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THUCIDP）
杨伟民作为中财办主任，负责起草重要决策文件，他这篇演讲中透露了写作思路，同时也披露了很多重要节点的决策过程，非常难得，是大家研判政策参考的不可多得的材料。也感谢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将此文发出来和大家共享。本文为2018年7月7日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杨伟民个人简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演讲正文：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典。对本届毕业生们圆满完成学业、对老师们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贺。
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
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领导人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领导人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领导人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
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
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
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东部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制定经济政策如果也抽象掉这种海拔，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区域协调发展，绝不是要缩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生态极其重要，若为了缩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式的毁灭性破坏。基于这样的创新性、超前性思维，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各地区应该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随后，又提出了空间均衡、空间发展、空间结构、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
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国务院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国务院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国务院领导挡回去了。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当年提出主体功能区时，国家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下来了。在中央研究“十一五”规划建议时，工作班子激烈争辩，说服了大家，坚持了下来。后来起草组讨论时，有的地方领导不同意，说限制开发就是限制发展，当时两位部级领导坚持了没有改。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七大仍有这个目标。起草十八大报告时，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建议删除，但没有被采纳。三年后，在起草十八届五中全会时，仍建议删除，被采纳了，改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十九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这一目标。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说再过三年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可能吗？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22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个是你原创的，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有多少，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有吗？别人一断货，就休克了，好意思说基本实现工业化了吗？工业化是质与量的统一，有规模没质量，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也不能仅看工业，还要看农业，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的、传统的，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第五，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
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脑（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要动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个部分可以分工负责、写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统一的想法统稿修改，这样才能有贯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贯之的逻辑。
要动手，是职责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种权力，是对决策的影响力。手中这只笔，重如泰山，自己不动笔，就意味着放弃了权力，更是一种失职。
要动手，也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大脑要用，文笔要练。不动脑，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动手，就练不出好文笔。没有好主意、好文笔，就跟不上时代，随时会被时代“调整”掉。
要动手，是因为把起草文稿当作事业。这样，就能写出乐趣、写出快乐、写出人生价值。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
再次祝贺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附一篇杨伟民最近的演讲：
7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出席由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2018前海合作论坛。
以下为杨伟民现场发言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深圳前海论坛。我就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内涵和主要途径讲点自己的看法。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我们创造了“中国速度”，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500多种产品中有220多种变成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行业中，中国的产值要么居世界第一，要么居世界第二。但过去的高增长，依靠的是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依靠的是模仿型排浪式的低端消费，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值的大量出口。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供给看，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相当一部分行业的产能或产量已达到物理性峰值，资源承载能力减弱，污染排放总量超出环境容量，生态损害超过了自然再生能力。总之，支撑高增长的需求和供给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速度并没有同步带来中国质量。中国产品的质量位居世界第一的不多，原创型产品不多，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不多，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更是几乎没有。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如果把工业4.0比作智能化，我们处于智能化的还几乎没有，真正实现3.0即信息化的也不是很多，多数仍处于2.0的自动化阶段和1.0的机械化阶段，农业甚至还没有过机械化这一关。
对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搞清楚了，才能解决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如果以为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就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保增长，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出发点错了，以后的事，都会错。
近期质疑金融去杠杆的声音多了起来，觉得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因为货币信贷过紧。但是，即使货币放水，就能流入实体吗？即使进入实体，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无非是原有技术的规模放大，不就是再制造新的产能过剩吗？事实上，货币放水不会流入实体，无非是在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炒来炒去，赚钱的是从事或炒作金融和房地产的少数人，受害的是实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
二、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
