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日本银座商业大街。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日本央行日前发布的企业短期经济形势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企业景气状况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特别是制造业的大、中、小型企业5年半以来业绩悉数下滑，给日本经济亮起了黄灯。安倍经济学实施将近6年，日本经济始终保持着低速爬坡状态。日本最新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安倍经济学”持续下去“不期待”或“不太期待”的受访者占比高达56%。
企业景气指数下滑
企业景气状况指数被称为预测经济形势的晴雨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至2013年中旬日本企业景气指数一直是负数，之后虽然一直处于正数区域，但时有浮动。日本央行日前发布的企业短期经济形势调查结果显示，连续两个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下滑，制造业大中型企业景气指数为21点，环比下降3点；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为14点，环比下降1点；全规模企业平均景气指数为17点，环比下降1点。根据这项调查，在日本16个行业中，指数恶化的行业达到10个，其中石油、煤炭行业下降13点，汽车制造业下降7点，机械制造业下降5点，化工、电机行业下降4点。企业景气状况指数连续两个季度恶化是2012年四季度以来的首次，特别是汽车、机械制造等出口企业指数下降更让日本政府担忧。
对经济持悲观看法的原因，首先是受原油等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其次是对国际贸易摩擦形势加剧的担忧，同时也受国内劳动力不足导致的工资等成本增加影响。东京一家机械加工厂富士精机社长藤野雅之说，贸易摩擦是最大的不利因素，该公司生产的零部件组装成工业用机器人后出口到美国，如果美国增加关税，其成本势必转嫁到公司身上。日兴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丸山正义认为，国际贸易摩擦对日本经济的心理影响已经显现。此次调查对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结构改革遭遇阻力
在6月中旬，日本政府制定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透露出些许乐观，日本内阁府的经济现状分析称，日本经济自安倍二次执政的2012年12月份以来已实现67个月连续增长，成为战后第二次长期增长，GDP总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的534万亿日元，特别是公共投资、设备投资、库存投资、出口等成为拉动此轮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日本官员们解释成绩时多次强调“安倍三支箭”功不可没。其大书特书的第一项指标就是完全失业率连创新低，目前有求职欲望但未就业者只有2.5%，不仅是1994年以来日本的最低水平，也是西方国家中的最低水平。有效招工岗位比例达到1∶1.59，意味着每一个申请就业者有1.59个岗位可供选择，特别是IT、建筑、养老护理、销售、餐饮服务等行业人手严重不足。目前，日本从城市到乡村，全面劳动力不足，这也是1954年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但是，政府强调这一“良好就业环境”时，掩盖了人口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绝对减少，并非经济增长红利。
2012年底安倍再次上台后不久抛出“三支箭”政策，即大胆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进取性结构改革。不久前，政府核定发表的2017年度（3月底结束）GDP增长率为1.5%，连续3年实现了正增长，似乎成为安倍执政的最大政绩。但是，细看家底后，经济学家们则难以按政府发表的成绩去理解。虽然为减轻企业负担，政府降低了企业法人税，但财源无法保障，政府靠发行国债度日，结果到去年底日本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达到1087万亿日元，在国内及西方国家中均连创新高。因此，日本国家财政会议决定将原定2020年实现的基础财政平衡计划再推迟5年。
在金融政策中，日本央行行长黑田提出通过大胆金融刺激政策，在2年内增加货币供应量2倍，使物价上涨2%，彻底摆脱通货紧缩。但是，5年过去后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了3倍，3次努力均未果，最后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相反，在零利率政策下日本央行购进大量国债，这将在今后金融政策调整时，成为其沉重负担。
在结构改革方面，这本来是拉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战场，但几年来雷声大雨点小，口号多政策少，虽然建立了多个放松行政限制的经济特区，但结果是安倍夫妇的关系户近水楼台，“森友”“加计”等丑闻反而招致国民对政策的不信任。工作方式改革、促进就业等虽然增加了老年人、妇女的就业愿望，但多数岗位是合同工、临时工、派遣工等不稳定工种，低端就业的增加不仅无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拉低了平均工资水平，成为消费乏力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市场严重饱和的情况下，大企业利润纷纷转为库存现金或到海外建厂。
近年来，日本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企业的业绩提升，企业数量占日本99%、雇工数占全国70%的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经营吃紧。最新版的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7年来日本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32%，但广大中小企业生产率提高不足10%。
挑战与风险并存
日本经济再次面临发展拐点，且国内挑战与国外风险并存，堪称史无前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日本劳动力人口下降。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特别是从2012年的8055万人降至目前的7604万人，5年内减少450万人。虽然老龄人口和妇女就业人数增加，但大多是效率较低的服务性行业。男性60岁至64岁就业率为82%，65岁至69岁为56%，70岁至74岁仍有35%在岗。
在消费方面，虽然近年来随着工资缓慢增长，社会消费有所增加，但工资增长幅度并未达到安倍政府倡议的3%，加之社保负担增加及明年增加消费税、养老金增加无望等心理因素的影响，消费动力明显不足。
在设备投资方面，以电子、加工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出口企业发展势头较好，今年一季度设备投资额恢复到了2007年一季度水平。但生产效率提高缓慢，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面临人员、工资等多重压力。
在建设投资方面，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建成的基础设施进入翻修期，资本、人员向大城市集中带动了城市建设投资增加。但是，农村地区和众多小城市趋于凋敝，2020东京奥运会建设工程接近尾声，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减弱。
可以说，金融政策对此轮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央行实施的负利率、收购国债、支持证券市场等大胆金融政策取得了短期效果，综合物价指数从2016年底以来已转为正数，保持在1%左右，但物价增幅明显低于美欧等西方国家，也未达到日本央行希望的2%目标，仍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因此，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其主要原因是工资涨幅过低。
目前，日本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近年来积极推动TPP、日欧EPA等经贸合作。但特朗普退出TPP后，不仅对日本启动新的经济谈判，贸易制裁大棒也挥向了日本。多年来，美国一直是日本的第一出口市场，继钢铁、铝产品制裁之后，美国又提出对进口汽车增加关税。汽车及零部件是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2017年对美出口额达到5.5万亿日元，占出口量的30%。日本汽车业协会表示，如果美国关税增加至25%，对日本而言“特朗普风险”将变成真正的“特朗普灾难”。
除经济学上的统计分析外，日本普通民众的感受也非常明显。据日本舆论调查会6月中旬最新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持续下去“不期待”或“不太期待”的受访者占比高达56%。对“森友”和“加计”学园问题表示“无法信任政府”的占52%。同时，企业与地区间的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令人担忧。一系列丑闻影响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此外，4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推动国会通过的“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并未使劳动环境得到改善，35%的人认为“中小企业等提高工资水平的可能性较低”，地方与大城市的差距继续扩大。有58%的受访者反对明年10月份将消费税税率提高至10%。由于今年9月份安倍谋求第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的党内选举在即，经济政策的功过也将成为争论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