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记者 王倩倩
《国资报告》杂志2018年6期
1983年，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高潮。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富起来的梦想遥不可及，丰衣足食的基本需求仍是奢望。
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
1983年，中国的石油产能已超过1亿吨，位居世界前十。但是，当年中国生产的化学纤维只有40万吨——2017年，我国化学纤维产量超过4500万吨。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部门和地方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为了扭转局面，提高石化行业效率，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下称中国石化），并委派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陈锦华出任中国石化首任总经理，直到1990调任国家经委主任。
在中国石化的这7年多时间，成为陈锦华改革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领衔操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件大事”，他力排众议，打破条块分割体制，上收38家企业并实现统一管理；坚持穿新鞋走新路，提出“四定、四保、四包”，对国家实行承包；主导企业自行集资、融资，成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早期实践。
与竞争对手们相比，中国石化起步很晚：1983年，101岁的埃克森美孚已是美国最大的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公司，石油化工品销往世界多地；76岁的荷兰皇家壳牌已成功登陆纽交所，油气、炼化市场版图遍布全球；74岁的英国石油公司专长于乙烯、聚乙烯和醋酸的工艺技术和生产，在华拓展业务已达十年。
不过，在陈锦华和他之后历任管理者的带动下，中国石化以奇迹般的速度赶超着：从1999年排名世界500强73位，到2017年成功将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公司等老牌企业甩在身后，稳坐全球上市石油公司头把交椅。
中国石化用一代人的时间，重新书写了历史。
“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不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建立起这样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的石油化工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忆述国事，陈锦华感慨。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之势依旧浩荡奔腾，世界能源格局风云际会、变动不居。中国石化新的征程，注定是机遇与挑战交织的改革深化之旅，续历史新篇，当秉先贤之志；践担当使命，需初心永存。
任务完不成，会不打自倒“中国的经济振兴要靠石油化工的振兴。”这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石化行业的殷切期望，也是当时中国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按照当时的测算，如果用好一亿吨的石油，国家财政每年可以增加上百亿元的收入，相当于198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约十分之一。
因此，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筹建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时，被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1983年7月12日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大会，陈锦华在大会主席台上。
在中国石化成立之前，世界上年产石油超过1亿吨的国家不到10个，中国是其中之一。但是资源利用的效率不高，甚至不如印度。即使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原油利用率也只有26%，效益偏低。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部门和地方分割的管理体制，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1亿吨石油的加工企业由3个部门，20个省、市、自治区分头管理，不能全面规划、充分利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分属2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和3个部的39个企业以及企业的下属单位，划给中国石化总公司直接管理。
统一管理，意味着改革要动个别部门的“奶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
一次，陈锦华到抚顺开会，他们跟陈锦华反映说：有人在会上讲，中国石化总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厂可是1932年的老厂！陈锦华说：“这叫什么话？1932年是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是伪满统治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他们来管你？这是什么逻辑！你的历史比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够资格管你？”陈锦华讲得很硬气，当仁不让。
从筹建公司时期，“石化总公司多余”的言论就甚嚣尘上。陈锦华始终认为，中国石化总公司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的业绩，看它的工作，工作搞好了，事业发展了，就能够存在，别人想把它解散也解散不了。它的工作搞得不好，事业不能发展，中央交给的任务完不成，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会不打自倒。
“为政不在多言”，是陈锦华常挂心上的古训。为此，坚持多做少说，力求实效，每当遇到矛盾多的部门和阻力大的地方，他亲自带领工作人员去进行交谈、交接。为妥善解决问题，他从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利益。
“爱我中华、振兴石化”正是他从政治高度明确提出的一句响亮口号，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干部职工为振兴我国石化事业而奋斗的激情，对社会各界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1983年5月上旬开始，由筹备小组成员带队，先后派出9个工作组到20个省市自治区去谈企业的交接。半年时间里，陈锦华将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38个企业收了上来。其工作决心和力度，可见一斑。
“放胆”对国家实行承包企业上收不是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实现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集中统一。资产到位后，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改革目标，极为关键。
1984年，当时国营企业改革还处在打破供给制、大锅饭的承包阶段，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初始步骤。中国石化总公司，却酝酿着一场更高层次、步子更大的机制革命。
