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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须警惕经济下行风险
摘要：近日，路透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进行了调查，并对于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进行了提示。
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料微降至6.7%
路透对55家机构调查的预估中值显示，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将较前季略微下降，至6.7%，而中美贸易摩擦料为今年下半年经济前景蒙上阴影。“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长6.7%，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能稳中稍缓，但结构改善韧性增强，需要关注外部冲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预测。
他们指出，下半年关注三个外部冲击：一是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可能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二是地缘政治变化可能对原油价格的冲击；三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几经起伏，已经历三轮磋商，分析人士多预计本轮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持久战。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5日宣布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自7月6日起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瑞银经济学家汪涛等亦预计二季度GDP略微放缓至同比增长6.7%，但下半年增长压力加大，这主要基于房地产可能放缓、基建投资仍疲软、贸易摩擦加剧拖累出口增速。不过他们也指出，制造业投资回暖，消费仍具韧性，将有所对冲。
汪涛并预计，中国还会继续对政策进行微调，具体的节奏力度取决于数据表现。瑞银预计央行下半年还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最多还能下降150个基点，同时运用MLF和PSL等其它流动性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
中金公司对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则相对乐观，称尽管6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能明显放缓，但4、5月份工业增加值快于一季度。整体看，二季度经济增长基本平稳，GDP同比增长6.8%，跟一季度持平，名义GDP增速从一季度10.2%小幅下降至9.9%。
高盛7月2日发出的最新报告亦预计，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料为6.8%，近期的贸易争端紧张局势尚未明显地体现在宏观贸易数据中。
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6.6%
警惕中国经济减速的观点开始增多。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7月3日汇总的中国经济学家调查显示，对中国2018年二季度（4-6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预测平均值为6.7%，低于一季度的6.8%。对2018年全年的预测平均值也只有6.6%，低于2017年的6.9%。中美贸易摩擦走向长期化、出口下行的风险受到担忧。
中国经济5月份出现固定资产投资锐减等趋势变化的征兆。法国兴业银行的姚炜分析认为，由于（中国领导层推进）去杠杆化（压缩过剩债务），许多企业和家庭的筹资成本急剧上升。这种紧缩性的金融环境使得内需增长乏力。澳新银行的杨宇霆指出，中国经济2018年上半年较为坚挺，但下半年将会由于贸易摩擦和房地产萎缩而减速。他预测2018年全年的增长率为6.5%，2019年为6.3%。中国领导层提出重视经济质量的方针，显示出不拘泥于高增长率的姿态。但还不仅仅局限于当局已经意识到的减速，担心贸易摩擦将会产生不良影响的观点正在增加。
对于从多个选项中选择有可能导致经济下行的风险因素时，中国经济学家选择最多的是“美国的保护主义导致出口下降”。中国银行（香港）的蔡永雄指出，最近几年出口减速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尽管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外部环境仍不透明。光大新鸿基的温杰认为，美国的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产生影响，中国企业的利润也受到挤压。对于出口下降之外的风险因素，许多经济学家列举了“金融紧缩”、“房地产市场下滑”、“影子银行问题”。瑞士宝盛的Susan Joho列举了房地产问题，他认为，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软肋，过去的金融紧缩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在问及如何预测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时，得到了19位经济学家的有效回答。其中只有3人预测在年底前“改善”。9人认为“不变”，7人认为“恶化”，认为这一问题将陷入长期化。
安盛投资管理（亚洲）的姚远预测不会发生变化，他认为中美存在根本上的分歧，长期化的经济战争才刚刚开始。J. Safra Sarasin的David REES指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姿态估计不会改变。预测事态将趋于恶化。
