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荣大一姐
1990年夏天，刚上大学没多久的高晓松接到海南一个歌厅的演出邀请，同一个乐队的其他人打听了去海南的交通情况就放弃了，只有高晓松满腔热血，拉着老狼踏上了旅途。
可惜当时的海南，虽然已经启动过两轮开发，“改革”的种子却还没有真的扎根，他和老狼的靡靡之音，只有歌厅老板欣赏，更多只习惯闽南系语言的海南人对他们嫌弃的不行，没几天两个人就失了业。
老狼打道回了北京，而高晓松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南方，并就此从清华辍学，走上了一条艺术大道。
其实早在1979年，就有一位高晓松的学长，清华大学化工系大四的学生，来到了海南参加社会实践。这位学长虽然长期生活在北方，水土不服。但是早年的知青经历和亲民朴素的家风，让他一到广东就扎进基层，走访村镇，访贫问苦，了解了父亲治下的这块岛屿的基本情况。
海南在建省之前，一直被当成国防战略的前沿阵地，除了为给国家提供战略物资在岛内建有几家国营橡胶农场外，海南岛一个像样的产业都没有，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4亿元，发展状况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县，基本是一个“闭关锁岛”的状态。
建省前，海南一些公社改区、乡，连政府换招牌的钱都拿不出来，有的生产大队穷的只好把政府统一安装的电话卖了换钱，乡镇学校没钱买办公用纸，把学生的考卷翻过来印通知书。
有中央领导说，访问非洲之前，觉得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后来发现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海南部分地区到80年代还是刀耕火种，过着“三块石头支个灶，两片竹筚架张床”的原始生活。广东稍富裕的地方吓唬哭闹的孩子，会说“你这个细蚊仔，再哭就把你扔到海南岛去”。
第一个登上海南的领导人是朱德，当年两岸的军事封锁还没有完全解除，朱老总的飞机上贴着海面低飞去的，在琼海市，朱老总问你们这儿除了香蕉，还能发展什么经济作物？
当地的负责人说还种过菠萝、椰子。前几年我们发现有一个老华侨从印尼带回来的种子，种了4棵胡椒，就跟老华侨请教，说定了一年让他帮忙种一百棵，我们把它的生活全部剥下来，每月发给生活费40元，结果57年斗牛鬼蛇神，把老华侨斗死了，现在找另一个老华侨在种胡椒。
01
1984年的春晚上，沈小岑演唱了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歌词说“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实际上当时岛内最大的城市海口，建省前缺水缺电，连个红绿灯都没有。
1988年建省的时候，有人拿了50年前日本占领海南岛时的地图一比较，发现洋浦50年间毫无变化。 这么一块遍地死火山和仙人掌的不毛之地，让历任海南人提起来就绝望。
这个地方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遍地都是褐色的石头块儿，土层薄的只能种番薯，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还不够填牙缝，三万亩耕地，每亩收益只有20多元钱。可以说海南的起点比深圳要差远了。
1961年，叶选基跟着叶帅、聂帅从海军基地坐船到拱北，叶剑英很自然拿起望远镜眺望澳门，而叶选基看到这个动作，立刻想起南广公司老板柯平从澳门带来的点心。 “什么炸春卷，虾饺，等等，哎呀，真好吃！”
但是广东毕竟是大革命起家的地方，党的基层动员能力强，文革期间离北京远，离香港近，抵制左的力量比中西部要强大地多。报告文学《南岭村纪事》描述过70年代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村支书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1988年建省后，从深圳和广东来的两个省领导梁湘、许士杰。他们算了算帐，发现洋浦光是搞简单的“五通一平”，每亩就要2亿元，加上外围投资，30平方公里的洋浦开发需要上千亿元，这笔钱海南拿不出来，中央也拿不出来。
搞深圳特区的时候，小平同志明确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但是一场大雨把南大门罗湖淹了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深圳要搞成特区，还是得有一个基础条件，所谓梧桐树才能吸引金凤凰，可测算了一下，五通一平每平米投资需要90元以上，哪怕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也需要10亿元以上。
吴南生急得抓耳挠腮，只好厚着脸皮向谷牧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没有钱深圳特区的开发方案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最后谷牧给批了3000万元，深圳的一盘大棋才算活起来。
而开发洋浦，距离深圳搞特区已经过去5年，中央上上下下都在喊改革的步子再快一点，梁湘和许士杰于是在洋浦开发上大胆用了“借鸡生蛋”的方案：把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生地直接有偿转让给外国投资者。
