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部学刊 作者： 胡沈明 胡琪萍 原标题：记者行业经历最大离职潮，想留不能留才最落寞）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时代发展的速度总是超乎世人的想象，无论是媒体发展的黄金十年，还是如今风雨飘摇的今天，总是会有媒体人在时代趋势的裹挟下选择了转型创业，区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已。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年来，媒体人离职都有哪些原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无论是媒体“黄金时代”，抑或是媒体衰落转型时代，总有一部分媒体人离开原供职媒体，进入其他媒体或行业。
社交媒体时代，媒体从业者和媒体行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媒体从业者也顺势获得了部分独立的话语权。在各类告别行为中，部分媒体人选择公开发声，向大众展现自己理想幻灭、生存现状和个体情感。
不同时代的媒体人离开媒体的情感因素不尽相同，探讨分析媒体人离职时的情感表达，对于认清媒体人的思维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其离职的这个“关键时刻”加以阐释，则能让我们从一个变迁的视角分析记者这个群体的价值认知参照物，同时了解这个群体持有的新闻价值观。
媒体人为什么离职?
新闻理想vs现实环境：制度不公、理想不存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新闻理想”意指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
记者王克勤甚至被网友赞誉为“不为权贵唱赞歌，只替苍生说人话”，这样的高度评价见证了媒体人的辉煌。曾经的岁月中这样一批人一直带着镣铐跳舞，然而新闻立法已经走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历史，现依然在艰难跋涉，孙旭培在新闻立法三十年一文中的呼喊与设想仍旧没有实现。
翟明磊说，“报社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我厌恶在这种框架内的假新闻”;
财经记者付涛呼吁，“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
中国时报黄哲斌控诉，“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媒体人处境变得尴尬，这种尴尬折磨的是媒体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引发行为的“暴动”。媒体人辞职离开行业正是对媒体制度的妥协或者反抗，这种妥协和反抗由私下走向公开。
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自由受限、收入微薄
各行各业自有其工作规则，媒体行业同样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身在其中的工作者同样承担着工作责任和遵循工作原则。只不过媒体的特性使其责任和意义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大多数忽略了媒体从业者的普通性。
翟明磊质问，“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而报社却将记者看成永动机，不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对记者心理的影响，并不顾实际新闻的质量而以数量做依据”;
高改芳在看到报社新制度时觉得，“就像在田地里耕地的牛，发现勒在自己背上的皮条又被抽紧了”;
第一财经日报许金晶说，“收入日渐微薄，在这种情况下，我连维系自身生活(包括房租、交通、通讯、应酬、文化消费等)都捉襟见肘”。这种情感激烈的表达让我们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媒体人的生存困境。
有偿新闻、广告新闻、封口费等问题一直广受诟病;同时记者“深入虎穴”进行报道，面临绑架威胁等说法又常见诸于报端，前者让人对媒体失望，后者让人对媒体肃然起敬，这何尝不是另一组矛盾。
所以，媒体人可以因经济利益离开新闻行业，但是媒体人大量选择“这个夏天我依然会做出改变，因为我饿”“我的名声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媒体人迷茫和焦虑与日俱增，逃离或许是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的一条道路”时，这些表达会影响公众对新闻业和媒体行业的认知，对于这种选择，我们感到难过，却并不能加以过度指责。
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大势所趋，创业转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是新闻业的“二元对立”，传统媒体新闻人日渐感受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摇，而一开始就投身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则期待着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变。两者虽然同为媒体人，却似乎走上了对立面，出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局面，悲观情绪在传统媒体新闻人中蔓延开来。
转型是告别中最重要的话语之一，也是告别行为将要延续的下一阶段。东方早报简光洲称“理想已死”，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离职媒体人都如此激烈，央视马东很平和地解释“认同央视文化，但我性格不适合”;李咏携央视几位老同事成立了主要“制作自主知识产权节目”“未来涉及电视剧制作等领域”的工作室;王利芬博客文章《人生转型 服务社会依旧》情感真挚，但重点是介绍自己所创的网站。
所以，媒体人离职转型往往是建立在对过往的反思之上，进而呈现出平和与激烈两种状态，理智看待不同情况的离开有助于正确认识行业现状。
