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以为梁建章讨论人口问题，是携程公关的出的主意“声东击西”，那时候携程正遭遇亲子园事件的危机。后来一路看着梁建章一会发表鼓励财政为生育拨款，一会又在世界人口日怼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才觉出，梁建章作为社会学家是认真的；作为携程董事长才是兼职的。目前，携程股价从去年风平浪静的60元，已经跌到了45元。连美团上市，携程已然如“温猫”一样，不发一言。
古有皇帝不爱江山爱木匠，今有携程梁建章不爱经营爱社科。
有人说，比起和携程董事长梁建章谈他的百亿级的事业，更能让他有倾诉欲，其实梁建章钟爱的人口学。更有认同感的身份，也许不是携程董事长，而是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这种学者执念，即使是在携程半年中集中遭遇“捆绑营销”、“亲子园虐童”、以及“卸载携程”等舆论漩涡之时仍未改变。梁建章仍然端坐在他的书斋里，研究怎么利用财政拨款用鼓励出生率。
6年前，携程在遭遇同程等互联网新玩家的多维挑战之时，从书卷中重新回到了老板椅上，把如温室般的携程打造成了一个创业者集群。“你用铺贴打价格战，我调遣你两倍军力迎战”。狼性文化把温顺的携程彻底变成了一头饿狼。携程不日便重OTA行业头把交椅。
2016年，携程宣布去与哪儿合并，人海战术玩家与OTA知名技术派走到了一起，一时间让人感觉OTA市场格局已经基本锁定。不承想，去哪儿内部骨干因不满携程绕过自身，转而与大股东百度谈判而积怨，关键岗位人才或流失于外，或自主创业，去哪儿板块逐渐沦为鸡肋。
如今，同程、艺龙效法携程、去哪儿并宣布合并，三个月后即宣告上市，时间又恰好卡在携程公关事件的节骨眼上，后者市值在舆论漩涡中累计抹去达74亿，不得不让人感叹，商场果如战场，挑准时机下口，是商场中的道法自然。
学者梁建章
7月，世界人口日，作为人口学家身份的梁建章显得特别忙碌。
12日，梁建章撰文建言，希望国家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补贴和奖励生育。6月底在接受采访时，梁建章呼吁对低收入家庭发放现金补贴促进生育。5月底全国出现抢人大战时，梁建章表示这将演变为城市扩容，并有助于平抑房价。更早的，在北上十三五规划设置城市常住人口红线时，梁建章还直言，北京如能规划得体，可以容纳超过4000万人口。
而梁建章作为第一序列作者出版的新书《人口创新力》，正处在紧锣密鼓的推广阶段。
梁建章发表人口学观点，早已不是一朝一夕。当我们在财新的版面上时常看到专栏作家梁建章的时候，职业病提醒我，这只是携程“打造IP”的公关策略。但随后我发现，梁建章的学者范儿，是由内而外，如假包换的。
从15岁开始在数学竞赛上与沈南鹏有一面之缘，到以复旦大学少年班攻读计算机毕业，到25年后坐稳OTA市场头把交易，在互联网江湖呼风唤雨，甚至当时与马云齐名，沈南鹏则“仅仅”是携程的CFO，不可一世的梁建章在2006年，已经觉得自己与携程无敌于天下。
但紧接着，梁建章做了一件可能是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事情——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并将携程CEO的位子留给了他的老战友，温润儒雅的范敏。
与大V马云校长作为慈善学者的状态不同，如今的梁建章是个在人口学领域颇有建设的学者，正儿八经的北京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曾与首位中国籍美国汤姆斯奖得主曾毅等合著《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还为这本书作过序言。
2012年，梁建章和北大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梁建章又出版了一本书《中国人可以多生》。
2016年，梁建章第二次淡出携程之后，这位学者再次开始逐渐成为各家民生社会类报道的座上宾。今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梁建章的署名文章《广聚英才 还须用之》，文章分析了近来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抢人”大战的原因。
2012年，梁建章在财新开设专栏，从此以后便开始了高频更新，每个月发表文章的频率在2篇左右。这种频率，即使在梁建章开始回归携程CEO的角色时，仍然没有放松。在社会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梁建章总会时不时的追热点，
比起千亿公司“垂帘听政”的幕后主导，梁建章更像是一个自媒体创业人。
失去梁建章的携程
2003年，携程作为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风光无限。2006年，梁建章自认携程早已无敌于天下，选择隐退求学。
梁建章一去就是6年。而在这6年里，互联网商业的基本逻辑逐渐从网线变成了无线电波，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移动互联网入网人口最多国家，互联网企业间的商战宛如刺刀近搏。而沉浸在书斋中的梁建章，似乎对此有些后知后觉。
接手携程CEO的范敏，并非对这个趋势没有预判。然而范敏的行动力，却与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节奏”格格不入。
携程今日的局面，好似7年前的翻版。在梁建章走后，作为千年老二的艺龙，订单速度曾连续七个季度领先携程。携程与艺龙的股价南辕北辙，艺龙股价几乎翻倍，携程的股价却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而这一情况，迫使擅长商战的梁建章于2013年回归，主导携程大局。