1988年5月，海南省政府和香港熊谷组公司签订协议，以每亩地2000元的价格把洋浦交给后者成片开发。设想中的洋浦开发参照的是国外的“自由港”模式，行政管辖权归中方，外方负责一切跟经济有关的事情，在货物、人员、资金进出上享有充分自由。
这个方案最不幸的地方是熊谷组虽然是一个香港的公司，老板于元平也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公司的股东有日本财阀，资金占比还不少。 方案在第二年年初递到中央，当时主管特区的谷牧已经退休，接班人田纪云接到报告后派了一队人视察洋浦，他们前脚去。
张维几个政协委员后脚也去了。 张维当过清华大学副校长，他还是高晓松的外公。他们在洋浦开发区调查后，写了一份“洋浦调查报告”，在这两会上批评海南把相当于半个香港的洋浦“贱卖”给日本人，是开门缉盗，堪比清政府割让土地丧权辱国。
“海南拟租给日本人45000亩土地，约为香港的一半，租期70年，而每亩的租费竟只2000元！清政府是战败国，向老牌帝国主义英政府割地赔款，才把香港租出去99年，这么多年了，香港还没收回来”。
这个说法杀伤力很大，还没等海南反应过来，已经有大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打着“还我海南”、“惩治卖国”的标语上街游行了。几乎是深圳历史的重演。
梁湘到海南任职前，是深圳的市委书记，深圳人民至今认为深圳特区的建设首功要记在梁湘身上。因为1982年，一队一队神秘的调查组在深圳蹲点一阵后，也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上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些内地老干部的考察团到了深圳，不看还好，看了之后痛哭流涕，大骂修正主义，
“这深圳除了头顶上的红旗是红的，其他的不是黄的就是黑的”。
报告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里引发了大讨论，为此专门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座谈会，会上有领导激动地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
还有老领导表态：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是任仲夷做了检查，顶着压力把深圳的特区开放保下来，撑到第二年春节，邓小平南巡，这件事才算烟消云散。
海南就没有这个好运气了。他们等到了小平同志支持洋浦的批示，可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 在各地媒体纷纷头版转载《人民日报》4月份的重要社论时，《海南日报》只在二版轻描淡写的转了一下，据说梁湘还对化名出境的敏感人物做出了“护照有效便可放行”的指示，最终领了一个“以权谋私”的罪名被撤了职。
梁湘关于特区建设曾经有一个蚂蚁论：给第一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个蚂蚁吃了苦头，其它的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洋浦风波发生后，本来要在海南投资农业现代化的东南亚富商谢国民打了退堂鼓，谢国民的正大集团走了，其他外商也望而却步。
熊谷组和洋浦的协议正式签订是3年后，这时候十四大已经召开，市场经济地位确立，深圳已经在思考“为什么特区不特”了。签订了协议的熊谷组在洋浦几乎是一潭死水，98年朱镕基到洋浦视察后非常生气，当时的洋浦，开发了10年，却是路不通，水不通，到处一片荒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棵树，只有遍地的牛羊。
很难说，如果没有洋浦风波，高晓松的海南之行是不是会有另一番景象，但是海南人没能接受90年的高晓松和老狼，也算是特区失败的一个表现。
02
改革开放后，海南几乎是跟深圳同时进入“特区”名单，而且由于从地图上看，海南和台湾是同样“孤悬海外”的南海明珠，两者常常被拿来互相比较，跟深圳相比，领导们对海南的期望还更高。
民国时期，孙中山在《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中就提到：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入数千万，倘琼州改为行省，数年经营之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
改革初期的领导们跟国父一样喜欢把这两个地方放一起比较。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刚到任不久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建议把海南开发作为重点时说：海南岛比台湾才少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及台湾的三分之一，自然条件比台湾要好，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但目前经济建设落后，市场紧张，群众生活贫困，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1983年前后，海南是让领导人坐立不安的地方，根据1980年的统计，台湾的GDP已经是海南的80倍，强烈对比下，海南的发展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写道：