媒体人离职情绪的表达方式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也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媒体人的离职如此宏大的特定时代特色，文本内容往往溯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导致媒体人离职的情绪表达不同于普通人的情绪表达，不只是单纯的事实阐述或是单独的情绪发泄。
顾名思义，离职告白文本意味着最终的结果都是离开，利用图悦在线词频分析工具对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数据抓取后可得出关键词、词频、权重三项数据，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叙事展现上有明显差异，修辞方式、情感色彩也各不相同。
根据内容所表达情绪来看，基本可以认为从2003-2013是离职情绪最为动荡和激烈的十年，在此期间出现了较多尖锐话语;从2014年开始，尽管中间依然出现了在离职申请表上大骂总裁“傻B”的曹筠武，因一句“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而走红网络的彭玲玲，但媒体人的情绪总体走向是渐渐趋于平静，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了越来越多选择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的离职者。
根据内容情绪表达的激烈程度、文本内容涉及事件的描述方式、文本行文过程中关键词汇的出现频率，可以将所有文本按照情绪的表达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直白—煽情—隐晦—平和。在现有的77份文本中，22份文本可归于直白类，5份属于隐晦类、17份属于煽情类、33份属于平和类，不同类型文本出现的时间仍有交错，难以完全定量区隔。
直白式：事实逼“我”离开
此类方式是指在文本中明确表达“我要离开”，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指责，对媒体体制、采编安排、薪酬收入等有较为直观的不满，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会较为详细的介绍离职原因，具体导火线等。它常见诸于早期的离职话语，典型的有翟明磊、高改芳、黄哲斌等。
在抓取关键词后可以发现，此类表达方式中通常会出现理想、领导、自由、梦想、职业、责任等词汇，它们是导致“新闻行业崩塌”形象产生的最为直观的因素，是媒体人离职情绪最为激烈的表达。
煽情式：“我”舍不得离开
此类方式通常是指在文本中回顾过往、表达不舍，常常伴随着感恩、亲情、友情、同事情谊等，在内容上既涉及过去的回忆又带有对未来的设想。不同于直白类文本中的指责话语，煽情文本在情感上着墨较多，典型代表有于威、江雪、孙李、朱学东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原有岗位抱有感恩之心。
数据分析发现，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转型、同事是此类文本共同的关键词，由此也可看出这部分媒体人的离职情绪集中在互联网、新媒体冲击下的职业新选择，对原有岗位和事业并未产生太多怨恨。
隐晦式：“我”不得不离开
此类文本数量相对而言较少，往往篇幅短小，内容上呈现指代不明，顾左右而言它的特点，不了解具体情况者根本无法理解话语意义。通常采用修辞手法来表达内容与情绪，诸如借喻、比喻、夸张等手法。此类文本虽然数量少，内容短，但往往内容最具有冲击性，杨海鹏、王克勤、朱伟、岳淼、赵普等人文本较为典型，他们的情绪表达激烈却碍于各种因素不能直接说明，导致内容略显怪异独特，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或事件进行解读。
平和式：到了“我”离开的时候
此类话语数量占据样本的一半之数，主要内容涉及转型、创业，行文条理清晰，多见于事后采访。模糊来讲，它介于直白类和煽情类两者之间，在内容上会涉及离职原因，也会回顾从业经历，在感情上也会表达理想不存和职业瓶颈。但它的内容表述非常客观，不带有太多情感色彩，即便是表达情感，也非常理智客观。它不同于以上几类之处在于当事人非常淡然的看待离职这一事件，颇有哀而不伤之感。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感知到媒体人的离职情绪中悲痛却不怨恨、无奈却不彷徨。
表面上看，媒体人早期表达的是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后期是对互联网冲击下行业前景变化莫测的担忧与尝试，结果均以“新闻理想”呈现出来，这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朦胧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媒介经济不甚发达的情形之下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
对比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来看，我国媒体人的离职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过渡仪式，是一种自我合法化的表现。内心需求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国媒体从业者当下的无所适从，不管是激烈还是平和都只是媒体人适应新闻市场变革的一种手段。
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朦胧的新闻理想
谢静认为“在批评新闻媒介的煽情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过程中，最后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妥协，在各种力量的搏弈中逐步确立”。简单来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是对当时美国新闻批评和新闻市场两者的妥协与折中，具有特定的生成条件和社会背景。
