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5年年末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三去一降一补”得到有力的贯彻和落实。随后，企业利润增速触底回升，经济增速都有所反弹。部分市场人士和央行都曾将这期间的行业集中度提升视为经济“稳中向好”的表现。行业集中度应该如何测算？供给侧改革对行业有何影响？行业集中度和Market power的增强，是否真的是经济“稳中向好”的标志？
第一，鉴于市场常用的赫芬达尔指数以及CRn存在不小的问题，我们基于生产法计算商品价格加成比（Markup），对中国行业集中度进行了测算。
第二，98年至今，行业集中度呈V字型走势。中下游行业集中度从14年开始逐步上升，即在供给侧改革之前便开始了自发性调整；而上游行业的变动则始于供给侧改革的行政性干预。从价格加成比和ROE关系来看，中上游不显著，但下游行业二者走势亦步亦趋。
第三，虽然我国行业集中度上行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并利好权益市场，但会带来严重的再分配问题：居民工资收入的下行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恐会进一步拖累消费增速。
2015年年末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三去一降一补”得到有力的贯彻和落实，过剩产能继续化解，工业产能利用率回升。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触底回升，2017年名义和实际GDP增速都有所反弹。部分市场人士和央行都曾将这期间的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视为经济“稳中向好”的表现。中国的行业集中度应该如何测算？中国政府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对行业有何影响？行业集中度提升，意味着市场势力（Market power）的增强，这是否真的是经济“稳中向好”的标志？
1、如何度量市场势力（Market power）/行业集中度？
竞争对于一个经济体良好运转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缺乏竞争环境下，企业获取更多的市场势力，行业集中度得以提升，进而提高了商品价格，而这往往意味着资源从工人和消费者向企业所有者转移。
准确度量市场势力并不容易。经济学上一般有两种度量方式，一种是通过需求方法，直接测算企业加价程度（Markup，即价格对边际成本的比例）；而另一种则是直接用销售收入或产品产量，来计算赫芬达尔指数（HHI Index）。第一种需要比较完整的企业交易数据，包括销售数量和价格，以及关于企业竞争形态的假设，一般只应用于理论上。
第二种较为常见，部分市场人士使用的CRn（行业相关市场内前N家最大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也是赫芬达尔指数的简陋版本。这种方法有很大的限制，具体有两点。第一，它假设了市场内的产品都是同质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逐渐丰富，单纯简单加总并不合理。第二，严格计算集中度需要整个市场所有企业的数据，遗漏之后对市场势力和集中度的测算就有偏了；而目前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并不是每年都有，且很难拿到，所以利用集中度比例来衡量产业集中度和市场势力有较大的问题。
Loecker和Eeckhout（2012）开发了一种基于生产端的计算企业加价程度（Markup）的方法，并测算了美国市场势力/行业集中度。该方法不需要对市场结构做任何的假设，需要的信息均可以从企业财务信息中获取。假定公司i在时点t的产量：
采用相同的方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对中国的市场力量/行业集中度进行了测算。
2、中国行业集中度走势如何？供给侧改革对其有何影响？
如图表3所示，从1998年开始，用商品价格加成比例计算的市场势力/行业集中度走出了一个V字型。市场势力和行业集中度的变化，往往与行业和企业的生命周期、政策环境、技术进步有很大关系。其中2001-2005年的市场势力的快速下降，与2001年以后加入WTO后市场关税较少有关。而在2008年以后，我国行业集中度不断增强，并在供给侧改革开始的2016年迅速向上跃升。
进一步地，从图表4来看，相对市场化较强的中下游行业其V字型走势较为明显，其市场势力绝对水平也明显高于上游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下游行业来说，行业集中度从2014年，即在供给侧改革之前，便开始了自发性调整，价格加成比逐步上行；而上游行业的价格加成比则是在了2016年供给侧改革开始以后，才在行政性力量的干预之下，一改此前震荡向下的走势。
进一步地，图表6和图表7展示了市场势力和企业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对于中上游行业，行业集中度越高，并不代表企业利润率就会越高，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也进一步论证了行政力量对中上游企业经营情况的重要性；反之，对于市场化程度更强，民企更为集中的下游行业，集中度和企业ROE走势亦步亦趋，市场势力的变化体现了行业自发的调整。对于这一点，伍戈曾用不同的行业集中度度量指标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也侧面印证了我们结果的稳健性。
1998年-2017年，从各个行业来看，非银、纺织、医药生物和计算机等下游行业集中度明显走高，而交通运输和建筑建材等行业集中度有所下滑，上游的钢铁和采掘业则保持较低的水平。
3、市场势力走强和集中度上行，利好权益市场，但拖累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速恐承压。
如果不考虑行政力量干预带来的效率损失，单纯行业集中度提升往往意味着效率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会提高未来企业利润，而利好权益市场（如图表8所示）。
然而，行业集中度提升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再分配问题，如前所述，市场竞争程度的下滑意味着资源从工人和消费者向企业所有者转移：劳动份额的下滑，也即居民工资收入的下行（相对水平）。从公式上看：
而从图表9中也能看到行业集中度的倒数，与劳动份额之间的同向关系。
我国当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行，行业集中度提高带来的劳动份额和可支配收入的下行，恐会进一步拖累居民消费能力。此外，从2016年年中至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增速就持续小于平均收入增速，对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制约了整体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而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企业所有者收入增加，但工人工资收入减少）。从市场势力和行业集中度逐步走高的角度来看，后续消费增速恐继续承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