工银国际的程实分析称，中美相互依存，这与（曾经对立的）美苏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因此认为中美不会发生新的冷战，将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中信银行的廖群认为，中美都意识到贸易战将会两败俱伤。这样的观点尽管只是少数，但还是有人预测事态将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美国将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视为问题，在18个有效回答当中，有10人回答贸易摩擦将会导致“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受到打击”。凯基证券的陈浩指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依赖国外，短期性影响很大。不过，如果中国集中力量研发独自的技术，长远来看将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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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挑战资本主义
专栏作家、大数据和商业分析师Bernard Marr日前在《福布斯》刊文指出，AI将人类从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去做更有创意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人人都富裕的社会。为了避免财富最终积聚在控制大量机器人的1%的上层人手里，我们必须针对这个问题制定措施，而这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
Bernard Mar在文中写道，如果你相信炒作，那么人工智能（AI）很快将会以戏剧性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反对人工智能的人会说它将导致失业率上升，国内动乱，甚至会带来人类的灭绝。相反，倡导人工智能的人告诉我们，随着机器人处理繁重的工作和日常琐事，我们将会迎来更加休闲而又创意的未来。而多数人可能处于中立的位置，他们承认人工智能会对工作带来大幅度的改变这一观点是很难预测的，就目前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在过去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工作方式的大规模变革可能在短期时间内都是具有破坏性的。然而，从长远来看，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并且没有造成社会的衰败。
然而，正如近期出版的《智能和两个奇点》（Intelligence and the Two Singularities）的作者Calum Chace在书中所提到的——此时此刻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之前的工业革命是用工具和机器代替人类的劳动力，而这次我们的思维功能正在被取代（尤其是人类的预测和决策的能力）。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人确切知道会发生什么。机器解放人类，让人去做更有创意的事情，需要有社会经济基础。
当我最近在伦敦遇到Culum Chase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很多人认为在过去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现在也不会发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在短期内，随着我们人类学习如何更好的使用机器，AI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比起考虑接下来的10到15年，将眼光和思考放到更长一点的时间尺度上会显得更为重要。”
有一种主流思想是这样的：当机器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比如体力劳动，日常决定等）时，人类可以自由地把时间花在休闲或有创造性的追求上。
然而，正如Chace所说，上述情况需要“富足经济”的存在，就像梦幻的乌托邦一样，在那里满足我们基本需求的东西（如食物和住所），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人类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一个境地：在机器大军主导的工作领域中，人类需要为那些有偿的且人类还可以继续可做的工作去竞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完全自动化的农场，要比人力的农场、有机械操作员的农场等，消耗的成本低。然而，如果这个农场的主人仍然把他的货物分给出价最高的人，那么如何在民众中分配食物方面就会存在不平等，并且有可能出现贫困的下层阶级，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这并不符合乌托邦的概念，在我们能够轻松的将权利赋予机器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场景。
这就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而它的理想出路似乎逐渐地过渡到了机器驱动的经济。这一过程需要仔细地监督，哪些人正在被“自动化”，并确保已经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持这些不幸正在被“取代”的人。
而要想达到上述的情况，需要量两个因素：第一，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做出共同的努力，了解挑战的规模，并作出正确战略框架。第二，要有一个比利润更重要的动机，让科技行业的领导者们也得意接受。
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很快发生。即便我们呼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大公司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为企业创造利润。此外，使政策发生变化要比说服一个公司CEO，让他不要只专注于赚钱来说更具有难度。“人们会看到这些机器人开着汽车载着人类，想着这些机器人在不久也会取代自己，接下来就会产生恐慌。”
