”，“城中之城”，完全无法理解另外一个生活圈中的民众的价值观和想法。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这个美国人”和“那个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比一个中国中产，和一个美国中产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第三、科技进步，改变了工作的意义。
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现在的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轻易在手机上完成“衣食住行”各种活动。
科技创新，对于我们的历史进程，有以下两个难以逆转的影响：
首先，科技创新抹杀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当然，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机会）。很多生产型工业企业的自动化过程，在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正在快速降低制造成本。这些被压缩的主要成本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工厂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因此需要雇佣的员工少了）。
在笔者的历史文章《特朗普的对手：中国还是科技》中，我就曾经指出，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消失，90%以上可以归因于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而非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传统制造行业中讨生活的美国中产阶级，受到技术创新的冲击，导致自己饭碗不保收入下降，确实是经历了一场非常痛苦的社会变革。
其次，科技创新，创造了很多“临时工”工作机会。
自由职业（Free Lancer），对于很多人的诱惑是：可以做自己的老板，灵活的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地点。但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员工不再受劳动法保护。除了金钱收入之外，劳动力不再享受其他各种福利（带薪假，产假，医疗等）。对于资方来说，能够找到大量的“非合同工”，是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也是那些打车App，快递App，自媒体App能够获得资本高回报的“秘诀”之一。
据统计显示，目前美国大约有1/3的劳动力都是“临时工”，而这个比例在未来的十年里，还可能会继续上升。在资方和劳方的博弈中，“临时工”的谈判筹码是非常少的。经济中如果有更多的“临时工”，那么资本的回报，可能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有更快的增长，同时也会加剧社会中的贫富差距。
大量的临时工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更加久远：我们对于工作的意义和理解正在发生潜移默化式的变化。上一代人，不管在美国（通用电气），日本（丰田）还是中国（大型国企），都和自己工作的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线。最极端的模式，是终生在一家单位工作直到退休。自己工作的岗位，周围的同事，领导和下属，已经成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做的工作，给予我们的不光是薪水，还有一份责任和贡献。
但是对于大多数“临时工”来说，工作的本质，是一场交换：我付出了劳动和时间，获得了应有的报酬。由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越来越趋向于第三产业（服务为主），因此越来越多的工作，让人感觉就是向有钱人提供各种服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工作道德，能够从工作中收获的满足感，以及工作的动力，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更加久远。
第四、白人不高兴。
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总统选战中，被讨论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的种族冲突。
大致来讲，希拉里将自己定位在多种族领导人的位置，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则是白人居多。
希拉里的竞选策略，主要基于对于美国族群人口的变化的判断。由于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国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白人，再加上快速增长的移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白人的数量会被西裔和非裔超出。因此，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决定花力气迎合非白人族裔的诉求，放弃和特朗普争抢白人的选票。有一些白人团体邀请希拉里去做大选前的演讲，甚至都被她拒绝。
事后来看，希拉里的策略是一招“败着”。但这同时也凸显出，种族是美国社会中最绕不过的复杂问题之一。
在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如果种族政策处理的不好，就可能像身体上的肿瘤一样，长时间给社会带来各种问题。美国的种族问题，是老生常谈。黑人在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经历了各种磨难，才摆脱奴役，获得平权。因此，带有自由主义偏向的政府，会在各种政策上偏向黑人和少数族裔，让他们受到更多的照顾。
大学招生时需要遵循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制度推出的初衷，是为了照顾非裔和西班牙裔的考生，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的出发点，是给这些族裔的考生更多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这样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这项政策，招致了很多白人家庭的不满。大家都考出一样的分数，凭什么白人学生反而遭受歧视？为什么考分更低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孩子，能够更优先的进入大学？
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种族配额”。从此以后，新政将推行无种族公平竞争，不分肤色，择优录取。这也算是特朗普回馈其白人选民支持者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当然，大学的入取政策，只是美国国内种族冲突的一个缩影。黑人在公路上被警察拦下，并无故遭受枪击的概率，还是要远远高于白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M），在美国内部的种族纷争，可能还会长时间持续下去，也是可能造成美国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第五、保守派不开心。
保守派（Conservative）和自由派（Liberal）之间的纷争，是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奥巴马主政的八年里，美国的“自由派改革”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最典型的莫过于全民医保（奥巴马医疗），其他的还有同性恋团体（LGBT）的婚姻权等等。
如果我们回顾美国过去的百年历史，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变革确实是朝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比如黑人的平权运动，妇女的选举权等，都是在社会各种团体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之后才发生根本性突破的。因此，在和”保守派“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时，”自由派“总是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正确面，而把对方置于拖历史进步后腿的位置进行批判。
没有人喜欢被放在历史进步的反面进行批判。到底谁在历史进步的一面，不是他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在多年以后才可能盖棺定论。即使人类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更加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也未必代表现在的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如此快速的社会变革。有时候步子迈的太大太快，反而难以让人接受，还可能引起反弹。从2016年的选举结果来看，美国的保守派显然对过去几年的一些社会变革十分不满，因此卯足了劲，想要逆转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些政策。这场战斗，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总结上面提到的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社会，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美国（和英国）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运动，并非来自于无本之末，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和历史原因。
从2001年算起，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美国正在衰落。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于美国本来的基础好，实力强，因此我们这里说的衰落，主要还是和美国自身的历史相比。在同期，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不少。
在这个基础上展望未来，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美国将会如何处理其内部矛盾？美国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能不能有效解决内部的各种问题，并将美国重新引导上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美国有没有准备好，让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老大位置，甘心屈居第二？如果中国的国力继续快速增长，会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感，引起其剧烈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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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伍治坚：特朗普的对手：中国还是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