从始至终，我国媒体行业的主流话语就是“新闻理想”而并非“新闻专业主义”，这是因为从始至终我国的社会环境与媒体市场都没有提供新闻专业主义生长的土壤，我们最开始标榜的新闻理想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描述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理想是建立在“文人论政”的基础之上，生长于“媒体是政府的耳目喉舌”之中，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无法否认在从“新闻宣传”到“新闻传播”这一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人提供了方向和旗帜，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熏陶下，我们出现了《点燃理想的日子》《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然而时至今日，当我国市场经济真正来到当年美国所经历的时代，媒体人再也无法欺骗自己。早产的新闻理想面临经济的冲击时显得脆弱不堪，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时代趋势的裹挟下选择了转型创业，离职文本中的“告别”“离开”“时代”“转型”都是大势所趋，如同生命一般，没有在成熟条件下催生的新闻理想带有致命的缺陷，一旦遭遇市场的冲击就产生了重创。与新媒体、互联网发展趋势相对应的离职创业潮，正是在市场冲击下媒体人迷失新闻方向的表现，理想成为“怀念”“神话”“黄金一代”。
自我挽救：社会认同下身份合法化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人遭到了“公民记者”“草根新闻”的冲击，新闻行业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强度前所未有。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我国媒体人在离职文本中所记述的真实经历与表达的职业情感、职业价值有利于获得原有社会身份的确认、新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由此产生了媒体人之间的共鸣、媒体行业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共鸣，这种情绪共鸣使媒体人获得大量关注度与话语权，进而提高了自身认知安全感，获得了一定社会归属感，进一步确定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西方早期的新闻专业主义始于政党媒体和市场媒体的夹击，旨在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西方新闻界在面临社会批评之时，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构建了自我存在感，新闻专业主义成为面临即将到来的批评的一种最好的防护。
结合中国媒体当下情境，媒体人公开发声正是自我举行告别仪式来进行的自我保护，这种形式能够斩断过去并开启下一个阶段的身份历程，通过先声夺人获得行业高地，站在媒体前和聚光灯下由被动转向主动。在经历新闻理想破灭、创业的艰辛波折后，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阐述他们想要的内容和方向，期待用这种方式来塑造新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规范，用以获得自身新身份的合法化。
情绪转变：重新确立行业定位与新闻志向
广大受众注意力的集中和广泛的社会讨论，使媒体人离职成为一种近似于“现象级”的事件，这个事件带来的深远效应难以完全控制和揣测，当下仍处于变动和观望之中。
在媒体人努力使自身新身份合法化的过程中，他们从最开始强烈地表达对行业体制的不公，对付出与收入的不平衡之怨，到后续离职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平和表达职业规划转变，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甚至直白地说“不需要对我们做过多解读”。
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媒体人态度由激烈到云淡风轻，但是，当媒体人坦然地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追逐利益时，明确表达对新市场和新经济的追逐时，我们又不得不开始思考新闻行业是否真地走向了正确的发展轨迹。
媒体从业者这种情绪的转变是因为行业与环境等外在竞争力量的变迁，从显而易见的制度不公、可以精确衡量的微薄收入到当下纷纷投身于新媒体未知的掘金之间，媒体从业者的情绪由怨恨制度发展到找不到怨恨对象，越来越多看似正常和平淡的离开，实质是新闻业坚守的崩塌。当媒体人离开时不再回顾历史或强调理想，媒体人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公开解读问题时，我们要学会正确认识新闻行业定位，帮助媒体从业者重新确立志向。
记者合法性的探讨：重建边界
我国媒体人追求的“新闻理想”，表面上看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但实际上是“文人论政”的再现，是媒体从业者为获得社会承认进行社会政治参与的一种表象。媒体人眼中的“黄金时代”是对充满“激情”和“平等”这一“独特的组织文化和体制环境” [7]的怀念，实为一种群体生活的怀念，并不仅仅是理想与事业的怀念。
事实表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中有不少人并未有成熟的理想和价值观，他们参与社会事件，更多的是一种激情支撑下的无意识参与，或者说更可能是一种利益参与，也许“中国记者有对社会问题有进行全面政治化解读的倾向”。
我国媒体人目前面临的最为明显的挑战是：网络无界和国家主权有界;专业记者与普通公民记者界限逐渐消失;记者采写的事实与普通公民呈现的事实日益难解难分。
历史上，美国新闻从业者面对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时，祭起“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来构建自身的合法性，由政治经济推动的合法性导致妥协于政治经济之间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而我国目前的记者合法性将应产生于重新形成社会边界，即国家边界、身份边界和事实边界：所谓国家边界就是在网络主权日益淡化、国家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全球恐怖主义日益泛滥之际，媒体人应致力于国家边界的树立，维护民族和国家认同，而非简单的全球主义;所谓身份边界和事实边界是记者应形成独立于普通公民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新闻采访模式，而非简单地以民粹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