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应“对症下药”，银行本身要下功夫解决风险管理滞后等问题。另外，考虑到这类银行承担了部分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因而对其不良贷款的核销应适当增加财政补贴。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张炜
评级下调、不良率飙升，农村商业银行近期被推上风口浪尖。
今年以来，多家农商行的信用等级被下调。中诚信日前把贵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并将其2015年7亿元、2016年5亿元二级资本债券的信用等级由A+下调为A。该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2015年末、2016年末及2017年末分别为2.93%、4.13%、19.54%；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快速下滑，2015年末、2016年末及2017年末分别为172.79%、161.25%、34.15%。
中诚信的评级报告称，贵阳农商行前期对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客户经理队伍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分支机构审批权限过大且总行政策指导不明晰等内部管理问题也导致资产质量大幅下滑。为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率偏离度的要求，贵阳农商行2017年末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导致年末不良贷款激增。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大幅增长64.69亿元至78.43亿元。
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并非个案。山东邹平农商行被东方金诚下调主体信用评级，2015年末、2016年末及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49%、2.43%、9.28%；拨备覆盖率则分别为153.3%、215.3%、59.28%。东方金诚称，受环保整治、担保链风险传导等因素影响，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等指标大幅攀升，资产质量出现明显恶化。
山东寿光农商行2017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寿光农商行若按照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2017年度净利润将减少7.53亿元，而该行2017年净利润为6569.98万元。该行资产质量2015年起明显下行，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达4.22%。河南修武农商行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达20.74%，资本充足率则为-0.75%，拨备覆盖率只有43.44%。
引人注目的是，7月以来，绍兴瑞丰农商行与青岛农商行在发审会前夜取消审核，原因为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有市场分析认为，两家农商行取消上会审核，可能与公司治理、资产质量等方面的原因有关。不过，年报显示，瑞丰农商行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由上年末的1.81%降至1.56%，青岛农商行则由2.01%降至1.86%。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压力缓解，多数上市银行不良率下降，农村商业银行不良率却在走高。2017年一季度末、二季度末、三季度末、四季度末及2018年一季度末，农商行不良率分别为2.55%、2.81%、2.95%、3.16%、3.26%，而同期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1.64%、1.60%、1.54%、1.53%、1.50%。农商行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中不良率最高，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2018年一季度末分别为1.70%、1.53%。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尧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一些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存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这些银行管理方面的原因，从农村信用社转制而来，风险管理滞后；另一方面，农商行面对的小微企业和农户等客户本身是抗风险能力较差、易产生不良贷款的目标客户。他建议，对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应“对症下药”。一是这类银行本身要下功夫解决风险管理滞后等问题；二是考虑到这类银行因目标客户属相对弱势的群体而事实上承担了部分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因而对其不良贷款的核销应适当增加财政补贴。
王尧基还认为，虽然部分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明显，但对于农商行的IPO不能“因噎废食”，而应放慢节奏、保证质量。应吸取当年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的教训，不能因农商行改制需要股市资金而快速推动大量农商行上市。争取早日上市的地方农商行，则须在改善自身基本面方面多下功夫，首先加强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通过积极拓展中间业务等改变目前过多依赖息差收入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