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成刚
从北京重型机器制造厂的一名工人到牛津大学博士，继而成长为著名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一直以独立思考、苦心诤言享誉国际金融研究领域。余永定曾经的领导评价他“作为一个学者，他不会随着一时潮流的变化而变化”。
埋首研究，独立思考，学风耿直，使得余永定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观点。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余永定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如他引用马克思所说：“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
从北重到中国社科院
余永定1948年生于江苏南京。1965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从北京科学技术学校中专毕业后，在北京重型机器制造厂当了10年工人。
余永定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在北重工作10年，余永定认识了很多朋友，因此，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余永定都认为自己是工人，不是什么“知识分子”。1983年他被破格任命为助理研究员。同年，作为在职研究人员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
从北重到中国社科院，其中机缘，余永定自言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1979年到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之前，他一直没有间断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他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里的老同志如当时的所长钱俊瑞、副所长仇启华、学者秦国翘等人的热心帮助和推荐。
作为1968年的高中生，余永定属于“老高一”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大多与共和国同龄，思考的都是哲学问题，我也有很多迷茫和困惑想从哲学中寻找答案：如历史的必然性是什么？个人命运和历史必然性之间是什么关系？方法论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余永定说。
从1967年开始，余永定花了两年时间读《资本论》，“当时读《资本论》是从哲学角度来读的。”余永定说：“希望能从其中认识历史的必然性，进而‘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
在哲学中徜徉了几年后，余永定开始从抽象回到具体，学习数学、物理、心理学等技术学科的知识。余永定喜欢音乐，还学过小提琴，不过因为缺乏天赋只好放弃。他也尝试了其他几门学科，但发现自己都缺乏天赋。余永定觉得，学经济学不需要特别的天赋，只要有综合性的知识和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他恰恰自认为在这两个方面还算不错。“同时，我还隐隐感觉到，经济学可以提供他一直所寻找问题的答案。”
1975年，余永定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最开始读的是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后来，在北京图书馆一位朋友的帮助下，看了许多不同版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包括萨缪尔逊的《经济学分析基础》（英文版）。
1977年，余永定向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提交的求职材料中就有一份“静态比较研究”（萨缪尔逊《经济学分析基础》第三章）的译文。余永定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十四五年学习历程是十分艰苦的，幸运的是，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帮助。例如，他从1970年开始学英语，就得益于我国翻译界泰斗、翻译过《契科夫小说全集》的汝龙先生的指导。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余永定几乎每个月都要带上一本刚刚看完的英文小说到汝龙先生家里讨教。每次汝龙先生都要花几个小时为余永定讲解文法问题，直到他完全明白为止。“没有汝龙先生这样的前辈帮助，我的努力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此我不太相信完全意义上的自学成才。”余永定说。
1979年，余永定被分到世界经济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在此期间，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纯理论。他先是在仇启华的指导下从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后又在罗承熙老师的指导下从事对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的比较研究。
1987年，余永定被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并转任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1988年，余永定赴英国留学。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天普顿学院学习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计量经济学等。1989年余永定获世界银行奖学金后转入牛津大学沃福森学院学习，攻读硕博连读的硕士学位。1991年余永定获世界银行破例授予的第三年奖学金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第三年奖学金，并转入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4年完成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在牛津大学学习6年，使余永定更系统地了解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1994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后，余永定开始关注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国家金融等领域的实际问题。
“学习能使人感到满足，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给人带来更大的满足感。经济学家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对社会负责。当你在讨论政策问题时，你的文章或言论已经超出私人领域，因此必须做到马克思所说的：‘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余永定说。
双顺差：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思考
余永定长期从事世界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的研究工作。他的博士论文《宏观经济分析和中国稳定政策设计》（1994年）为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著作包括《西方经济学》《我看世界经济》《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等。
1981年以来，余永定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文章，如《从FMD模型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马克思再生产数例的一般数学形式》《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收入分配、金融结构和宏观经济稳定》《关于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几个问题》《中国的消费函数》《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通过加总推出的共供给曲线》《中国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等。其中，《通过加总推出的共供给曲线》一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特别是对国际收支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余永定的研究独树一帜，其成果在学界赞同与反对的声音都不少。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余永定就提出，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大，应该注意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观点为余永定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中国超过4万亿美元巨大的外汇储备引起关注，并由之造成许多问题的时候，许多批评过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余永定的远见。
1996年至2009年的13年中，余永定撰写了许多关于双顺差问题的论文。他将其中25篇论文和评论集结出版了《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他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展开研究，将中国近20多年的国际收支失衡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对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平衡和差额、汇率体制和汇价水平、外汇资产和外汇储备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精辟而透彻的分析。
在理论上，余永定提出了分析双顺差、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以及外汇储备的理论模型，构造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进而揭示了M·Cor den“寄存理论”的局限和错误。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关于国际收支变化六个阶段的假设，通过贸易平衡有利于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而贸易不平衡可以使一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代资源配置的分析，论证了这六个阶段不一定会按顺序发展，而且可能出现倒退。