中国石化成立之初，国家就把石油化工看做是生财之道，中国石化总公司要考虑少投入、多产出、快产出，首先把效益搞上去，为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雪中送炭，并要求石化总公司到1990年把税利总额搞到200亿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还决定，要中国石化总公司搞一个总的设计，也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
为此，从1984年4月上旬开始，中国石化一班人组织专门班子研究这个总体设计，先后召开了3次经理（厂长）座谈会征求意见。5月下旬，中国石化一班人拿出了中国石化总公司1985年到1990年的《进一步推行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案》。
这个方案以“四定、四保、四包”为投入产出的内容，对国家实行承包。“四定”是国家给中国石化总公司定产出、定投入、定税种税率、定留利办法；“四保”是国家给石化总公司保原材料、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保生产建设必需的资金，保统配材料和设备，保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四包”是石化总公司对国家包财政上交，包主要产品产量，包新增加的技术开发、自主开发和新产品试制资金，包产品质量。
之后，中国石化一班人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召开了直属企业经理（厂长）会议，讨论国务院批准的承包方案。陈锦华在会上讲了8条落实措施：调整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好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树立依靠技术提高经济效益的战略思想；集中力量抓好重点工程建设；加速智力开发，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加强经营，搞好流通；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对外合作；实行现代化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用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石化成立初期的体制机制革命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采取经济办法构建公司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的做法，顺利确保中国石化完成了公司筹建工作。
中国石化总公司首次经理办公会议。
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中国石化的发展，与祖国利益、需求同频共振。将国家利益视为首位，作为企业主业，是陈锦华凝练出的一条成功经验。
做强做大核心主业，中国石化将改革发展的目光紧紧盯在中国薄弱的石化炼化环节。
乙烯是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有了乙烯就可以做成各种合成材料。一个国家石油化工是不是很发达，其标志就是它的乙烯产量。
“陈锦华，交给你一个任务，到2000年中国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1983年7月4日，国务院原副总理万里的一句嘱托令陈锦华铭记于心。
赶超差距有多大？陈锦华心里十分清楚：1983年，苏联乙烯产量是226.7万吨，而中国当年的产量才56万吨，只有苏联的1/4。17年时间，要赶上苏联就意味着要在产量翻近两番，这无疑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挑战。
为千方百计用好国家资源，做强做大核心业务，中国石化大刀阔斧上项目，筹资金，弥补科技短板。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从国外引进了大庆、齐鲁、扬子、上海等4套30万吨/年乙烯及配套装置，镇海、宁夏、乌鲁木齐等3套30万吨/年合成氨及配套尿素装置，上海、扬子等2套大型芳烃成套装置，因经济结构调整，项目建设已经停滞。
恢复建设这些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当时国内资金很难筹集，利用外资又没有经验。陈锦华召集党组会议，决定首先立足国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聚集一切可以集中使用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特别是技术人才，一个一个项目打歼灭战；同时，经过反复权衡、慎重决策，提出利用外资、自借自还的设想。
向国外借款，涉及对国外银行、币种、利率、还款期限等利弊分析和优化选择，还要考虑当时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和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等不利因素。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项极为冒险的决策。
经过多种方案比较，中国石化提出了第一批从1984年起5年内利用外资40亿美元的方案。后来，又提出第二批从1989年起5年内再利用外资40亿美元的方案。这就为上述引进项目在对外合同已经失效、主要依靠自身技术力量、适当聘请一些外国技术专家的情况下进行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从耕耘到收获，中国石化为民族石化工业振兴交出了一张卓越的答卷：2000年，中国乙烯产量由65万吨增加到470万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乙烯产量从208万吨降到189万吨。“当年万里提出翻两番的目标，我没敢表态，实际结果翻了将近三番。”
1992年8月陈锦华在镇海石化总厂考察。
科技先行摆脱“卡脖子”比肩世界一流石油化工企业，陈锦华深知科技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中国石化创建伊始，他就提出“振兴石化、依靠人才、科技先行”。在不断探索推进中，中国石化搭建起了“一个整体、两个层次、三个体系”的科研体制。
具体而言，一个整体是，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作为总体，来统一制定规划，对战略性的规划实行集中决策、统一配置资源。两个层次是，中国石化直属的科研单位和直属企业下面的科研单位统筹安排任务、分工协作。三个体系是，油气勘探开发、石油炼制、石油化工。
通过这种科研体制，中国石化把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生产应用等方面力量统一地组织起来，建立科研—设计—生产的一条龙攻关制度,形成了陆相隐蔽油气藏勘探配套技术、高含水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催化裂化、加氢、乙烯裂解、聚丙烯等核心技术，确立了中国石化的技术优势和技术实力，支撑了石化工业的持续发展。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石化已经积累了用自有技术去改造国外引进装置的经验。通过对引进装置进行技术改造，按国外的说法叫“消除瓶颈”（Debottleneck）。
从燕山石化30万吨乙烯装置做起，在取得成功后，又先后对各套30万吨乙烯装置进行了两轮改造，使其乙烯生产能力从30万吨扩大到45万吨、60万吨、80万吨乃至100万吨。这种主要使用自有技术、依靠内涵发展的新路子，不仅投资省、速度快，而且产量高、品种多、质量好、能耗低，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对炼油、化肥装置也走这样的路子进行改造，收到了同样的成效。
“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石油化工的振兴。”陈锦华说。
35年虽已逝，这一超前的科技创新理念，仍是支撑中国石化屹立世界民族工业之林的坚强根基。（本文参考了陈锦华所著《国事忆述》，《中国石化三十年》等资料，图片来源：中国石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