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泽平马图南 罗志恒
本文来自泽平宏观，原标题《中美贸易战的大辩论：双方观点与客观评价》
导读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7月6日美方对中国出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中国随即对等加征关税。7月10日，特朗普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启动程序，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美贸易战美方真实意图是什么？未来如何演变？如何应对？
客观了解美方诉求和底牌，最好的文献是：莱特希泽《中国贸易壁垒清单》《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0年9月20日会议上的证词》、班农《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特朗普自传和竞选演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的报告》、纳瓦罗《致命中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华调查结果》（301调查报告）等。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重要文献和一手资料，剖析美方真实意图、如何客观看待以及冷静应对。
摘要
美方观点：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过大，冲击美国国内就业和制造业。2000-2017年，美对华贸易赤字占美国赤字总额的比重从18%上升至46%。2）美方认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长期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美方在《301调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在部分行业采取要求强制合资，利用审批权限等方式，强迫美国企业向中方合作企业或中国政府转移知识产权。美方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此外还通过仿冒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其他方式侵犯美国企业的权益。特朗普反复强调中美间的对等（Reciprocal）原则，要求实现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对等，而不只是在某些领域漫长的谈判。3）美方认为中国在多个领域实施产业政策，提供政府引导、资源和监管支持，限制国外制造商和外国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中国的重商主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例如，美方认为政府补贴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超越美国的一个十分具体而大胆的行动计划，对美国的核心优势形成了重大挑战，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中国对一些出口商品实施补贴，使大量商品以较低的价格进入美国，伤害美国制造业及其就业；中国对稀土金属实施出口限制，提高美国企业生产成本；中国的国有经济主导模式导致近年来中国多个行业均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情况，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生产者；美方认为中国长期进行汇率操纵，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和丰厚的贸易顺差。4）中美贸易问题事实上是中国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设想的那样走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道路，反而沿着自己的道路越走越远。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并不断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美经贸关系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必须加以遏制。
中方观点：1）中美贸易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美方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目前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形成了“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局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充满偏见。301调查报告中引用的调查问卷非常不专业，USTR在引用相关数据时，也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同时，美国夸大中国赴美高科技投资的影响，忽略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阵地是亚非拉地区，主要领域是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事实。3）中国认真履行了加入WTO时的承诺，完善国内法律框架，大幅削减关税至世界范围内的较低水平，持续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不断提高法律和规则透明度。美方此前认为中国未能履行承诺，中国拿出证据后却说中国的承诺不够多不够重，是典型的单边利己主义表现。4）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长期封锁，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歧视性审查，这些都是不公平的。科技封锁是美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歧视性审查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5）美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自80年代以来至2018年6月，美国对中国正在执行的“双反禁令”多达164个，是遭受美国双反最多的国家，超过第二名到第八名国家遭受禁令之和。美国在对中国、韩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同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企业裁定的反倾销税率为199.43%，而其他国家最高裁定税率仅为47.79%。
客观看待：中美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比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发展基础科技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风险提示：贸易战持续升级；改革推动不及预期
正文
1 中美贸易战的进展
经过多年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从贸易量看，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我国对美出口4331亿美元，占总出口额19%，美国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国。对美进口1552亿美元，占比约8.3%，美国为中国第二大进口国（次于欧盟占比的13.3%）。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方对华出口1304亿美元，占其总出口8.4%（低于加拿大的18.2%，墨西哥的15.6%），是其第三大出口国，美方对华进口5056亿美元，占其进口的21.4%，中国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国。从双边投资来看，2017年中国对美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9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三大投资目的地。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持续抬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特朗普在竞选时宣称，要保护传统产业，让制造业的工作重新回到美国。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议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并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
2018年3月23日，美国采取232措施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10%的关税。中国宣布拟对自美进口水果、猪肉等价值30亿美元产品分别加征15%、25%的关税。
