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对华贸易逆差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与争端，而且近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更是日趋强硬、愈演愈烈。在美方的逻辑中，似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事实上，我们基于数据的研究却发现：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根源本质上在美国自身。美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不会改善其贸易逆差，也无助于改善其国内就业。美国如试图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状况，需要其自身的转变与结构调整。
一、美国货币扩张及金融市场自由化导致过度消费是其贸易账户持续恶化的根源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货币大幅扩张。二战后，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规定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比例，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在此安排下，美国货币政策较为稳定。为维持美元地位，减轻贸易顺差下降带来的压力，美国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举使美元得以摆脱与黄金的固定比例，此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这也是美国贸易恶化的开始。
美国金融自由化导致过度借贷和消费。美国金融企业积极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促进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流动，并且美国国内实施金融自由化也让美国银行的准备金率下降，在国际上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使得美元可以大量自由进出国际市场。同时，美元货币量的增加导致美国出现房地产、股市等泡沫。这些资产泡沫催生了大量财富效应，且大量的流动性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储蓄减少。因此，在美国金融自由化后，消费与储蓄之差不断扩大，贸易逆差随之增加。同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帮助美国得以通过不断增发美元进口国际产品使得贸易逆差不断增长。
二、美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赤字转移至中国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上世纪70年代后，东亚成为美国一些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地。美国资本丰裕，其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东亚经济体由于当时劳动力相对丰裕，主要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导致美国从东亚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东亚的贸易逆差较大。我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与此同时，1995年至2016年，东亚经济体整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却从83.3%下降到63.1%。这说明美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与生产活动在东亚经济体之间重新分布有关。
经济体之间贸易相关性表明，我国对美出口依赖于我国对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国。随着日本薪资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上涨，日本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同时也将部分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生产活动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东盟4国和我国，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顺差逐渐转变为贸易逆差。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伴随着我国对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的增加以及亚洲“四小龙”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渐转为逆差。此外，上世纪90年代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我国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的时期。
三、用贸易总额而非增加值衡量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夸大了我国经济活动对美国的影响
贸易总额包括中间投入品与最终消费品。以产出价值与购买中间投入品价值之间差额衡量的增加值，能更客观地评估两个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利益的相对分配。我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相对较低，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进口到我国的中间产品不断增加，我国出口总额中的增加值占比从1980年的87%左右下降到2009年的63%。数据显示，中美之间贸易总额和其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的差距不断上升，增加值在总贸易差额占比由1990年的81%下降至2009年的66%，20年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在使用增加值所衡量的美国贸易赤字额中，我国所占份额的增加伴随着韩国和台湾地区份额的减少，说明我国从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产品在中国通过简单加工，再出口到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如果使用贸易总额来计算，这些产品的总价值将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并没有考虑韩国和台湾地区生产过程的“贡献”。因此，这将低估其他经济体在美国总体贸易失衡中的影响。
四、中美贸易失衡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主要参与的是这些行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
通过不同产业内的双边贸易分析发现，我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赤字以及我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同时存在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而且，我国对美制造业贸易顺差增加与对亚洲经济体制造业贸易赤字扩大之间显著正相关。制造业贸易中，我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赤字和对美盈余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类行业，且中美贸易总体格局主要是由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中国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对美盈余仅占制造业总盈余的10%。这种相关关系在农业部门的贸易中并不明显，在非制造业工业部门和服务业，我国对美贸易差额与对亚洲经济贸易差额之间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尽管我国熟练劳动力（即技术工种）尚不充裕，在高科技产品生产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如电器和光学设备的生产，恰恰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移植到我国的产业。在这些产业内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与来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量增加有关。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值份额从1995年的不足45%上升到2009年的55%以上，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美出口的增加值在我国加入WTO后大幅下降，2009年增加值的国内占有率约为35%，这说明韩国和台湾地区企业主要是把他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如加工）转移到了我国。
五、随着我国工资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从我国向其他低薪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转移，中美贸易失衡预计会不断缩小
我国的工资水平正在不断上升，这将导致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研究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由1004美元/年增至5487美元/年。工资快速增长始于1998年，其中1998年至2010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3.8%。2012年以后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更快。2015年我国制造业的年均工资约为9165美元/年，超过泰国工资水平的两倍，是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三倍以上。因此，尽管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至2010年间以每年11.3%的速度增长，但我国劳动力仍然比这些经济体更昂贵。此外，我国的最低工资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持续增长，很快将超过菲律宾，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剧烈变化，并将影响国际生产活动选址。
目前，影响我国工资上涨的因素很多，例如资本快速积累、劳动力市场改革、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非熟练劳动力短缺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由于我国制造业工资急剧增长，上世纪9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生产工序，正在经历从我国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印尼甚至非洲。2016年这些国家的平均工资仍然低于2000美元。2010年至2016年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437.0亿美元（2010年美元计算）下降到1549.1亿美元，同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从57.95亿美元增至1972.8亿美元。
六、美国对华趋于强硬的贸易政策不会改善其对华贸易逆差状况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建立在两国经济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高达25%的进口关税，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美国的可能性仍比较低，因为这些产品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已不再生产。这些产品基本都是消费品，如果施加25%的关税，要么美国消费者的成本大幅增加，要么美国转而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但这些国家的产品成本比中国更高，消费者的成本也会增加，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得到改善。美国自身才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需要其自身的转变与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