Chace同时认为，目前在北欧国家实验的统一基本收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目前来说并不该是这样的形势。“统一基本收入的问题在于‘基本’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予人民一个基本的收入，我们将会失败，并且社会可能不会稳定。”
在未来，人们过着由机器劳动力提供食物而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只有“1%”的上层社会人，手里掌握所有的机器人，他们建造帝国，九天揽月，但这可不会让大多数人的心理平衡。然而，这也许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然而，Chase认为，现在就制定出更好的计划还为时不晚。“我们都有一个工作去做：唤醒貌似从未考虑过这一点的领导人，再唤醒内心深深否认这点的科技领袖们。”“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挑战，我们就能拥有一个让自己、孩子以及我们的孙辈都感到惊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机器做着无聊的事情，而人类做着有价值的、有趣的事情。”
（Forbes，2018.7.2）
印度追赶上中国要花很多年
日前，纽约大学印度裔教授艾宁德亚·高斯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首期《深高金大讲堂》正式演讲前接受了香港商报记者齐晓彤的独家专访，宁德亚·高斯对全球移动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纽约大学 Stern商学院最年轻的教授，2014年，《商业周刊》的Poet & Quants将他列入“40名不到40岁的教授”名单。2017年，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榜单将他列为最有可能影响未来组织管理和领导的30大管理思想家之一。
据艾宁德亚·高斯介绍，他每年回印度大概三到四次，这样近十年应该回去过30到40次，他来中国的次数更多。所以，他对中国和印度的情况都比较了解。
艾宁德亚·高斯认为印度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伙伴不会很快的。他说，中国的经济比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大得多，影响力也大得多。这是有原因的。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摩擦，它们会消失的。所以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之间的比较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经济比印度经济更大，更有影响力。但印度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所以那里有很多机会。因此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印度和中国都将取得迅速的进展。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领先于印度经济。所以印度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赶上。
艾宁德亚·高斯指出，数据隐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他在过去10到15年中的许多研究都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千禧一代，新一代，他们越来越愿意放弃他们的数据来换取一些好处。例如，在中国，28%的消费者愿意为了利益而放弃他们的数据，在美国是25%。美国是世界上第七大消费者愿意为了利益而放弃他们的数据的国家。他认为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公司的行为必须像管家，酒店的门房，而不是跟踪者，跟踪你的人总是跟踪你。绝大多数公司都非常谨慎地保护我们的数据。他们投资数十亿美元的资源，用来确保我们的数据安全。这是新一代消费者所相信和看到的。因此，他认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市场概念发生，消费者将能够分享他们的数据，一些直接的金钱利益。
艾宁德亚·高斯指出，印度有Flipkart，但是Flipkart被沃尔玛收购了。还有一些像欧拉这样的本土公司，还有OLA公司，是印度的Uber，还有PayTM。OLA和PayTM有可能成为大公司，但目前它们仍非常专注印度，不是全球性公司。因此，不知道是否有一天，OLA和PayTM能够像Facebook、谷歌或亚马逊那样真正走向全球。高斯觉得，对滴滴、阿里巴巴、小米或华为等公司的可能性要乐观得多，它们能变得更加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公司落后了几年，也许是十年。
（香港商报网，2018.7.5）
法德引擎能否启动欧元区改革？
尽管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但欧盟北部成员国对马克龙改革举措的反对声已经变得强硬起来。与此同时，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给此次峰会蒙上了阴影，暴露了这个28国集团内部的严重裂痕，并使法国与长期盟友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个问题甚至可能毁掉德国政府。
马克龙最终赢得了默克尔对其激进建议的支持，但眼下他面临着眼看默克尔作为欧洲最具权力的领导人——以及法国最亲密的伙伴——的13年执政暗淡地戛然而止的前景。
“马克龙就像不停推着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贝莱德（BlackRock）首席经济学家伊莎贝尔·马特奥斯·伊拉戈表示，“最终可能取得一些进展，而一场新危机可能会将之吞噬殆尽。”
不久以前，默克尔首次明确表示支持欧元区预算的想法。这是自从马克龙去年9月在索邦大学（Sorbonne）发表演讲（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提出了深远的设想）以来他一直寻求的象征性突破。
巩固欧元区一直居于这位法国总统计划的核心，他要与威胁欧洲一体化的欧洲民族主义势力以及转变中的全球联盟作战。他在巴黎宣称，是时候让欧盟成为可以确保自身安全并支撑经济增长的“主权”力量了。