作为企业领导人，梁建章时常选择冷血与狼性。在梁建章回归携程的“二次创业”期间，携程从范敏如同茶道一般的管理哲学中，近乎无准备的投身到了奔跑的掠食者的形象中。在这场战役中，梁建章亲自牵头启动创业小组，打造负责人全权问责制度，独断专行讲求办事效率，火速调用资金回击价格战，在同程艺龙的首个“蜜月期”主动砸场，一举收购同程30%股权，迫使同程艺龙在2014年建立的统一战线瓦解。
那是一段携程员工不愿回想的日子，也是携程股东大喜过望，但如今却仅存怀念的日子。
在稳定军心之后，2016年，梁建章再次宣布离开CEO的岗位，一边在推出豪爽的股权激励的同时，将CEO转交孙洁担任。
可讽刺的是，梁建章在回归书卷的时候，携程却又陷入了舆论风波——默认在购置机票时购买保险的“捆绑营销”、连自己员工儿女都可以轻慢的“亲子园虐童”、以及把如今甚至连三星级酒店都评不上的酒店打上五星，置顶推荐的“竞价排名”，其无不挑战着商业伦理的底线。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时，梁建章在2013年回归携程之后，曾经号召所有员工学习经济学与数学。回头想来，携程的退票费用能比机票钱贵，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过去半年，携程CEO孙洁似乎一直在道歉中度过。比如退票手续费高于票价的荒唐事，上亿身价的孙洁甚至还在深圳市销协会给几位人大代表鞠了一躬。
而比鞠躬更令人汗颜的，是携程不愠不火的定位与容易遭到复刻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商战风起云涌，补贴大战愈演愈烈，如美团等场景化流量巨头开始一边上市融资，一边试图借助资本与场景拓展实现流量货币化。而不以流量起家，仅剩品牌效应和价格优势支撑的携程，正在耗尽其最后一丝的竞争力。
而作为携程幕后掌舵者梁建章，除了只言片语的道歉，再未见其在公开场合谈论携程的应对方案——这次，梁建章似乎已经没有回归的打算了。
有意思的是，在“亲子园”事件爆发前一个月，梁建章恰好写了一篇《中国为什么没有托儿所》，阐述为什么携程会成为少有的为员工提供托儿场所的公司。
有时候，我们很难评判，梁建章作为人口学学者，兴办幼儿园，是否有其私心。
“双面”梁建章
梁建章对其商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似乎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在微博最火的年代，梁建章曾经注册过两个微博，一个是“携程梁建章，一个则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他似乎正有意识的将这两个身份割裂开。
但是，梁建章在两个身份之间的切换，并没有如微博一般的泾渭分明。
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三年，梁建章和斯坦福大学教授Nicolas Bloom搞了一个实验，以携程的12600多名员工为实验对象，比较员工在家工作和在办公室工作的效率。他们按照出生日期随机将员工分成实验组和参照组：实验组的员工们每周四天在家，一天在公司上班；参照组的员工则一周五天公司上班。
比起实验结果，人们更加感叹的是梁建章把自家员工当小白鼠的魄力，以及虽然离开携程，却仍能随意约束员工工作时间的掌控力。
携程在此后，一直都是梁建章的“人口学实验室”。
今年4月，梁建章曾专门对女性生育比例低进行过阐释，梁建章认为，中国女性无论从参加工作比例和创新创业的活力都排在世界前列，但相对的就是中国女性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女性现在的生育率低，这对未来是否有更多的年轻人口参与到创新是一个负面影响。
不过，梁建章结局女性生育低下的方法很另类。
7月中旬，携程宣布将在公司内部拓宽生育基金的内容与使用范围，为中高级女性管理者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的费用，及不超过7天的带薪休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
携程并不是最早实施该项福利的公司，前行者还包括Facebook和苹果。不过以梁建章人口学学者的身份来说，包括此前东窗事发的携程内部亲子园一事，似乎总透露着梁建章把携程的内部激励当做是一种社科实验。
以冻卵向女性员工示好，无疑是变向传达，甚至迫使其放弃或者搁置生育计划，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激励”。但是，这钟“晚育激励”，又与梁建章自己一直鼓吹希望中国通过财政手段鼓励生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掺杂着梁建章两种身份特征的“激励”中，我们看到了梁建章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人的本我一面。
如今的梁建章，甚至在论文里都不以公司治理为框架谈论人口问题了。
当年，在梁建章二次回归创业之时，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携程，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体验二次创业的艰辛，激情和成功的快感。”
也许对来说，不论是携程，还是人口学，对身价过亿的梁建章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满足求胜欲的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