“为了和平统一台湾，北京的官员认为，他们有必要表明自己能把海南管理好”。
1983年谷牧在海南视察时，不仅详细对比了海南和台湾的各种条件，还总结说：加快海南的开发，不仅是经济问题，对巩固国防，实现祖国统一也关系重大。 当年的国务院11号文件也明确提到：加快海南开发建设，对于巩固祖国南海国防，促进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意义。
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写到：正是因为广东和福建跟外界的特殊关系，让这两个省成为了中国的机会之窗。“特殊关系”有两层意思，一是比邻港澳台，经济发展巨大，让广东省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想先走一步的愿望；二是这些地方搞好了，有助于几个“孤悬海外”的地方回归中国。
小平同志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海南这时候还叫“行政区”，行政区负责人雷宇说自己听完这个话，脑袋嗡一下就热了，
“国民党是我们手下败将，龟缩到台湾，现在台湾发展的这样快，海南岛在我们GCD领导之下几十年，如果长期落后，行吗？”
他在83年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发出豪言壮语：台湾是国民党领导的，海南岛是GCD领导的，我就不相信海南岛20年赶不上台湾。 这句话成了雷宇走向悲剧的前奏。
仅仅过了一年多，海南岛汽车事件震惊海外，他被免职下放，海南开发建设戛然而止，经过《人民日报》通报批评后，海南还被永久的拓上了一个“疯狂”的标签。
雷宇这个人十几岁参加革命，是有名的性格直、敢说话，80年华国锋秘密访问朝鲜时，他作为辽宁的地方官，跟任仲夷一起做汇报。汇报着汇报着居然就跟华主席争了起来，气的华主席脖子都粗了，还是任仲夷打了圆场，说：“华主席，雷宇是我们这里思想比较解放的。”
他后来到海南当行政署长，是任仲夷钦点的。后来的采访中，雷宇和任仲夷都承认，到海南去是个过度，雷宇是国家培养的第三梯队干部的种子选手，未来至少要到省委任职的。结果却因为在汽车事件上栽了跟头。
海南进口汽车的依据来自83年的一个中央文件，文件提到：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 这个文件下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岛风平浪静。
1984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汽车也不过2000多辆，不及后来进口8.9万辆的一个零头。报告文学《海南汽车事件》里还提到，当时海南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对发现向岛外偷运转卖汽车的处罚相当严格，一个局长被撤职，一个县外经副主任给了警告处分。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这年夏天。小平同志南巡后，深圳速度成了新标杆，全国各地刮起了商品经济大风。6月，海南行政区到深圳参加了全国性的经济区开发研讨会，海南的干部们听的心潮澎湃，一个个摩拳擦掌。雷宇更是雄心勃勃，说的直白干脆：现在的时机太好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什么赚钱就搞什么，只要不装进个人的腰包，能多赚的不要少赚，能快赚的不要慢赚。
海南翻了一遍中央文件后，把目光主要盯在了汽车上。80年代汽车是国务院严格控制的计划内商品，典型的有价无市，供不应求，口子一开，一场赚钱竞赛拉开大幕。 进入7月，海南进口汽车就一跃增加到13000辆，全岛直属的94个单位，有88个卷入了汽车生意，海南的码头空地全成了停车场。
中央的文件明确规定，海南进口汽车只能用于自用，不许出岛。海南开始批汽车条子后，有中央直属机关的，部队上的，省政府的先后找上门，但因为规定限制，海南都只能咬牙拒绝。早期进口来的汽车基本都在岛内各种贩子手里打转，纯属自己人赚自己人的钱。
但7月底，8月初全国工商局在山西召开会议时，一个总局的副司长提出“内地省市到特区买汽车，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只要是自用的，就应该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海南干部听到这个消息，感觉简直是喜从天降，上下一通气，海南马上增派人去香港商谈如何增加汽车进口。 原本只是海南人炒作的汽车，现在成了全国人的炒作对象。从1984年到1985年3月，海南一共批准进口了89000多辆汽车，超过了当时全国每年进口小轿车和面包车的总和。
整个汽车案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由汽车带动的黑市外汇在短短几个月内价格狂飙，整个海南省，从机关办公室，到工商、审计、公安、检察，再到学校、社区，只要有机会搞到汽车批条的，全都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汽车事业。
这场疯狂的汽车热与海南的经济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赤贫的海南人，突然发现了致富机会，根本来不及分辨，就一股脑扎了进去。负责对外经济的海南本地干部陈玉益，直接把批条子当成扶贫。学校要申请拨款，批汽车条子，有单位要改善干部住房，也批汽车条子。