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不同的纬度观察：一是从宏观运行看，就是速度、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比较均衡，不是高速度、高失业、高物价，以及进出口长期大规模失衡。二是从供给体系看，就是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供给体系比较完整，生产方式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形成一些我国做得最好，别人离不开的技术、产品、零部件。三是从经济结构看，就是城乡、区域、产业之间，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比较协调，既不能追求数量型的工业化，也不能追求服务业的高比重。五是从收入分配看，起点公平，各生产要素取得按市场评价得到的要素收入，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政府、企业、居民等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比较合理，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六是从要素效率看，就是资本效率、劳动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人才、科技、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效率也比较高。
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代表当代生产力水平的经济体系。包括，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创新驱动和引领的，而不是自然资源驱动的；是人力资本支撑的，而不是人力资源支撑的；是结构先进自动升级的，而不是比例失衡的；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进步的，而不是相互脱节的；是绿色循环低碳的，而不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二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水资源、交通、能源、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安全高效，实现网络化、便捷化、智能化。三是现代化市场体系，市场准入畅通、市场退出便捷，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市场供求自动调节。市场的微观主体，各类所有制的企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四是现代化城乡区域体系，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实现空间均衡，城市化地区高密度高效率集聚经济和人口，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生态功能区主要提供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优美环境等生态产品，更多的国土空间将还给大自然。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五是现代化开放体系，产业、市场、城乡、区域是完全开放包容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法律上是一视同仁、在政策上平等对待，内需和外需是协调的、进出口是平衡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均衡的。六是现代化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现代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企业制度、创新体制、人力资本体制、社会保障、宏观调控、政府治理，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途径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讲了5个途径，时间的关系，我这里讲三条。
第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针。
党中央一直要求提高质量效益，把质量效益作为中心等，但一是由于客观上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二是主观上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都提出或重申了GDP翻番类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质量效益没有真正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增长速度。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决破除唯增长速度的惯性思维，把质量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检验发展成效，不是看GDP增长有多快，而是要看质量效益有多好。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降低GDP增长率目标的重要性，恢复其预期性指标的性质。这个指挥棒解决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应取消市县一级的GDP统计，使市县政府专心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第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只要不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要坚持这一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破”，就是大力处置僵尸企业，不破不立，僵尸企业不处置，仍占压大量资源，没有多少新水流到有前景的新产业新企业，而货币放水，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僵尸企业。另一方面，要“立”，就是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这就要靠创新，创新需要肥沃的土壤。创新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创新土壤中有毒有害的东西还不少。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技成果的价值源，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把引进人才的自主权还给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政府没有必要制定各类人才计划，政府的作用是建立激励境外人才来华的绿卡制度，给他们真正的国民待遇，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允许他们持有企业股权期权，帮助解决看病就业难等问题。要形成宽容失败和容忍亏损的创新文化，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对研发投入大的企业，也不能以短期盈利论英雄。要形成激励创新的金融生态，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暂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要实行激励创始人企业制度，对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发言权、投票权、管理权等进行改革，允许企业选择同股不同权制度，给创始人更多投票权，根除恶意收购的土壤。
第三，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必须以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主要讲一下产权制度改革。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在现代经济中，所有权已经不像古典经济学时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是对以所有权为基础派生的各项权能的法律界定。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处置、收益等的权利。国家不仅要依法保护所有权，也要同样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知识产权、排污权、收益权、抵押权、继承权、处置权等。不要动辄扣上私有化的帽子，我们完全可以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以实现十九大提出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改革目标。
比如，国有企业应进行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改革。国有企业运营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是企业，企业经营不能靠企业所有员工投票决定，所以，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应该是企业家。建立企业家充分行使经营权的激励机制，使其得到市场评价的报酬，就可以调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
再如，目前空置的农村宅基地有3000万亩，比城市住宅用地的总量还多，若拿出一小部分转到城市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地价。宅基地之所以流动不起来，也是因为产权制度不清。可以实行所有权、使用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权，可以长租、流转、抵押、继承。
还有，大家都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原来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污水秃山，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造成的生态破坏，仅靠国家出资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但人们对良好生态的需求是急迫的、爆发式增加的。要建立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产权制度，赋予修复主体对退化林地、沙化草原、荒山荒地等的使用权，根据塞罕坝的经验，荒山秃山变成绿水青山再变成金山银山需要50年，可考虑赋予修复主体60年以上的土地使用权。修复主体在长达50年的修复中，必须持续投入，根据太原西山的经验，应根据不同情况允许不同强度的开发，解决修复主体的现金流问题，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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