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对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白宫的声明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中国关税清单包含两个序列，第一组中国关税涵盖340亿美元进口，于7月6日12时正式开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进行进一步评估。
6月15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并拒绝改变贸易“不公平”做法，将额外征收10％的关税。随后特朗普宣称进一步升级至5000亿美元，这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全覆盖。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505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3752亿美元。
6月26日，特朗普表示将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加强把关所有国家对美技术领域投资。同日，中国下调部分亚洲国家进口关税，大豆关税下调至零。6月29日，中国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基本完全放开制造业的投资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7月2日，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阻止中国移动向美国市场提供服务。7月3日，中国法院采取“诉中禁令”方式，禁止美国美光在华销售芯片。
7月6日美方对中国出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中国随即对等加征关税。
7月10日，特朗普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启动程序，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2 美方对华态度转变背后的关切点
通过梳理莱特希泽、纳瓦罗、班农的讲话材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文件以及特朗普自传等大量一手材料，我们发现，美国国内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莱特希泽2010年的国会证词和纳瓦罗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都表达了对中美贸易现状的不满（注意：下面引用的相关观点和数据均来自美方文件，不代表本文观点）。彼时奥巴马政府虽强调对华友好合作，但仍在2011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建立TPP的构想。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莱特希泽等人从幕后走向台前，中美经贸关系明显恶化。
美国对华政策及社会思想基础发生重大转变，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美方当前对华态度转变背后的主要关切是：1）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过大，冲击美国国内就业和金融稳定。2）美方认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长期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中国在部分行业采取要求强制合资，利用审批权限等方式，强迫美国企业向中方合作企业或中国政府转移知识产权。美方认为中国的法制承诺很值得怀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此外还通过仿冒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其他方式侵犯美国企业的权益。特朗普反复强调中美间的对等（Reciprocal）原则，要求实现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对等，而不只是在某些领域的谈判。3）中国实施多项产业政策，认为中国重商主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例如对部分战略性行业的政府补贴、部分资源品（稀土）的出口限制等扭曲国际贸易环境，其中一些计划如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4）中美贸易问题事实上是中国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设想的那样走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反而沿着自己的道路越走越远。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并不断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国对美国已经形成威胁，因此必须加以遏制。
2.1 美中贸易逆差巨大，冲击美国就业和制造业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于2009年向国会作证时曾表示，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与中国正常的贸易关系将会使中国市场向美国开放，从而增大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然而，随着中美贸易赤字的不断增长，美国逐渐认为，中美贸易没能带来互惠关系，而是中国单方面受益，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从2000年的831亿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3752亿美元，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9.2%。从结构上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及电力设备、器具和组件方面，从2000年的163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1985亿美元，美国相关行业的就业数量大幅减少，中部地区形成了制造业衰落、失业率上升、地方财政崩溃的“锈带”，美国社会产生失落感。从美对华贸易赤字占比来看，2000年，美对华贸易赤字占美国赤字总额的比重为18%左右，2017年，该占比大幅上升至46%。
从就业的角度看，美国认为美对华贸易赤字导致其制造业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01年至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国失去了340万份工作，其中75%属于制造业。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制造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2001年-2015年，美国失去了123.8万份相关产业的工作，遍及美国西部、中西部和北部的多个州。
同时，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因此美国在与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竞争时，不得不降低劳动者的薪资水平，使得劳动者的福利受到损害。据估计，上述问题的影响范围大约达到1亿名生产工人——大约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70%。
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失业问题上观点更为激进。在其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一书中，纳瓦罗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描述了中美贸易使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大量流失、削弱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的观点。他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出口补贴、汇率操纵、侵犯知识产权、降低劳动者必要的生产保护等一系列违反公平贸易等世贸组织原则的行为，这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害。
从金融的角度看，美国认为中美贸易赤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美国对华的巨额贸易赤字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其价格上涨，从而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于应有水平。长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国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并拉大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而且，因为外国储蓄主要通过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国债之类的安全资产，私人投资者为了寻求高回报便转向别处。这刺激了金融工程师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比如抵押债务，从而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