89000辆进口汽车当中，经陈玉益之手批准签字的有73000多辆。 实际上，中央下命令叫停汽车进口着手调查海南干部后，陈玉益还顶着风批出去一些。当时有个琼海县公社书记听说汽车生意马上不能干了，连夜赶去找陈玉益，一辆破吉普，抹黑还开得飞快，一下子连人带车翻到了沟里，陈玉益见来人头上贴着胶布，手上吊着绷带，心一软，抬手又批了一个条。
调查组的人也百思不得其解，说那个叫陈玉益的人是不是神经不正常啊，人家有的部门正常打个报告 ，要进口一点别的物资，也没说要汽车呀，他非给人家批300辆进口汽车，还写上“快干”，完了后面还打个惊叹号，这到底是什么毛病？
陈玉益的毛病是怕同乡们不理解这个赚钱机会有多难得。 海南穷了几十年，本地人都有点见怪不惊了，陈玉益却是很清楚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他的父辈们早年下南洋，从经营旅游、餐饮开始，到80年代已经产业繁盛，在泰国小有名气了，家里人一直盼着他能留到泰国继承家产。
汽车事件出了后，一个伯父还专门派孙子从泰国赶到海南，问需要多少钱才能保他。 后来接受采访，陈玉益也很老实的说：我是明知故犯，我发疯了，胡来了。
1984年年底，万里带队调查了海南汽车事件，雷宇被撤职党内一切职务，没有来及交易的汽车全部交给中央安排，之后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中的优惠政策几乎悉数收回，海南岛重新陷入了停滞。
03
雷宇到海南之前，曾经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84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
但实际上，改革的风险跟胆子大小是成正比的，胆子越大，棍子和绳子落得越快。 福建省第一书记项南是80年代特区建设中有名的“胆子大”，福建80年代的改革即使现在看也很超前：修厦门国际机场的时候，项南从科威特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几千万美元，之后又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
最轰动的是《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几十位企业负责人写的一封呼吁信，这封信由项南亲自拟定了《请给我们“松绑”》的题目，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几十家报纸转载，成为一段改革佳话。
他还向邓小平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人员自由，货币自由，小平同志想了想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啊。
项南到福建前，那里还在抵制“包产到户”，交通和通讯落后，招商引资几乎无法推进，一个法国商人想来投资，从福州给巴黎打电话，打了两天没接通，气地扭头离开，发誓再也不要来了。而几年之内，福建就从内到外变了样，曾经的广东省第一书记83年到厦门视察后，回去批评了自己的继任者任仲夷，嫌任仲夷没有福建的项南点子多，广东改革的步子没有福建大。
可惜雷宇的汽车案被盖棺定论不久，福建晋江假药案就也爆发了。当时晋江陈埭镇的一些农民用白木耳和糖制成假的“感冒咳嗽冲剂”销售，这件事被放大为“特区开放带进来一些资本主义的坏东西”，项南给中央做了五次检讨，最后还是落了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他的福建改革之旅匆匆开始，匆匆结束。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曾经在项南离开后，无比惋惜说：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常常不免遭受非议甚至不幸，一个“晋江假药案”使受到福建全省包括海外华侨爱戴的领导人，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家乡，这不仅是项南个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
幸好项南任职期间，高晓松的清华学长去福建做了厦门市副市长，后来又主政福建，总算没有让项南的改革遗产完全付诸东流，托他的福，项南纪念馆那幅“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对联现在也变得家喻户晓。
80年代搞特区建设，做检讨几乎是标配，雷宇做过，梁湘做过，任仲夷也做过，梁湘上任深圳不久，国画大师刘海粟就对他说过：你这个特区搞好了，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你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而接任梁湘的后一位深圳市委书记兼任市长在去之前，就有朋友提醒他：你去深圳就是去送死。
项南有个比喻说的好：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 早年这个小辫子是姓资姓社，到90年代后这个小辫子变成了“平衡发展”。94年3月，新华社以内参形式把一份胡鞍钢写的报告递给了国务院，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特区的“特”破坏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作为制度制定者，却带头破坏，采用歧视性政策，给特区的优惠政策，其本质是给了“垄断特权”。
