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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特朗普政府于美国时间7月10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征收10％的进口关税清单，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7月6日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金额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海关也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此外，中国还有哪些应对措施？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甬军认为处理中美贸易战需要底线思维，建言一个可行的应对预案，并对如何认识“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本文根据陈甬军教授在7月4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高水平开放进程中的产业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刊于7月9日“经济大厦”微信公号。
一、如何看待中国的产业政策
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是东方的东西。我们去美国学习，人家的产业经济学只研究产业组织，即IO，Industry Organization。从日本开始到后来的东方体系，我们的产业经济学包括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五大块，形成了一个体系。这是和我们亚洲国家战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包括韩国。所以有个总结，产业政策四大家：历史渊源是李斯特，政策操作是筱原三代平，理论批判是小宫龙太郎，教材体系是由人民大学的杨治教授最先引进的。1985年他到日本访学之后写了一本小红本，杨治教授实际上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时代，一起将日本的东西引入中国。后来我们国家计划经济转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运用产业政策的时候，将项目和政策扶持结合在一起，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去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在理论上针对产业政策发生了争论。因为两边都是我的朋友，就不好意思去说。
实际上，中国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肯定是要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如何运用的问题。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并不是对立的，其实答案很明确。现在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有汽车行业的产业政策，现在有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相比而言，“中国制造2025”就比较实，更加具体。“实”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而且正如很多分析家所说的，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目的就是破坏“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政策的背后仍存在一些利益纷争，地方非常重视，比如评上某个头衔，拿到某个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产业政策不好，但是如果这样做就和过去计划经济的许多遗留做法搅在一起。所以这次贸易战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就对这种做法提出疑义。中国在某些方面还沿用了计划经济的某些方式，国家资源在配合，不符合市场经济。这个难点就在这里。所以下一步不是产业政策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实施方式。
实际上，我们在“十三大”的时候已经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国家主要调节市场的参数，市场的参数引导企业行为。这种模式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来了，我们记得很牢。产业政策也应该是这样，调节市场的变量，通过市场参数引导企业发展，属于一种内卷式的模式。这个词来自于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内卷式的历史观，我把这个词引了过来。所谓“内卷”，“卷”到哪里呢？跟市场卷在一起，而不是两张皮。这是个概念，要阐述清楚还需要很多论证。跟市场变量结合在一起的产业政策能达到此目的，既推动了我们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也不至于在国际上让别国认为中国是另搞一套，通过动用国家资源来扶持一些核心部门，从而会引起他们的误解或者恐慌或者是政治上的攻击。所以今后应该从这方面考虑。
二、从“一带一路”看产业政策该如何有效实施
我认为现在我们最大、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一带一路”，我们应该把它用好。现在大家还没注意这个方面，各做各的。我研究“一带一路”三年了，我认为按照刚才的理论，“一带一路”就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商业模式，是国家合作项目。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赞同，我说光是口号，没有经济回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企业没办法做出来。所以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下，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
中国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产能，第二是中高端技术，第三是几万亿的外汇存款，这是供给要素。而沿线国家每年有五六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所以把供给和需求结合在一起，做一个商业模式，是个deal。当然这个deal有特定内容，“一带一路”是我们加的特定的名字，借用历史上我国和沿线国家合作的丰富遗产，古为今用，选了这么个名字。然后，具体怎么来做呢？我提出了一个回路。
1986年毕业之后，我在国家计委也干了三年，了解他们的一些做法。中国先发放软贷款给这些国家，因为对方有需求但是缺少资金。对方拿着软贷款，就和我们的中铁建、中电建等企业进行合作，建设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一来，我们的产能就出去了。我们的企业也是能赚取平均利润的，利润率约15%左右；对方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下花三五年就完成了靠自己二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技术人员也成长了。而且这些发电厂、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永远留在当地，解决了它发展的短腿问题。但是，正如习主席所言，国际合作项目不是对外援助。贷款是要还的，一部分靠项目收益，比如发电厂收电费、铁路卖票、港口和机场使用费。对于一些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大学、医院、文体中心，虽然本身没有收益，但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GDP扩大了，税基扩大了，税收增加了。所以还有一部分本息就可以靠税收来还。所以我就把这两个模式讲给企业家们听，他们反映都很好。我的观点也逐渐被社会各方面接受了。我认为这就是个商业模式，当然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回到产业政策这个议题，通过供求结合，把中国的产能和技术同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获得互利共赢。另外，欧洲国家有好的东西，但是他们苦于需求不足，欧债危机之后经济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他们可以和中国合作，通过第三方合作计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项目，然后按照股份分配项目盈利。所以欧洲国家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是正面响应的。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和我们说一样的话，毕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这个模式推广出去，美国、日本都可以参加。所以我两年前就预测美国和日本会加入“一带一路”，依据刚刚讲的“一带一路”红利形成的内在机制可以推出来，但是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两年，加拿大、日本、美国都做出了积极反映。加拿大加入了亚投行，日本也表态，特朗普也讲了几次可以加入“一带一路”的项目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正好回答了刚刚问的产业政策怎么做的问题。
三、贸易战开打，1000亿美元商品怎么消化？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如果中美贸易战开打，我们6000多亿的进出口总额，按30%比率萎缩的话，从美国进口的1300亿就减少到1000亿，我们5000多亿的出口减少到3500亿，总共减少1800亿左右。这个是粗算结果，当然各种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因为加税，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了，造成商品积压。因为加税，客户的订单减少了，造成产能放空。我只取了低限，1000亿美元，代表可能受到影响的商品或产能的规模。所以一旦开打，一年内就有1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卖不掉或产能放空，怎么办？我们用底线思维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当然也可能存在新的变化导致情况不至于如此恶化，可能需要做出一个预案。
机电产品作为中国出口最大的一部分，中国是不是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消化一部分，同时也给今后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基础。我们学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经济危机的表现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然后启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更新不是添置原来的设备，而是存在技术升级的，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这样可以消耗掉几百亿，虽然无法出口至美国，但是中国可以自己内部消化。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出口的第二大块就是鞋帽等日常工业品，20美元的一双鞋涨到25美元，滞销了只能压在那里。那我们能不能和扶贫结合在一起，搞“以工代赈”？这三年不是要完成扶贫嘛，我们还有3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大量的工业品发放下去，让这些贫困群众用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农产品来交换。既能很好地完成我们的扶贫任务，实现百年目标，又能消化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城市里生产的鞋帽、衬衫、服装等日用工业品拿到农村还是很洋气，很好用的。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思路，商务部、财政部还需要进行具体核算。
另外一点就是通过“一带一路”消化一部分机械产品，把“一带一路”做实做好，做个几十个标志性的项目。如刚刚所讲，对方国家拿到中国的软贷款之后，与中国企业签订单，订单有了，我们的投资乘数就出来了，把国内的机电产品、重工机械、建筑产品带出去。
所以，我想呢，这三块能不能消化掉这1000亿的本来要到美国但是因贸易战无法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这是我的一个大概思路，具体构想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而且这也是以后我们运用产业政策的新尝试。包括固定资产更新、以工代赈，我们不是无偿拨款，也是要按照市场做法计价的。既符合市场要求，又能消化掉中美贸易战导致的积压商品。主要是第一年带来的冲击，因为要停掉或者转变生产线最起码要两年。鞋帽这些商品积压在那里，怎么办呢？要把它们销售出去，收回货款。以后的话，利用这两三年的时间，我们逐步地进行转型。另外，中美关系如何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考虑。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也可能达到高限即1800亿美元，但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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