因此，美国在5月3-4日赴华谈判的要价清单中，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首要谈判目标，希望中方在2年内将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
2.2 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
2.2.1 中国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美国公司的技术转让
美国在对中国的《301调查报告》中表示，中国加入WTO之后，未能履行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的承诺。目前在相关领域的一些做法导致美国企业的技术被强制转让给中国，伤害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主要表现为：
1）中国政府通过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合资要求，以及其他形式的外资投资限制，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301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外商投资领域的主要文件是在2017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8年对其中的特别管理措施，即负面清单进行了修订），该文件将外商投资领域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要求部分领域的外商投资必须以合资的形式开展。通常而言，合资企业中，外方企业在合资企业中不能控股或股权上限被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参与合资的中方企业具有国企背景或接受政府的产业政策指导。合资企业在和政府的接触过程中，中方企业通常承担联络人的角色，导致美方企业在与中国政府的接触中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因此，美方企业如果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便不得不将自己的关键技术暴露给中方合作企业，从而产生事实上的强制技术转让。同时，中方企业将自己的大量员工派驻到合资企业中，学习吸收美方企业的关键技术，这在事实上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技术泄露和强制性技术转让。
例如，中国的汽车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对美国知识产权持续性的侵犯，这种方式被称为“长安模式”。在长安模式里，中方企业为国资委下属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美方企业为福特汽车公司，中方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二次创新”的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301调查报告中援引中国企业联合会网站上的内容，即“长安模式”以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为依托，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视国外合资合作方为资源，在政府、国外合资合作方和企业三方联动之中，通过技术创新的渐进式升级构建起以我为主的自主创新体系，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
2）中国政府利用其审批程序迫使美国企业对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美国企业抱怨来华拓展业务需要经历多项审批程序，而其中部分规则赋予执行部门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可以通过控制审批达到强迫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的目的。合资企业相关的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合资企业应当提高中国企业在相关行业的科技水平，要求商务部在批准合资企业的成立申请时，必须考虑是否与现有的产业政策相一致。此外，301调查报告中指出，一些美国企业表示，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在执行外资准入规定时，存在“窗口指导”等现象，在现有的法律规章体系之外设置“口头限制”，将合资企业的审批通过与否和技术转让联系起来，从而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技术转让的目的。
美国政府表示，除企业的成立申请之外，中国的部分其他程序如安全评估、环境评估、节能评估等，也会对美国企业知识产权造成伤害。例如环境评估中要求美国企业公布预计成本和收入、预计产量和产品设备信息，能源消耗等信息。这些信息对美国企业而言很重要，披露它们可能导致商业秘密泄露。更重要的是，这些评审过程中，政府的评审团中通常包括“外部专家”，外部专家通常来自于高校、企业或咨询机构。这就使得相关信息并不仅仅被政府掌握，也被其他非政府人士所掌握。因此，美国企业的竞争者也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这些信息，从而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政府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每年都会发放较多补贴，而对国外知识产权产品并无相关政策。这使得许多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谈判时，被迫转让大量关键技术和设备。美国认为，这类政策一方面对国外技术和设备造成了明显的歧视，同时减弱了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相关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动机。
2.2.2 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1）恶意商标注册。美国表示，尽管美方和中方曾经就禁止恶意商标注册达成框架性协议，但美国企业仍然持续受到恶意商标注册的影响。中国企业或个人在网上大量注册美国企业的商标，当美国企业在中国注册时，便会索要高额赔偿金，侵犯美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
2）网络盗版。美国企业认为，网络盗版仍然在中国大范围存在，影响美国一系列内容行业，包括音乐，电影，书籍和期刊，软件和视频游戏等。美国意识到中国已经采取行动阻止某些盗版产品在线销售的流动，但认为中国仍需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从而更好地保护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
3）仿冒品。中国造假影响广泛的商品仍然普遍存在。制药领域是美国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中国应当改进对制药原料生产的监管，以防止它们被用于假冒伪劣药物。
4）窃取商业秘密。美国认为中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严重不足，为中国公司谋取利益的商业秘密盗窃案持续发生，并且没能获得有效监督，商业盗窃案件涉及的内容包括贸易秘密，技术数据，谈判策略和底线，以及专用网络链接等。中国应当立即停止相关盗窃活动。
2.2.3 中国对知识产权法律的执法不力
莱特西泽曾经表示，在与中国的贸易接触中，美国和中国就知识产权保护达成过一些协议。然而，中国对保护知识产权相关协议和法律的执行存在很大问题，导致对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没能得到遏制。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强制技术转让和窃取商业秘密等问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其建立更加市场化的经济的承诺相去甚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恶意商标注册、仿冒品等，中国政府执法不力，纵容了对知识产权的侵犯。
知识产权领域是美国的优势领域，美国通过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大量利益。美国希望通过持续给中国在这方面施压，保持自身的贸易优势。在美国提出的要价清单中，第二部分即为保护美国的科技和知识产权，提出了要求中国政府取消技术转让政策，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停止商业秘密盗窃，修改相关政策等多项具体措施。
2.3 中国实施大量产业政策，侵犯美国相关领域的利益
莱特希泽在《中国贸易壁垒清单》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调查报告》中着重提及中国的产业政策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成为特朗普要求实施贸易“对等”原则的主要领域之一。
2.3.1 中国制造2025