成立特区10年来，特区的经济发展既是探索“鸟笼”边界的实验场，也是改革派用来说服保守派的最大筹码，左右着改革派在政治决策中主动权的大小。胡鞍钢的这个报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特区发展的合理性。有个经济学家看完报告说：胡鞍钢这下子算是一刀戳到了深圳最敏感的地方。
广东早年“先走一步”，率先启动价格改革，被很多省份抱怨抢了全国人民的口粮，之后搞基建开发，在金融信贷上的优惠政策也让其他地区眼红，但那时候，其他地区对包括深圳在内的特区更多还是羡慕嫉妒，把特区当榜样，这个报告一出，特区成了他们的对手和敌人。
这年夏天，胡鞍钢在中央党校省长班上宣讲“中国地区差别”的研究后，现场立刻炸了锅，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激动，纷纷表示：特区不能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沿海城市也有意见：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这场大火在胡鞍钢到上海做了题目是《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的经济报告后被彻底引燃，他通过对比78年和92年上海的经济状况，直截了当告诉上海人：上海的衰落，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收上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太多，取之过量。
对特区的争议就此展开，风波中的深圳最开始一言不发，一年多后，深圳市市委书记厉有为终于忍不住，通过《深圳特区报》发表长文，从深圳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到各省市在深圳投资获利不菲，再到深圳创造的就业数量，跟胡鞍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场讨论于是升级蔓延，代表深圳说话的学者和官员先后发声，跟胡鞍钢在媒体上展开了激战，厉有为本人也陷入了“改革先锋”还是“全国公敌”的争议中。 讨论延续了一年半，在95年秋天戛然而止，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通知，要求当地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的争论和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有香港媒体发表评论，猜测争论突然被叫停，除了因为胡鞍钢本人不在国内，大动干戈在国际上影响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场争论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和利益牵制，而恰逢94年启动的分税制，这场争论的方向容易走偏到不可预料的敏感区。
公开的争论虽然停止了，但是要不要给特区拔掉输血管却在这之后成了长久热议的话题。几年后厉有为在党校上发表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提到：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建议能否尝试一种是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文章一出，厉有为成了反党反社会的典型。 结束对厉有为讨伐的是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厉有为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美国学者谢淑丽认为，中国自78年开始的这轮改革是建立在“地方分权”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政治制度极其不成熟的环境下，地区领导人领会中央意图的能力，以及跟中央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深圳自从被设立为特区，除了行政级别不断升高，掉去任职的领导人也都跟北京的关系很密切。 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南生是37年入党的老革命，深圳特区成立之前已经是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说让吴南生去深圳当孙悟空，其实是在一开始就把深圳的地位提到了省级。
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做情报工作做到70年代，去深圳前是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跟交通部的部长是老交情。 还有后来的深圳市长李灏，是以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身份去的，离开北京前跟跟市纪委中央领导谈过话，还当面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要了几个“尚方宝剑”。
