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互联网经济学研究联盟的支持下，《财经问题研究》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次“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学革命”笔谈，邀请五位专家对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学发展问题展开讨论，相关成果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本文为其中之一。
陈禹教授借鉴复杂性研究的理念，试图从承认和重视经济系统复杂性的思路入手，努力克服传统经济学中的绝对化、过分简单化的种种弊病，为经济理论的改革提出建议。
一、经济科学是否面临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挑战？是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经济科学正在面临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挑战，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这已经是许多同行的共识。
从次贷危机的爆发到熔断机制的失效，国内外的许多现实事例已经充分表明，现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的经济形势变化已经难以回应、无法应对。
国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斯蒂格利茨、布坎南等已经多有论述，黄达、李杨等也有明确的表示。
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少。他们认为：经济学并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斯密已经把基本规律讲清楚了，问题是人们没有正确地执行。
关于经济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经济系统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维度、视角和切入点去分析和观察。这些维度、视角和切入点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的。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在信息经济和互联网兴起的背景下，在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历程的关键时刻，这种情况必然会更加错综复杂、有增无减。
近两年，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否需要颠覆?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对此，夏皮罗和范里安两位大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所依赖的经济原则是可持续的。案例会改变，但思想不会过时”。
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对经济学的)抱怨针对的是大多数人在校学习的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供给需求曲线和完全竞争市场，比如农产品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对一个负责促销新软件或电子杂志的管理者而言，供需曲线是没什么用的”。
这两位大家并没有纠缠于“是否需要颠覆”的命题上，而是直接抓住了实质：经济学究竟该讲些什么。
二、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讲了些什么
先从《国富论》看起。第一编主要讲了“分工创造财富”，特别是“交换导致分工”。第二编讲了物质财富如何积累和使用。第三编讲物质财富的增长，主要是城市和商业的作用(工业时代的商品交流、运输网的作用，其实主要是交通和能源技术的作用)。第四编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讨论生产关系的作用)。第五编讲君主和国家的收入(社会层面)。
应该说，《国富论》对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很实际、很中肯的分析，但这是250年前的实际，而不是今天的实际。
而今天的教科书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丢掉了实际的、生动的具体分析，只剩下了一些抽象的理论。
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为例，主要的内容是供需曲线和均衡模型。而这些内容都是在所谓“经济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前提下，抽象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才有效。这就必然导致科斯所批评的脱离实际的“市场经济学”。
斯密本人并没有认为他已经把经济学的道理都讲完了。相反，在《国富论》第一编第二章的开头明确说明，“这种倾向(指进行交换)是不是人性中无法给予进一步的解释的最初本能之一；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是不是理性和语言这种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题目”。
事实上，是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曲解了斯密，把生动的具体分析绝对化地简化成脱离实际的教条。这就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
三、传统经济学没讲什么?——从《信息规则》讲起
夏皮罗和范里安在《信息规则》一书中，讲到了传统经济学没有讲到的许多内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产品的不同定价方法(信息价格取决于其自身价值而非成本)，版本管理和版本划分，锁定效应，正反馈效应(传统的经济学只讲负反馈和均衡)，网络效应(梅特卡夫定律)，合作和兼容，标准的作用，反垄断问题。
这些议题，恰恰是传统的教科书中没有的，而又是现实工作迫切需要的。
四、经济学究竟该讲些什么?
社会实际对经济学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呢?对于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家和管理者，经济学能够提供的帮助是什么?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灌输和培养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包括：真正理解经济是一个活生生的、多层次的、不断演化着的复杂系统;在各个层次上的、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的、自下而上的生长和自上而下的设计两种机制的相互配合等。
这些理解和认识是社会和谐的共同底线，对于所有社会成员都是需要明确和认可的，而对于决策者和经营者来说，更是执政和经营理念的基础。
然而，现在的经济学所灌输的是什么样的认识呢?
一种观点是：经济就是一架硕大无比的、由齿轮和螺丝钉组成的大机器。这就是极端的计划经济的理念。
另一种观点是：经济系统是一个由许多绝对自主的散沙组成的、听任丛林法则支配的沙漠。这是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念。
建立一个和谐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是一种与以上两者不同的、科学的、符合客观现实的理念，为此经济学界迫切需要全新的教科书。
第二，对于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提供指导和支持。
一是对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工作进行讨论。例如，宏观经济的度量和控制、反垄断、政策调节的作用、金融政策、房地产政策、地方财政等。二是对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工作进行讨论。例如，企业战略、营销、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等。
第三，正确认识经济活动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协调的作用。
主要是对社会文化产业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讨论。例如，游戏产业的地位和管理、文化的低俗化现象、广告的种种乱象和管理、明星制度和演员高收入问题、对奢侈品市场和整容市场的认识和管理等。
在这里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
一是所谓经济研究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谬论。这在当今社会上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赤裸裸地宣传“金钱至上”“拜金主义”“赚钱就是一切”已经严重侵蚀了精神文明建设。一些营销人员的培训教材公开地教授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所谓“营销手段”，造成了许多危害社会的乱象。一些广告也有类似的情况。
二是把一切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统统用“外部性”一言以蔽之，视为个别和例外。
五、为什么主流的古典经济学脱离了社会实际?