美国政府表示中国在多个领域实施产业政策，对中国产业提供政府引导、资源和监管支持，限制国外制造商和外国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其发布的《关于2017年中国在WTO的履约情况向国会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对10个高科技、战略性产业提出的系统性升级计划，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虽然中国制造2025表面上只是为了通过更先进和灵活的制造技术来提高工业生产力，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自主创新’采取的不断发展和日渐成熟的做法，这一点在许多配套和相关的产业规划中得到了体现。他们一致且压倒一切的目标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市场上用中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取代外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以便为中国公司主导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美国表示，中国采取多种违反WTO原则的方式支持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行业。包括：1）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对“中国制造2025”的国内技术研发、海外并购的大力支持和快速推进。2）中国成立大量相关产业基金支持相关行业的发展，例如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中国制造2025战略合作协议等。3）中国政府通过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帮助部分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民营企业发展相关产业。
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超越美国的一个十分具体而大胆的行动计划，对美国的核心优势形成了重大挑战，因此对此非常顾虑和忌惮。在其提出的要价清单中，中国制造2025被提及三次，包括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行业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涉及行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美国将对“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业进口限制和关税壁垒等。美国4月4日公布的对华加征关税的目录中，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领域。
2.3.2 出口补贴与出口限制
美方认为，中国对一些出口商品实施补贴，使大量商品以较低的价格进入美国，其中部分补贴被WTO禁止，这些补贴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伤害，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工作被转移到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向WTO提交一份完整的由中央政府支持的补贴名单。截至2016年7月，中国尚未公布地方政府的补贴名单，只是提交了美国基于WTO规则所质疑的疑似禁止补贴领域的相关说明材料。
另一方面，中国对一些商品，主要是稀土金属，实施出口限制，包括出口配额制度、出口许可证、最低出口价格等，这些商品是美国重要制造业，如航空航天、汽车、建筑和电子的重要原材料，导致美国企业不得不面对较高的成本价格，或者迫于压力将他们的经营，技术和工作转移到中国。
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向WTO提起相关诉讼。2013年，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令中国取消了部分对美国钢铁和铝业有重要影响的几项原材料的出口关税和配额。2014年，美国赢得了对中国关于钨和钼出口限制的诉讼，中国于2015年取消了相关限制。2016年7月，美国发起了第三起通过WTO控告中国出口限制的案例。出口限制的控告包括中国对各种形式的锑，铬，钴，铜，石墨，铟，铅，氧化镁，滑石，钽和锡等11种原料的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这些原材料是美国重要制造业的重要投入。美方要求中国进一步改变对出口品的配额和关税措施，并认为这些措施违反了WTO的相关规则。
2.3.3 过剩产能
美国表示，中国的国有经济主导模式使中国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导致近年来中国多个行业均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情况。在制造业尤其是钢铁和铝制品行业，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等行为导致了大量产能过剩，过度生产扭曲了全球市场，并伤害了美国生产者和美国及第三国市场。为此，中国政府开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去除这些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些政策目前起到了一些效果，但长期效果仍需观察。
例如，2000年-2014年，中国钢铁的产能增长占到了全球增长的75%。。目前，中国的产能约占全球产能的一半，是欧盟（EU）、日本、美国和俄罗斯联合炼钢能力的两倍。同时，尽管国外钢铁需求疲软，但中国钢铁出口量在全球最大，2014年为7600万吨，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60％，2015年达到了历史高点9300万吨。钢铁出口在2016年上半年继续增长，然后在下半年开始下降，2017年下降趋势延续。
2011年至2015年，中国原铝产量增长超过50％，尽管2015年全球铝价格出现大幅下跌，但随后几年仍保持增长。大型新设施在政府的支持下建成，包括通过能源补贴，因为中国的原铝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因此，中国铝产能过剩导致全球铝价格严重下滑，伤害了美国的工厂和工人。
2.3.4 汇率操纵
特朗普上台之前便不断指责中国进行汇率操纵，认为中国将汇率固定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从而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莱特希泽曾在2010年对国会的证词中说到，“中国将汇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得其制造业较其对手有着很大的竞争优势，带来了丰厚的贸易顺差”。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汇率问题上时有交锋。2011年部分议员提出《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此法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将主要贸易国的汇率由美国裁判，并可运用增加关税、限制进口等措施惩罚其认定为“汇率操纵”的国家。对此中国商务部强烈反对，认为此举违背WTO贸易规则，干扰中美贸易关系。2016年4月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关注名单”，至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半年度汇率政策评估报告中中国虽未被列入汇率操纵国但仍处于观察名单中。
2.4 贸易问题是中国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
2.4.1 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与美国的设想差异巨大
中国在加入WTO时，美国曾认为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将使得中国变得日益西方化。但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设想的那样走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道路，反而沿着自己的道路越走越远，这与美国的设想相差巨大。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为中国是国家主导经济，要求中国改变现有体制的呼声从未停止。美国认为，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文化层面的原因。
莱特希泽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表示，中国的历史环境与政治传统与美国大不相同，中国的管理，尤其在地方层面，一直是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和官僚机构享有极高的权威，而个人和社会不具有知悉政府决策并质疑这些决策的权利。因此，要想让中国在这种体制下与美国主导的WTO的规则体系完全对接，势必困难重重。本质上讲，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会遵守所有规定其实是将中国想象成了另一个加拿大，而这是非常错误的。