要是没有跟北京的好关系，李灏后来在深圳“违法”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请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坐镇土地使用权拍卖会现场、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宣布成立深交所，哪一条都不可能实现。
可以说，深圳在特区建立早期能持续获得各种资源倾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和北京之间这种直接紧密的关系。樊纲曾经说过，深圳的成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优势落差”，形成了全国性的资源聚集洼地。 资源洼地的好处，除了政策和钱，还有人。
傅高义在《先行一步》中提到，深圳逐渐成为年轻干部所向往的地方，许多有高层关系的年轻人被安排到深圳工作，使得高层干部更难于反对特区。
04
汽车事件后，有人总结这个事儿是一道贩子赚二道贩子的钱，二道贩子赚内地人的钱，内地人赚国家的钱，归根结底，是海南利用优惠政策，从国家口袋把钱掏给了自己，折腾一场，没有创造价值。
但是很多海南人至今感谢主导这件事的雷宇。虽然当时汽车盛宴中最先得到实惠的是海南干部，不过因为倒卖汽车海南省的税收比之前大大提高，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海南的老百姓更是经此第一次见识了商品经济的魔力。
雷宇走后，不少海南人都念叨着要给他建祠堂、修庙神。海南因为长期处被当作国防战略，一直闭塞锁岛，导致岛上民风淳朴，商品意识淡薄，江浙人忙着鸡毛换糖时，海南人提到做生意还都是不好意思的样子。不得已，要拿着鸡蛋、水果到村头榕树下卖，都会远远的躲在一边，等着买主把钞票压在篮筐下，拿着东西走远了他们才会跑出来把钱收走。
03年前后，雷宇接受采访，说看到报上登海南人诈骗，忍不住哈哈大笑：海南人居然会诈骗了！诈骗不对，但是跟当年对商品经济一窍不同的海南一对比，这个跨越在雷宇看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只不过海南人的商品经济头脑，在刚刚萌芽的时候就被压下去了，没能正常发展，形成了一种喜欢“炒”的习惯。
几年后梁湘他们搞洋浦开发，被北京批的一无是处，尤其是卖给香港熊谷组每亩2000元的土地价格成了攻击靶子，但是洋浦的老百姓却是欢欣鼓舞，几乎没怎么讲价钱，就纷纷同意了拆迁。据说洋浦人还互相通气：千万要配合啊，不然中央收回成命可就麻烦了。
熊谷组给洋浦的老百姓规划了三个安置区，其中新都的生活条件最差，没有水也没有路，三面都是铁丝网，安置过去的老百姓没有怨言，他们看着铁丝网外面，想着自己这块地方真是风水宝地，只要趁巡逻员不注意，就能隔着铁丝把货物扔过去，走私多方便啊。
当年洋浦开发区管理局的宣传图片上，印着几个孩子的脸，上面的文字是“他们以后都是百万富翁”。不少老百姓憧憬着洋浦开发以后，他们能过上香港人的生活，每天可以带手表和戒指到深圳卖一卖，就能发家致富。
据说当时有一央媒的记者去海南采访之后，就打电话给总编：我不回去了，这里到处都是机遇。谁也没想到，这个机遇以炒作房地产的方式拉开了大幕。南巡讲话一年后，海南房地产的价格从88年建省之初的每平米1000多元飙升了7500元。炒汽车盛况在海南再次出现，遍地房产公司，每个人都在说着房地产，拿着汽车批文就可以找银行抵押贷款，总人数不过655.8万的海南岛在92年的时候，有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有个流浪汉夜里睡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排队买房的第一个人，当他准备拿着几件破衣服离开时，从队伍的后面跑出几个人，提出要购买他的位置。最后，流浪者拿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7万块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不到五年时间，海南房地产价格增长超过5倍。土地价格从1991年的每亩几十万，攀升到1993年最高时期的600多万元/亩。狂热几乎影响了每个人。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房地产有一种迷幻的气息。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者20万元的小费。
92年受邀主持海南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发的陈小鲁，为了筹措开发资金，决定把公司改组为股份制，听说消息三亚海南干部，纷纷开了公函要股票，陈小鲁最后不得不给三亚近万名吃官饷的“干部”们每人配了500元的股票。陈小鲁后来在书里面写，海南太黑了，和朋友说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但是我难受，干不了。
他干不了，有人能干，泡沫很快溢出海南，93年深圳拍出两块天价地，中标的不是深圳本地企业，而是海南的。跟深圳一水之隔的珠海市，这一年在香港卖出十多亿楼花。92年开始，跟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也毫不逊色。
春节前，万通“六兄弟”中的一个说要去到广西给大家办年货。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最好的酒店，他在三楼签买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们连那块地的真容都没来得及窥见。