对现实中的双顺差问题，余永定认为，这种经济生态的特点是，作为穷人，中国人辛苦劳动、拼命挣钱，勒紧裤袋、不能消费，却把钱几乎无代价地借给美国；而作为富人，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印制大量绿纸片，低价购买中国人生产的产品，过度消费。这种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不合理，充分说明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这种经济生态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余永定认为，如果说美国能够经受得起其经济失衡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虽有困难，但还能继续支撑，而在自身失衡造成的危机面前，中国可能是另一番情景。
余永定认为，汇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我们一直不敢使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对于亚洲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临时措施最后变成了一项长期政策，错过了很多调整的大好时机。他认为，“升值恐惧症”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害怕外汇资产损失，二是错误地借鉴了日本经验。
对外汇储备的大量和持续积累，余永定认为，在现实的情况下，巨额外汇储备已经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人质”。我们既不可能排除美国毁约赖账的可能，更无法防止美国采取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等办法减债、逃债的可能。对此，余永定的对策是：第一，汇率升值，真正实施有管理的浮动。第二，大幅度减少引进外资。第三，扩大对外投资，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第四，减少和取消对外资外贸的政策优惠，真正实施国民待遇。第五，改革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消除相对价格的扭曲。第六，购买资源性产品，增加国家战略储备。
解读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和外汇储备
让余永定在学术界受到关注和称赞的，是他一直以来对中国国际收支、汇率和外汇储备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他在汇率机制改革上一直坚持市场化的鲜明立场，使他的观点格外受各方关注。
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余永定认为，第一，从1990年开始（1993年除外），中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换句话说，当中国人均收入只有400美元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第二，尽管中国开始起飞时就成为债权国，几十年来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基本是负的。“我们把钱借给了别的国家，不但不能从它们那里收到利息，反而要向它们付利息。”第三，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在最近这几年并没有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增长，反而减少了。好比天天到银行存钱，几年后突然发现在银行的存款根本没有增加。
这些特点表明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的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性说明，尽管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不合理之处应该尽快消除，否则中国经济将伴随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而丧失动力。
余永定认为，这种不合理源自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穷国把钱借给富国。第二，高“息”借来的钱，低“息”借出去。第三，穷国在把钱低“息”借给富国的同时，高“息”向富国借钱。第四，跌入“美元陷阱”。第五，名义上的债权国成为实际上的债务国。第六，不但收不到“利息”，“本金”都下落不明了。
对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的原因，余永定认为其中因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汇率缺乏灵活性。他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不能让汇率自由浮动，就只能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2016年以来，央行大大强化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资本管制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对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余永定说。作为一种价格信号，汇率变动对资本流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增加汇率弹性可以分担资本管制的压力。我们的汇率越是灵活，能够对市场作出反应，我们对于资本管制的要求可能就越低。
汇率浮动是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手段，综观过去十几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当存在升值压力的时候，让人民币升值可以遏制热钱流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当存在贬值压力时，让人民币贬值可以推动出口，抑制热钱的流出。汇率和价格是一样的，可以起到市场信号作用，帮助实现资源自由配置。让汇率在合理的水平双向波动，有助于资源的跨境、跨时分配。如果汇率浮动过大，央行应该干预。当汇率出现长期贬值趋势或者长期升值趋势，干预无效往往会造成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严重扭曲。
余永定表示，主张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还有一个理由：在目前内需不足、且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贬值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坏处。
为什么我们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来保持汇率稳定？原因是“汇率变动恐惧症”：一旦不干预，贬值会失去控制。但余永定认为，其实，从抗跌性因素分析，中国是最不应当担心汇率浮动的国家。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储备。当汇率真的出现失控的可能性时，我们还有资本管制作为最后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的贬值又会如何？对于贬值可能造成的问题，罗格夫特别强调四点：一是银行货币错配，如果贬值，对银行打击很大。但中国的银行的资金来源中，外币的比重很低，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企业如果有大量的外债，会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企业债务极高，但是外汇债务仅占百分之几。我们应该担心企业的债务问题，但不用过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对债务的影响。第三是主权债问题，中国的主权债数量有限。第四是通货膨胀，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还不算严重。
这四个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或不严重。因而，第一，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度地贬值；第二，即便大幅度贬值，对中国的冲击也有限；第三，即便它大幅度贬值并威胁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我们还有资本管制这个最后手段。
对外汇储备，余永定认为要“善用”。长期以来的高储蓄和重商主义倾向的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过多，我们也主张把相当部分外汇储备用掉，但关键是如何用。他认为，外汇储备的使用必须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必须增进中国的国民福利。过去中国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减少外汇储备，例如，设立主权基金、向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如何合理使用已有外汇储备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在这方面国际上有不少经验可资借鉴。
理论上讲，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增加。反之，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外汇储备，我们就只能绕开外汇市场，设计直接使用外汇储备的途径。
总之，外汇储备的使用应该是改善、而不是恶化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动用外汇储备，单边、持续地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不是一种明智的政策。
“无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趋势如何，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从缺乏弹性到自由浮动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已经拖延得太久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余永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