莱特希泽认为，中国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模式，这套模式可以被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并进一步演化成为了贸易上的重商主义。例如，在汽车、化工、建筑、电子信息、设备制造、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特殊的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现金，也可以轻易从国有银行获得借款，来执行海外并购及“走向全球”的政府指令。反过来，中国政府则将这些“国家冠军”视为与外国对手竞争的主要手段，并鼓励它们在国内经济和出口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而言很不公平，使其在和中国的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
2.4.2 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必须加以遏制
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挑战，必须加以遏制。2017年12月17日，美国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在日本的演讲清晰地传达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中国的态度，即“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他表示，近年来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美国的精英们长期一直错误地期望中国会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今看到的却是儒家重商主义模式。
班农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倒退。不仅如此，以中共十九大为代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份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5个层面：1）通过中国制造2025掌握先进制造业的的主动权；2）“一带一路”，这是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3）5G网络技术，中国希望在这些新技术上发力，从而实现在科技上对美国的弯道超车；4）金融技术，中国目前尚未形成在金融技术上的领先，但5-10年之后，中国有可能在金融领域超过美国，那时没人能将中国从全球市场中剔除出去；5）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希望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交易，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这将使美元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
班农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因此美国实施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还有一个报告是关于232条款，涉及钢铁和其他可能领域，美国如何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2.5 美国贸易政策核心决策层的代表人物
除总统特朗普以外，目前美国执掌贸易谈判的主要人物包括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等人。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决策层，以下是对几个关键人物的简要介绍：
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Lighthizer）:
莱特希泽生于1947年10月11日，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获法律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早年曾在律师事务所工作。1983年，莱特希泽被提名为里根政府的贸易副代表，在任内，他协助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威廉·布鲁克掀起了对日本的贸易战，威胁日本降低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保护美国钢铁业的利益。离开里根政府后，莱特希泽加入世达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国际法和贸易规则的相关工作。2017年，他被特朗普选中，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18任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是对华鹰派人物，主张在贸易上保持对中国的强硬姿态，认为中国是对全球贸易体系最大的破坏者。他曾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大量补贴，向世界输出过剩产能，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破坏。他还认为，中国窃取美国贸易和技术机密，从而获取不正当比较优势，因此，应当利用关税手段等限制中国产品和投资进入美国市场。
莱特希泽在美国法律界和贸易界深耕多年，熟悉美国和国际贸易法律，凭借自己对贸易历史的深入了解在特朗普团队中有着较高的话语权。许多具体的贸易政策出台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应对其动向保持高度关注。
彼得·纳瓦罗（Peter·Navarro）
纳瓦罗生于1949年7月15日，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加入特朗普团队之前，纳瓦罗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担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纳瓦罗是特朗普团队中最强硬的鹰派之一，强烈呼吁美国降低贸易赤字。他在汇率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认为中国和德国均为汇率操纵国。他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认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应该设立高关税，反对美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一直以来，纳瓦罗在经济上抱有较为强烈的反华立场。在其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一书中，纳瓦罗认为中国利用贸易补贴和汇率操纵，将产品倾销到美国，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来自于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环境的破坏和以及对劳动者缺乏必要的保护等。
纳瓦罗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迎合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但他强硬的做派即使在特朗普团队内部也时常引发争议。纳瓦罗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一些分歧已经达到公开化的程度，这也使美国国内对纳瓦罗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产生怀疑。
史蒂芬·姆努钦（Steven·Mnuchin）
姆努钦生于1962年12月21日，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此前，姆努钦在高盛集团拥有17年的工作经历，2002年离开高盛后，姆努钦在对冲基金担任高管，他还曾作为电影制片人投资过多部电影。
姆努钦是特朗普政府高层中唯一的鸽派，强调贸易互惠，希望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姆努钦曾公开表示，目前和中国并非贸易战，而是贸易摩擦，美国采取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获得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
作为白宫的三号人物，姆努钦在特朗普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强调对话和磋商，希望能和各方在管控分歧的条件下，寻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他是特朗普政府中的调和者，每当特朗普做出令人惊讶的举措时，姆努钦会站出来缓和局势，使事态不至于向着过度戏剧化的方向发展。
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
罗斯生于1937年11月28日，毕业于哈佛商学院，获MBA学位，现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美国历史上初次担任内阁职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他在2017年担任就任商务部长时，已经年满79岁。