后来统计的数字显示，在93年的前四个月里，北海市平均每3天就就有1亿元资金涌入。这种夸张的发展速度让93年1月去北海视察的朱总理忍不住警告：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建设要量力而行。
但是地方已经有些刹不住车了。仅仅是93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274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43.5％；新开工商品房面积比上年同期增长136％；开发企业由1992年的1.24万家上升到近2万家，有权威人士私下估计，甚至可能超过3万家。
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
海南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 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
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1993年1月到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高达61%，远超1992年。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达到 30.2%。最吓人的是，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7.4%，进入6月份更是高达 21.6%。
6月底朱总理接替李贵鲜，兼任了央行行长之。这月月底，国务院以严控货币发行为主线，颁布了震动全国的“十六条”。7月命令各银行行长们必须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从7月7日开始，仍然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
好多行长们会后连道别的话也顾不上就赶紧赶回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四大分行行长被抓，铁腕之下，货币龙头迅速关闭。一天之间，曾有200亿资金瞬间撤离海南。泡沫给海南留下了800多亿元的积压资金，当时的统计数字显示，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
地产泡沫时期，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包括大型国企以至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在93年出现了经营困难。
海南省在95年成立了海南发展银行，发行成立时的股本16.77亿元，却在1995年5月到9月之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仅仅过了两年零10个月，海南发展银行就出现了挤兑风波，内外交困的海发行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售价因为支付危机而关闭的省级商业银行。一场狂欢就此落幕，
通胀危机幽灵一样出现了。大量投机炒房的人被埋在海南泡沫中，像李书福那样及时抽身的只是少数，更多的人自此就消失在了商业世界。侥幸逃脱的人则烙上了深刻的海南标记。一种变得更保守，一种变得更激进。
幸运逃脱的万通六君子属于前者，虽然凭着在北京灵通的关系，冯仑及时拐弯了，但是海南泡沫仍然影响了万通，95年公司负债高达到3亿元，冯仑说，“我现在负债少就是和那时候有关，再也不愿意那样了。做决定前，也会跟公司员工讲，先不要告诉我你能挣多少钱，先告诉我有多大风险”。
经历过海南泡沫的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一直不肯将公司上市，他担心如果公司上市，为了做报表好看，就要每年去拿地。而另一拨经历海南泡沫的人，则把海南的疯狂融进了血液。
号称中国第一文化商人的刘波在资本市场的名气，比他在娱乐圈那个“许晴前夫”的名头可要响亮的多，他号称要打造中国第一大文化概念股的“诚成文化“，是当时资本市场无人不知的大鳄。结果在03年，被媒体报道公司资金链建行，业务空转炒作概念，刘波独自一人去了日本，从此杳无消息。
证券市场另一著名庄股思达高科的庄家吴旭，也是靠早年炒作海南房地产发家，而且90年代早期，便是海南商界的风云人物，还曾被推选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还有前几年以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罪名被抓起来的泛亚系实际控制人范日旭，同样是在80年代末就在海南淘金了，前几年还是名噪大江南北的吉林“首富”、股市隐形大鳄。
05
海南地产泡沫，一直过了十年，到03年也没消化掉。在这一年的两会上，刚刚调去当海南省委书记被香港《太阳报》抢先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烂尾楼的。
新省委书记答的很坦率：烂尾楼最后要留一栋，将来搞个博物馆，让后代人知道什么叫烂尾楼，学经济的可以到现场去，请导师现场讲一讲“泡沫经济”是什么东西。新书记给海南提出了“生态立省”的大方向，他说，
