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上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报告厅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他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过程，尤其是他主张先进行产权改革，而反对先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到底是学习西德放开价格，还是首先进行产权改革？两种思路的碰撞直接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步伐。
厉以宁在1986年北大的“五四”讨论会上率先提出中国要先产权改革，否则放开价格国企就会让价格猛涨。这引起了中央重视，并在四川开始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但没多久就暂停了。回到放开价格，引起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大涨。90年代初，伴随着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再次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这是一段艰难的过程。
以下演讲内容精编：
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大问题是，农村的改革走上正规道路后，改革的重心要转入城市、转入工业，这样中国才能改变。但是要怎么改？真正的改革要动城市、动国有企业。
中共十二大的召开提出改革重心转移。这时产生两种改革思路：
第一种改革思路：听从世界银行的意见——放开价格。政府不要管价格，让价格在市场上升升降降，经济自己有规律。国内有的经济学家也主张这么干。
第二种改革思路：进行产权改革，不能放开价格。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召开“五四”科学讨论会，我在会上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这话传到中央，中央问我为什么提出不能放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我当时说，西欧以德国为标准放开价格，它放开价格是对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的价格放开了，其价格会根据市场的波动找到规律，慢慢就改变了。
但是中国不行。有几点原因，第一，中国是公有制社会，国有企业在价格放开以后就猛涨，没有用处，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应该考虑到先调整经济结构，先调整产权，让每个企业自负盈亏，改革才会慢慢有进展。
第二，西德搞价格改革是有美国马歇尔计划帮助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来帮助中国放开价格？只会价格越涨越高，所以放开价格是不行的。
第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光放开价格，但是整个体制没有发生变化，内因是起不了作用的。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流通理论，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只有产权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
大概到了下半年，中央下决定，搞一些企业做试点进行股份制改革。当时以四川为试点，整个西南以四川为界，国有企业多，所以股份制改革必须从这儿开始，大体上定了在四川搞。
几个企业我都去了，我陪着中央的人。但是回来以后，形势发生变化了，暂停。接着又回到了放价格论，可是放价格论不能试点，价格放开的消息一出来，整个的物价上涨。
大家如果还记得，怎么上涨的？老太太在街上听说要涨价了，肥皂一大包扛回去了，怕涨价，什么东西都抢购，整个经济就乱了。结果到了1988年，又回到了从前，暂不放开价格。
当初还有一个计划，价格调整要分开种类调，但价格调整的消息一出来就变成了抢购，物价上涨。这使得在中国走放开价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再度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才走回到这个路上来，股份制被推到前面去了。这时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些人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干部说，大企业一改国有企业是不是都变成私有化的企业了？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提出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增量先行。第二句话，存量暂缓。
什么叫增量先行？比如这个国有企业有100亿的财产，增量就是我先拿20亿出来上市、出卖。存量暂缓，就是还有80亿暂不动，不影响大局。这样一来，这个事情终于可以实行了。
但是实行以后又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董事会虽然建立了，但是没人来参加，增量不是大头，只能做分散的小股东，这样掌握不了董事会的决策权，所以增量先行变成一句空话，行不通，还得动存量，这才是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当初增量先行的时候承若了存量暂不动，可现在要动存量，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这就是违约，那怎么办？原来买了增量的人，他们可以再拿钱出来。这样一来，中国的股份制进入了“二次革命”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给原来购买股份制增量的人一定好处，然后就解放了那些原来不让上市的股东。
上市怎么补偿呢？也有规则，按照市场规则来做，效果好的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点的10配2，等到《证券法》公布以后，这个问题才在中国解决。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艰难走来的，是可以给我们借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