罗斯早年在华尔街工作，专注于破产企业重组，对钢铁、煤炭、电信和纺织等行业有深入的研究，被誉为“破产企业之王”。上世纪80年代，彼时仍是一名地产商的特朗普一度陷入财务危机，抵押的三座赌场陷入被债务人收回的困境，作为投资者的代表，罗斯说服其他债务人与特朗普达成协议，使特朗普保住了三座赌场的控制权。
罗斯在贸易上也持保守主义的观点，在接受CNBC的采访时，他说他作为商务部长的首要任务是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对实行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国家予以反击。但他也表示，自己并非反对全球贸易，它支持贸易，但只支持合理的贸易（Pro-sensible Trade）。
美国商务部在贸易决策体系中历来只是政策执行的部门，但罗斯治下的商务部在内阁中话语权有所加强。正是在商务部的建议下，特朗普政府决定于3月23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10%的关税，成为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
3 中方驳斥美方并强调的观点
3.1 中美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2017年5月，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阐述了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特征。
3.1.1 美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了实在的利益
商务部报告指出，“中国是美在北美地区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大豆、棉花、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2016 年，美农产品贸易对华顺差164 亿美元，中国自美进口了138 亿美元的大豆，126 亿美元的飞机，121 亿美元的汽车，97 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过去10 年，美对华出口平均增速是美总出口增速的近3倍，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近2倍。服务贸易上，美方长期保持顺差。2016 年美向中国出口电影51 部，其中仅分账影片就给美方带来约5 亿美元票房收入。中国游客和留学生在美支出超过510 亿美元。”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华美资企业2015年销售收入5170 亿美元，利润362亿美元。据美中贸委会估算，2015年美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2160 亿美元，支持了美国内260 万个就业岗位。
3.1.2 贸易顺差记在中国，利润流入美国
和美国相比，中国在加工制造业上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规模较大，门类齐全，并且建立了完善的供应链和相关配套设施。中国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素质较高和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这些优势使得中国承接了从日本、韩国以及部分欧美国家转移的制造业产业，成长为全球制造业的关键节点。但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而美国位于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承担的制造、加工，组装等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利润率较低，产品的设计、研发等大量高技术含量工作仍然留在美国。由于产品从中国出口，因此形成了贸易顺差记在中国，利润落在美国的情况。例如，中国承担了几乎全部iPhone手机的组装工作，但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的利润却较为有限。数据显示，一台iPhone7最低售价649美元，总成本大约为237.45美元，其中归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约5.96美元，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
此外，中美两国对贸易顺差的统计一直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统计中国的进口时，把大量自香港的转口贸易也算成中国的出口额，但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
3.2 301调查报告对中方的指责充满偏见
3.2.1 技术转让
301调查报告花费了大量篇幅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也就是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但中国企业在和外国企业合作中，有权提出技术转让的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对投资进行审批或者备案的时候，不以外资转让技术为前提。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在与外国贸易商或者投资商谈判中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政府也应予以支持。对中方企业的这种议价谈判权利应该保护。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且资信等级并不低，中国企业之所以希望同外国企业合资，其主要动机一般都是获得外国技术。如果不能获取外国技术，它们何苦同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呢？”
在301调查报告中，为了证明强制技术转让的观点，USTR引用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的调查问卷报告，但这份调查报告非常不专业，USTR在引用相关数据时，也存在明显的误导性。
USCBC的问卷报告没有说明参与调查的企业有多少家，这些企业是否有代表性，这使得问卷调查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即使仅关注报告中的数据，301调查报告中的相关引用也存在很明显的误导性。例如，301报告引用问卷结果称，“19%的公司认为在过去一年中被要求进行技术转让。其中，33%来自中央政府，25%来自地方政府。”首先，19%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USCBC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其次，在实际过程中，大多数提出技术转让要求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67%的技术转让请求来自合作企业，且这些要求并非强制，而是可以协商。大多数美国企业也选择了在谈判中进行协商，并非301调查报告中的“强制”技术转让。
针对美方在报告中提出的“长安模式”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指出，“长安汽车的负责人告诉我们，长安的技术进步是经过30多年努力的结果。除国内的研发基地外，长安汽车在境外5国家有9个研发基地；研发队伍有12000人；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占销售收入的5%。”
3.2.2 对外投资
301调查报告中指责中国通过海外投资和并购等获取美国的技术，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高科技行业并非投资的主力，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数据显示，2005年-2017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总额为1720亿美元，其中，旅游和娱乐项目占总投资的20%，金融地产类项目占总投资额的29%，即将近一半的投资集中在娱乐和金融地产领域，与之相比，高科技相关的投资额仅为215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12.5%。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大量投资的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领域也集中在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数据表明，2005年-2017年，中国在亚洲、南美和非洲等地的对外投资总额达10980亿美元，是同期对美投资额的6倍多，这些投资中，45%投资于能源领域，21%投资于交通领域。这才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战场，301调查报告中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描述是充满偏见，具有误导性质的描述。
3.3 中方认真履行WTO承诺
美方认为中方在加入WTO之后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但这事实上是没有依据的。WTO前总干事拉米多次表示，中国很好的履行了WTO承诺。2018年6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履行承诺的相关情况。