尽管法国人和德国人对欧元区预算存在严重分歧，但德国领导人可能会接受欧元区共有资金池的想法，仅这一事实就被分析人士称为强有力的象征。
多年来，法国一直倡导以这样的“稳定工具”缓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并加强融合的想法。然而，巴黎方面一直遭遇德国的抵触，因为德国不愿考虑任何带有从较强经济体向较弱经济体进行财政转移意味的方案。梅塞伯格会晤表明德国这种抵制情绪开始瓦解。
但在最近欧盟峰会开始之前，12个欧盟成员国（主要是北部国家）就已经批评了梅塞伯格的提案，称欧元区预算会向有赤字倾向的欧盟国家传递错误信号。
亲欧盟的智库机构Institut Jacques Delors的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表示，在此次峰会上，马克龙可能难以说服欧盟领导人哪怕考虑一下预算资金池的想法。“梅塞伯格是一个积极的时刻，但从那之后，对于此次（布鲁塞尔）峰会的期望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欧洲近来蔓延着一种消极情绪，”他补充说，“改革的窗口即将关闭，因为德国新联合政府组阁谈判耗了7个月的时间，也因为奥地利和意大利选举。”
或许法德计划最大的威胁在于德国本身——默克尔的基民盟（CDU）及其巴伐利亚同盟基社盟（CSU）在难民政策上的争执已经引发了全面危机，可能会彻底摧毁默克尔政府。目前，马克龙在柏林有盟友，至少这位盟友初步认可了他对欧元区改革的设想。但默克尔的总理之位、及其对政党和国家的权威，看起来不如过去多年那么稳固。“该计划没料到默克尔现在的脆弱境地，”曾经为马克龙担任竞选顾问的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表示。
德国财长奥拉夫·肖尔茨仍然拒绝接受法国要求应该写入联合声明的一句话——“为了（经济）稳定和融合，建立欧元区自有预算”。法国政府官员则警告称，马克龙宁愿与德国总理产生冲突，也不愿像法国过去通常的那样满足于小让步。
一些分析师、甚至他的一两位顾问，都对这位40岁总统愿意在欧元区改革中投入如此多政治资本一事感到困惑。助手们称，他坚信欧元区预算将打消投资者对欧元的疑虑。
马克龙在去年5月赢得法国大选几周后，就设定了较高的标杆，提出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个百分点”——或者说超过2000亿欧元——的欧元区预算方案。
然而，据皮萨尼-费里表示，他不可能提前预料到默克尔眼下的政治困境。皮萨尼-费里称，最初计划是在2017年底、在德国联邦选举几个月后，敲定有关欧元区的法德协议，并在意大利定于今年春季举行的大选投票前最终达成协议。
据皮萨尼-费里介绍，马克龙原本盘算法德最近变得一致的选举周期会为改革势头加把劲，马克龙在法国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而默克尔继续执掌柏林政坛。
德国大选使这些计划陷入混乱。默克尔的基民盟/基社盟集团落得自1949年以来的最糟糕结果，丢掉了100万的选票，让德国极右翼新选择党（AfD）收入囊中并首次在联邦议院（Bundestag）获得席位。她与绿党（Greens）和自民党（Free Democrats）组成执政联盟的尝试于去年11月告吹，致使法德就欧元区改革问题的谈判暂时搁置。
最后，默克尔设法说服不情愿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加入了新的执政“大联盟”。该政府的亲欧论调令人震惊：它承诺将迎接“欧洲的新曙光”，似乎认可马克龙的大部分言论。但事实是，默克尔面对的这届联邦议院对欧元区的怀疑态度比大选之前更甚。
德国联邦议院对马克龙动机的不信任更加剧了这种怀疑态度。基民盟内的一些人把他看为自大狂，妄图以法国的规划塑造欧洲。“马克龙的议程是打造以法国为主导的欧洲，”一位资深的基民盟议员在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几周后表示。
此类隐隐约约的恐法症激怒了马克龙。5月，马克龙在亚琛（Aachen）——他在此被授予了德国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奖（Charlemagne Prize）——发表演讲时，抨击了德国反对者，即柏林那些声称法国想要欧洲“为法国自己服务，想要欧洲为法国自己的赤字提供资金”的德国人。“醒醒吧！”他向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观众表示，“法国已经改变了。”
在逃避了数月之后，默克尔于6月3日接受《法兰克福广讯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采访时简要阐述了她对马克龙改革议程的看法。她谈到了面向那些面临经济衰退的国家发放的“短期信贷”和一项“几百亿欧元”的“投资预算”——这与马克龙设想的财政能力（数千亿欧元）相距甚远。
马克龙可能希望自己能说服默克尔接受更具雄心的计划。但是在6月，当德国陷入近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时，这些希望都破灭了。起初，德国内政部长、基社盟党魁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坚称，已经在其他欧盟国家申请了庇护的难民应该被德国拒之门外——默克尔拒绝了这一要求。由此引发的争执可能导致基民盟和基社盟分道扬镳，终结近70年来构成德国政治基石的联盟关系。
面对柏林方面的动荡，马克龙在梅塞伯格选择了务实的解决方案：一份故意缺少细节的象征性的政治承诺，他称细节对于尝试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适得其反”。“该协议如此缺少实质性内容，这颇具战术性，事实上这是两国领导人挽救局面的唯一办法，”马特奥斯·伊拉戈表示，“这给了默克尔更多的时间去说服国内舆论。对于马克龙而言，这保留了谈判余地。”
但该协议也掩盖了一种两难境地。“正是欧洲反对一体化的力量迫使德国和法国走到了一起，”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政治分析师克莱尔·德迈什梅（Claire Demesmay）表示，“但使得法德间的妥协难以落实的也正是这些反对力量。”
外界对梅塞伯格宣言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这有多难。基社盟怒称未得到通知，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几乎指责默克尔借此收买其他欧盟国家对其难民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12个欧盟成员国发出警告称，欧元区预算构成“道德风险”。