有一种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是对的，经济问题出在执行政策的人不好，或者说归之于“权贵资本主义”。
试问，如果一种理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好人当政”，这样的理论有实际价值吗?
早在1936年，凯恩斯就讲过，“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正如黄达所指出的，现在的一些讨论往往是意气用事，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议论，甚至是指名道姓的激烈言论，而真正讨论理念和思想的不多。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近代科学的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受到了过分简单化、绝对化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忽视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限制了探索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因此，出路在于改变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摒弃绝对化，重视复杂性，吸取现代科学领域复杂性研究的新理念，从丰富的互联网经济实践中，在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中，吸取营养，重新思考和构建经济科学的大厦，即从理念上正本清源。
六、为什么需要借鉴复杂性研究的理念?
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Study)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对于宇宙和世界的基本认识。
复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是：承认和重视世界的复杂性，努力防止和避免任何方向上的绝对化和过分的简单化。
一定会有学者质疑，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世界是复杂的，这不是最普通的常识吗?难道会有人否认世界是复杂的吗?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近代科学，如果从哥白尼算起，经过几百年的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过分强调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定势。这种倾向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恩格斯批评过的拉普拉斯的绝对决定论。
对于这种思维定势的关键性突破，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发现首次从根本上、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的一统天下。
这一百多年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规律，越来越明确地指向了同一个理念、同一种思维方式：世界是复杂的。
对此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很多，包括庞加莱、维纳、香农、冯诺依曼、曼德波罗、普列高津、劳伦兹等。
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思潮进行概括和系统梳理的主要是两位学者：西蒙和霍兰。归纳起来，要点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对于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其次，对于复杂系统的结构和演化规律的认识。
对于世界复杂性的理解要点有四个：
一是在质的意义上的无限性。
二是不同层次之间质的差别和不可逾越性。
三是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对此，还可以参考有关混沌、分形、分维、曼德波罗集等议题的有关著作。
四是不存在终极的理论体系。
对于复杂系统的结构和演化规律的认识，要点有六个：
一是个体的适应行为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即CAS理论)，其主要机制是受限生成过程。
二是新层次的出现，表现在新主体、新现象、新规律的涌现。
三是分工、专业化在复杂系统的演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四是复杂系统一般都具有准可分解的层次结构。
五是建立在Tag(可译为标签)机制基础上的信号链，是这种层次结构的普遍现象。
六是主体之间的“半透明的膜”(只允许物质和信息有选择地单向传输的边界)是形成和维系这种层次结构的关键。
以上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介绍。事实上，复杂性研究的思想正在科学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在语言学领域，对于这些理念的研究已经促成了新的学科分支的诞生。关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Vasbinder以及陈禹和方美琪的著作。
作为跨学科的借鉴，在这里介绍一篇霍金2016年的文章《哥德尔与物理学的终结》。在这篇文章里，霍金谈了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即如何从追求终极的物理理论，转而接受不存在终极理论的客观现实。
他在文章的结尾说：“如果不存在一种可从有限条数原理推导出来的终极理论，一些人将非常失望。我过去就属于这个阵营。但是，我已改变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很高兴我们寻求知识的努力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我们始终都有获得新发现的挑战。没有这种挑战，我们就会停滞。哥德尔定理保证了数学家们总有事情要做，我想M理论也将为物理学家们做同样的事情。”
把文章中的“物理学”换成“经济学”，就是现在要做的事情！
七、经济科学的变革和重建从何做起?
毫无疑问，经济科学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是一件无比复杂、极其宏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绝非短期就能够有所突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问题就是：从何做起?
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章中还提到：“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实践中开创新路。”
因此，经济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具体地、深入地研究究竟“不平衡”“不充分”在哪里?究竟如何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简单说就是要“顶天立地”。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从根本的理念上，重新认识经济这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在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下，经济学家长期囿于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模型、零交易成本、绝对的负反馈机制等框架，没有深入研究在新技术、新环境中的各种新事物、新现象。摒弃绝对化，重视复杂性，将使思想冲破牢笼，能够更准确、更实际地观察和认识经济和社会这个典型的复杂系统。
第二，深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实际。新理念、新思想的火花来源于社会实践。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将提供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只要冲破了思想上的束缚，中国的巨大市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就能够为经济科学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原材料和案例。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比国外同行优越得多的环境和条件。
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需要符合当今时代的经济学，需要符合信息生产力和高度网络化环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所有这些都没有现成的信条和答案，需要探索。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