3.3.1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按照承诺加快建设法律体系和规则体系建设，广泛开展世贸组织规则的教育工作，中国企业的法制意识，规则意识不断加强。
白皮书中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2014年，制订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政策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在拟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对照世贸组织协定及中国加入承诺进行合规性评估。2016年，建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进一步清理规范性文件，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美国也公开承认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成绩。USTR曾表示，中国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在2016和2017年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并征求公众意见，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8年开始生效。
中国加入WTO之后，切实履行开放承诺，大幅降低关税水平。2010年，中国降税的承诺全部履行完毕，由2001年的15.3%降至9.8%（算数平均关税），在WTO的成员国中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8%降至8.9%；农产品平均税率由23.2%降至15.2%，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若以货物贸易量进行加权，2016年中国的加权关税水平仅4.4%,不仅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水平也较为接近。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加权关税分别为2.4%、3%和2.1%，韩国的加权平均关税为6.9%，印度则高达7.6%。3.3.2 履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相关承诺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在部分领域降低关税，扩大开放水平。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关税降至零。汽车关税最惠国税率从25%和20%下调至15%，汽车零部件最惠国税率从25%下调至6%。降税后，中国汽车整车的最惠国平均税率为13.8%，零部件最惠国平均税率为6%。
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积极扩大开放。2007年便完成了世贸协定中承诺的9大类100个分部门的开放工作，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承诺的108个分部门的水平。在吸引外资方面，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不断增长，2017年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额占比已达到73%。
在中美贸易中，美方一直保持着服务贸易的顺差格局。商务部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6年，美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5倍。2016年，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557亿美元，约是2006 年的40倍。中国人赴美旅游持续增长，美国是中国学生第一大留学目的国。
3.3.3 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
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也符合中国建设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的愿望。《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中提到，“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与多个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工作机制，积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构建起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年来，修订《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完善了商业秘密的保护，同时明确市场混淆行为，引入标识的概念，拓宽对标识的保护范围。目前，正在加快推进《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修订。”
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强对知识产权侵害案件的执法力度，“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5个中级法院内设立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开展了针对侵害知识产权的多项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3.3.4 履行透明度义务
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履行自身在WTO的透明度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定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英文版）。国务院法制机构定期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中英文对照），商务部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中定期发布贸易政策。
此外，中国定期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措施和修订情况，截至2018年1月，中国提交的说明达上千份，涉及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法规、标准等诸多领域。
3.3.5 美国对中国未能履行承诺的指责缺乏依据
美国对中国履行承诺情况的评价在2017年出现了明显改变，这可能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关。研究USTR发布的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报告可以发现，直到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评价都并不是完全消极的。USTR在其报告中写道，“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和它的许多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和投资都出现急剧增长。事实上，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2001年增长了505%达到1160亿美元；同期服务出口增长802%，达到480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整体评价，报告仅仅说“总体情况依然是复杂的”。
但到了2017年，USTR却完全改变了观点，表示“给中国开出的加入WTO的条件并不能有效保证中国会拥抱开放的、市场导向的贸易体系”。余永定教授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这是非常典型的出尔反尔的表现，“原来美国也不认为中国没有履行WTO承诺，而是中国当初的承诺不够多不够重，或者WTO本身就有问题。美国的态度确实是比较无赖：输了球，就马上换规则。”
3.4 美方对中国实施出口和投资限制
3.4.1 美方在高科技领域长期对华实施出口限制
尽管美方一再宣称自己坚持WTO的贸易规则，但事实上，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出口限制，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上。
按照美方统计，2017年美高科技对华贸易逆差1354亿美元，占商品逆差的36%，占美高科技全部贸易逆差的122.7%，2005年该指标为109%。美国如果放开高科技出口限制，实现该领域的贸易平衡，即可减少逆差近四成。
分行业看，美对华高科技贸易中，除电子、航天、柔性制造有较少的顺差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信息及通讯基本为贸易逆差，出口量极少。其中，信息及通讯为美高科技对华主要逆差的来源，进口较大，与主要信息通讯产品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制造有关。