巴黎方面坚称，欧元区预算不会涉及向较弱的经济体进行财政捐款或财政转移，而只涉及短期紧急贷款。巴黎方面还坚称，无意削弱欧盟预算机制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但法国一些外交官承认，他们的希望是，一旦建立了预算资金池，即使是资金不太多，柏林方面和其他欧元区成员国也将意识到，真正的货币联盟需要进行更多的财政转移。他们还指出，在英国退出欧盟的背景下，欧元区实际上将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核心。
“这是法国很久前就有的想法，即欧元区才是正事。法国从未理解过（欧盟）扩大范围，”皮萨尼-费里称，“这让其他成员国有所怀疑。”
不过，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约瑟夫·扬宁（Josef Janning）表示，法德引擎可能已经重新恢复了生机。“但你也会看到，这台引擎不再抛出各种宏大的设计，”他称，“它已经变得相当务实——这反映了默克尔的软弱。”
（FT中文网，2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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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跨境汇款的新突破
2016年8月2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批出首批储值支付工具牌照（简称“SVF牌照”）。首批获牌公司有5个，包括阿里巴巴支付宝钱包、香港电讯Tap&Go拍住赏、腾讯财富资料有限公司WeChat Pay、TNG有限公司TNG钱包，以及八达通卡有限公司八达通卡/好易畀。可以看到，内地两家互联网金融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与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都获得了香港金管局颁发移动支付牌照，这标志内地互联网金融企业正式进入香港。
在首批公布SVF牌中，最受瞩目的是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电子钱包。支付宝成为香港首批支付牌照获得者，这意味不仅能继续服务香港商家，还能为香港使用者提供电子钱包、商家优惠等移动服务，进一步打开支付宝在港发展空间。
其实，支付宝早在2007年就进入香港市场，是香港人在内地网购最常用的支付平台。资料显示，有近四分一的香港市民使用过支付宝服务。作为全球化桥头堡，支付宝近年加大了香港市场布局。早在2016年7月份，香港已有近6000家线下实体店铺开通了支付宝付款，范围涵盖百货、便利店、超市、酒店和主题乐园等，而随牌照落地，支付宝扩展速度进一步提速。
支付宝（香港）获牌后推出的第一项服务，就是为香港市民提供便捷的网购支付，新的港币充值服务也于2016年10月份推出，而过去的支付宝卡则同时停售。换言之，除了人民币账户，香港支付宝用户可拥有自己的港币账户。以此为第一步，支付宝逐步为香港市民提供不同场景的电子支付服务。2017年5月24日，支付宝宣布推出香港版支付宝HK，香港本地用户也能用支付宝扫码付款、找优惠、缴水电煤费等。
近来，支付宝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再次取得新突破。2018年6月25日，香港支付宝钱包AlipayHK上线全球首个全区块链跨境汇款服务。港版支付宝AlipayHK的用户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向菲律宾钱包Gcash汇款，由香港渣打银行负责日终的资金清算及外汇兑换。此次港版支付宝AlipayHK与菲律宾钱包（GCash）合作，支持跨境汇款也能像境内转帐一样实时到帐。
AlipayHK称，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令跨境转帐速度加快，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时，能提升交易过程的透明度。在服务试行的首三个月内，用户可获豁免手续费。第一笔汇款由在香港工作22年的菲律宾人格蕾丝完成，耗时仅3秒，而这在以前需要10分钟到几天不等。
支付宝的这一新突破彻底解决了支付宝跨境汇款的问题，也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平台向国际延伸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Alipay Payment Services（HK） Ltd行政总裁陈婉真表示，我们很高兴为本地用户推出这个创新的汇款解决方案，特别是为居港的菲律宾社群。据介绍，这项创新的服务将会为本地居民，尤其是居港的菲律宾社群提供便利。以前汇款是一项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到汇款公司花费数小时排队、填写汇款资料，而现在只需要通过手机完成，款项就可在数秒内转至GCash账户内。
据悉，此次支付宝的跨境汇款创新服务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支持。区块链能够帮助企业间加密交易、跨境交易及处理大数据等，区块链也能够解决银行交易认证上资料真确性的问题。目前，区块链技术已经在香港的金融领域得到应用。此前有香港银行实现内部区块链跨境汇款，但并未跨机构，且用户与银行间的转帐还是传统模式;也有基于加密货币的跨境汇款，但因为币种的供需和币值都可能会短时间剧烈波动，难以大规模商用。
区块链通过分散式共享帐本与智慧合约将其升级为并行，实现了交易信息的实时共享，节省了大量的传递时间和对帐结算成本。此外，因为区块链具有帐本不可篡改和智慧合约等技术特点，使得跨境汇款的各参与方有了实时、可信的信息验证管道，汇款有可循，更加安全。区块链技术还能降低风险，使跨境汇款能实现更透明的监管和更高效的风控。
支付宝成功推出了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的跨境汇款服务，接下来，支付宝还会推出香港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境汇款服务，这将为全球居民的跨境汇款服务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香港商报，2018.7.10）
编译、整理：李彦松、张佶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