“我一到海南，就想看看海南的旅游开发情况。有个星期天，我也没跟谁打招呼，自己买票进去看看世界第三、中国第一的红树林。我一看，完了！呵！好家伙，那船开得那个快呀！鸟儿吓跑了，浪还把两边的红树林打退了一米多。”
他还曾在省政协大会上强调“谁乱砍树我就跟他玩命，绝不能干砸自己饭碗，断子孙后代生路的傻事”。
建省之前，因为中央领导们对海南的热带经济作用和港口条件赞不绝口，海南曾经提出组织种养业，大力发展乡镇加工业；建省的时候，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的商品贸易滋生了当时最火的“倒爷”，海南自然而然制定了一个“以经贸为龙头”的发展战略。
到92年，产业龙头不知不觉让位给房地产，留下了上千平米的半拉子烂尾楼后，从95年开始，还又提出建设“一省两地”的战略思路，宣布要成为中国沿海新兴工业省和热带高效农业基地、旅游胜地。
海南的泡沫经济跟长期以来主导产业难以确定有关系，十来年间，海南的发展战略做了4次大调整，几乎每隔两三年海南的发展战略就要做一次调整。多次的摇摆不定，让海南陷在一种强烈的浮躁不安中。新书记上任一个月，就提出要“把过去那种浮躁、一夜爆发的、完全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给调整过来。很可惜03年北京出了非典，新书记被紧急调到京城灭火，海南规划的拨乱反正就这样给耽误了。
2003年，在央企中海油呆了多年的卫留成接下灭火队长的海南省长职位时，海内外媒体显然对他寄予厚望，除了继续收拾上一轮房地产泡沫留下的烂摊子，更希望这位一直从商的官员扭转海南依赖房地产发展的模式，保护好海南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真正改善和提高海南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海南成为一个美丽而又繁荣富庶的宜居之地。
然而，海南的发展模式仍未跳出房地产一支独秀的格局。唯一不同的是，高尔夫球艺精湛的卫留成推动了海南的高尔夫消费，几十家大大小小的高尔夫球场。海南从“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变成了高端休闲度假区。海南名嘴矢弓说，建省23年来，海南有48个概念岛的别称，想见海南对发展思路的认识的混乱。
09年，海南获批国际旅游岛后，迎来了新一波房产热。而这轮房地产疯狂与20多年前相比并不逊色，只不过，20多年前的大开发曾经早就过一批本岛的“富豪”和“暴发户”，如今在海南呼风唤雨的却几乎都是来自岛外的“房地产大佬”。
旅游岛获批两年后，有人统计后发现，海南18万亩土地被收在13家房企手里，13家房企中既有中字头的“中国宝安”，“中粮”，“中信泰富”，“保利”，也有善于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的雅居乐、富力、鲁能、绿地、万科、恒大。众多房企中，储地最少的万科有数千亩，富力则达到了2万亩，中信泰富则取得了3.6万亩，是海南名副其实的“地主”。
富力的一位项目经理公开讲过，
“海南沿东海岸向内纵深1公里地块，已经没有地了。”
1999年海口大英山机场搬迁后，机场跑道两侧的3000亩土地便被海航拿到了开发权。2012年他们拿到海南省政府批复，启动海南国际旅游岛中央商务区项目。海航用这个项目完成自身增资40亿元及向海航股份定向增发28亿元。之后的几年里，这片土地的价值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节节走高一路飙升，海航凭借这款“优质资产”展开了一系列大手笔杠杆并购。
政策出了不少，海南的命运却总是逃不开一个“炒”字。
刚刚宣布自由港，海南的各个售楼处就聚满了抢房人群，消息出来一个礼拜，进入市场的14个新楼盘全部售罄，还有11个即将入世的楼盘，放出消息准备上调价格。
4月底对房地产实行全面限购后，现在海南的新热点是“赛马”，可是具体的政策细则还没出来，要注册带有“赛马”字样的公司已经排大队，海南最新的一个政策是“暂停一切带有赛马字样的公司注册”。
去年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出来后，有一篇题目是《海南：一个自我矮化的巨人》的文章在海南人的朋友圈很火，文章说，海南越来越偏离当年建省办特区的初衷，有不少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海南因“吃小灶”，只要网开一面，放开“黄、赌”，海南很快就可以赶上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区。
深圳从90年代之后，一直有一种“特区不特了”怎么办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一直到平安如日中天，腾讯、华为、大疆接连崛起之后，终于解除掉了焦虑。
特区发展早期走私、黄赌毒都不少。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为了开眼界，到香港考察，专门让干部带他去看风月片。
广东从93年设立赛马场，钻空子赌马，当时开放赛马利国利民的说法都上了《人民日报》了。西安试水马彩，武汉举办速度联赛，但是谁都没指望着这些黄赌毒当支柱产业不是？大家该抢三星抢三星，该“腾笼换鸟”就“腾龙换鸟”。
只有海南还抱着幻想，回到四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的状态，“只要头顶上红旗是红的”，其他的都可以是黄的黑的。这种心态搞建设，就永远作为最后一个特区，给全国人民留个念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