商务部在其报告中指出，美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封锁不利于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美方在严格控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同时，又指责中方鼓励自主创新，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3.4.2 美国歧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美国是重要的投资目标国之一，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的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了很大的阻碍，影响了中国企业海外业务的开展，对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伤害。
近年来，CFIUS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审查力度持续加强，2017年，蚂蚁金服12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跨境支付公司速汇金被CFIUS否决，理由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现有证据表明，CFIUS在其审查过程中对中国投资者存在歧视，1975年CFIUS成立以来，CFIUS递交给美国总统审议并被美国总统否决的并购案全部来自于中国投资者。包括1989年中航技收购美西雅图飞机零部件制造商Mamco项目、2012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收购美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2016年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项目。最新的否决案来自2017年9月，特朗普基于CFIUS的建议，否决了一家中国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对美国半导体制造商莱迪斯（LatticeSemiconductors）的收购计划。这种针对中国投资者的不公平待遇违反了WTO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审查，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对中国投资者与其他国家投资相同待遇。
3.5 美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中国是遭受美国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1980年至2017年，美国累计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284起，涉及金额327.2亿美元。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自80年代以来至2018年6月，对中国执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令共有164个，其中反倾销税令115个，反补贴税令49个，占美国执行所有“双反”禁令总数的37%，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且这一数量超过了第二至第八名国家遭受禁令之和。
以钢铁行业为例，美国对中国的钢铁行业出口经常采取双反措施，但部分滥用救济措施的嫌疑较大，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企业裁定的税率明显较高，超过合理的贸易救济范围，并且同一起调查中，对中国企业的反补贴税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企业。例如，美国2016年7月25日公布的一起针对耐腐蚀钢的反倾销调查中，认定来自韩国、意大利、中国和中国台湾的耐腐蚀钢存在倾销，但对不同国家产品却给出了差异很大的反倾销税率，对中国企业的税率约为200%，而意大利、韩国等的税率则仅为8%-50%。事实上，2015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钢材数量已经明显下降，因此这种裁决方式对中国企业很不公平，贸易救济措施存在滥用之嫌。
4 客观看待中美贸易摩擦：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
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国际贸易是双赢，但具有极强的收入分配效应，这是引发贸易战的经济学原因。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各国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和生产率，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贸易中受益。但是，国际贸易具有极强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所得对出口部门有利，但将使得进口部门受损。以美国为例，在国际贸易中美国整体受益，支撑了高消费模式，但是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十分明显，在全球化中，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较优势并因此受益，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低端）受损，因此从2016年选战可以看到，硅谷和华尔街反对特朗普，而“铁锈州”支持。
2、中美贸易战还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原因：美国制造业衰落以及中国崛起。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全面反思过去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主要责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义，希望系统解决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
3、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国际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过去五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5%，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4、中美贸易摩擦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中美贸易战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历次中美贸易摩擦均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有妥协有斗争，总体上中国化压力为动力，走向更加开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巨变：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为争取中国，中美关系破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谋求中国合作“反恐”，在美国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随后爆发次贷危机，美国忙于应对国内经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中国日益崛起，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中美开打贸易战。
5、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
6、特朗普政府四面开战，在外部提高关税，在内部大幅减税，这两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国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其目的在于吸引资本回流和“再制造化”，进而实现“让美国再强大”。
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莱特希泽主导的301调查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
7、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
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8、从大萧条贸易战、日美贸易战等来看：贸易战一旦开打，注定两败具伤；如果一方提高关税，另一方不提高，受损更大，所以必须以战止战，这就是囚徒困境；从大萧条贸易战看，越早退出金本位、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国家越早经济复苏，所以汇率贬值、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贸易战外部冲击的很好手段。
9、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10、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而应往形成改革开放共识的方向引导，冷静深入的思考。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