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伟
纳瓦罗的《Death by China》折射出脱钩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别那么紧，以至于美国受到中国的巨大的牵制，或者是中国对美国在经济领域，在经贸领域能有日益上升的巨大的影响，使得美国不能够单边的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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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脱钩期”的进阶解读
目前的情况Depegging（脱钩）这块的意思特别突出，那Depegging它本质指向的是什么呢，指向的是我们两个时代的交替，一个时代我们称之为Globalization（全球化）。那么在Globalization当中国际分工、国际的供应链的形成是非常宽泛的。波音也好，空客也好，苹果也好，或者通信领域的产品也好，它是深度国际化的，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地完整地做出一个产品来。譬如说，我并不认为美国即便有这么强大的实力，美国自己能够做出波音飞机的每个零部件，有可能吗？我觉得非常困难，即便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波音的生产成本也会剧烈的上升，所以你肯定要有外部的采购，要有国际供应链的，苹果也是一样的。但是Globalization还是会带来巨大的不安，那更多我们称之为Globalization转向从另一个层面叫做Localization (本土化) ，更多的强调本土或者本国对于某一些商品和服务提供的完整性。
在脱钩的进程当中，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国际供应链有所缩短，本土供应链有所延长，以及对于本国内需市场支撑经济增长非常大的一个强调。如果国际供应链被缩短了，那么现有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格局可能就会被打乱。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清楚按下葫芦会起来几个瓢。
打个特别小的比方，在Depegging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说中国应该降低进口的汽车关税，特朗普曾经在演讲当中公开讲到过，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2.5，中国25%，Unfair，中国应该降低进口关税。
（特朗普发推特称，一辆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只需要支付2.5%的进口关税，但一辆美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则需支付25%的进口关税，他表示这样的贸易并不公平。）
中国外交部回应说，这不能说是Unfair，首先得看到中国卖给美国的汽车每年才多少辆，而美国每年卖到中国的汽车的量是很大的，一年26~27万辆，所以不能简单的这么计算，可能情况会比特朗普想象的更复杂。
比如汽车的关税领域，那我们知道在国内的主要的汽车生产商是谁呢？其实都是合资企业，美资也好，德资也好，日资也好，在中国有广泛的合资企业，因此日系的、德系的、美系的合资企业在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合资品牌的利润是很厚的。进口车的利润由于关税进来，当然它相对于本土生产的汽车，可能利润会更厚一些。当我们降低了汽车进口关税的时候，意味着无论是美、德、日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所能生产的汽车利润的边际将会缩减，因为进口车更便宜了。
对于西方主要的汽车生产商来讲，它可能会面临着双重减法，一个减法就是：是的，我的出口车卖到中国是更便宜了，但是我的纯进口车卖到中国，并没有多挣钱。相反的我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无论是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利润大幅度缩减，都少挣钱了。所以中国有比较高的进口汽车的关税，以及跟进口关税相伴随的所谓增值税、消费税，加起来总的税率会非常高，这导致中国本国的消费者所买到的汽车和国际市场的汽车有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可能在40%或者更高一点的水平。
当关税削减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可能不太情愿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本土汽车生产商，跨国公司也可能不乐意。可能美国或者德国的跨国公司认为，其实我卖到中国的出口汽车没有多挣钱，在中国合资企业所生产的本土汽车挣的钱更少了，所以生产商们是不是愿意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过程当中，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是受到了最大的好处的。所以经贸冲突也好，关税的事情也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Depegging这个过程会延续下去，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因为你把全球的供应链打乱掉了，会重新变成相对本土化。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阶段，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Depegging（脱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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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冲突”的第三阶段
有没有第三阶段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大国之间出于战略的误判、误算，出现由第二阶段的适当脱钩，走向全面的冲突的局面。那就是很不幸地就陷入了Thucydides's trap（修昔底德陷阱）了，Thucydides's trap的意思是大国是很难和平崛起的，总是要有各种各样的军事，甚至是流血冲突的，大国的崛起肯定是国强必霸的。
中国不谋求霸权，甚至不谋求区域霸权，中国也不想挑战国际秩序，中国根本没有意识想去取代美国在全球当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进入到第三阶段的话，还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
所以大概可以这么说，中美贸易争端只是一个征兆，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中美的贸易冲突很有可能指向的也不是贸易问题本身，而是中美两个大国争夺彼此国家未来的一个“战争”。现在我们冲突的不是贸易，我们冲突的是我们大国之间在未来国际体系当中的优先地位、竞争占优的地位。那个时候双方是很难让步的，中国不可能在未来国家体系当中放弃掉升级转型的机会，放弃掉发展权，放弃掉成为一流强国的机会，这是不可能的。美国说我不容许你这个，我不容许你那个，因为美国永远让美国优先，永远让美国一家说了算。欧洲甚至都不可能公然的对美国说不，而你中国这样子做了，那美国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中美贸易冲突只是一个表面的集中于贸易领域的一些冲突，它所指向的最终目的很有可能不是贸易，它引发贸易冲突的本质，也有可能并不是贸易问题，而是中美之间相互积累的，过了“蜜月期”之后对对方某种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的情绪在“蜜月期”积累的好感越多，“蜜月期”结束之后积累的相互厌恶感就会越多。从2007年提出美中国到今年已经12年了，双方对对方的不满，尤其是美国的精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等，甚至中低收入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情绪是在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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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的谜语
中美之间相互的适当的脱钩，寻找对方能够容忍的舒适度的空间，我把它形容为彼此寻找一个若即若离，游刃有余的空间，这也是大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协商沟通之后所能够形成的一个过程，最好的话，中美双方能够一定程度上适当理性的看待对方有所脱钩，但也承认看到共同的利益。
在“蜜月期”，我们夸大了我们彼此的共同利益，看到了彼此，或者没有足够的看到彼此的不同点，而在现在这个阶段，有可能我们双方彼此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对方对自身的依赖性和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更多的看到了不同点，这是两个阶段。最好是不要走向第三阶段，如果走向第三阶段的话呢，走向所谓“米尔斯海默的谜语”，米尔斯海默的论断是说大国之间容易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看起来防御性的行为，往往被另一个国家理解为扩张性的行为，或者侵略性的行为。
所以什么是Defensive（防御的），什么是Aggressive（侵略的），是很难定义的。譬如说特朗普对中国提出的系列贸易争端的这个诉求，在纳瓦罗、在中国看起来的美国鹰派眼中，这并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特别进攻性的事情，而是在中美适度脱钩的时候美国所采取的防御性的措施。而在中国看起来，这却是个具有侵略性、扩张性的措施。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觉得我们的工业制造2025，或者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种种努力和保护都是一个必然的、防御性的，属于国内内政的做法。但对美国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创新、创造，在工业制造2025上的一些规划等等，可能就是扩张性的，或者侵略性的。所以大国之间怎么去看待对方的行为，判断这种行为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可能会出现误判。目前看来，中美好像就处于一个米尔斯海默的、对彼此的防御性的行为，这被形容为扩张性行为的一个过程。
中美之间的三个阶段可能看起来冲突并不仅仅是贸易，而会在其他很多领域都会陆续的展开，这是一个论持久战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蜜月期”之后的一个相互脱钩期，我们期待的就是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若即若离、游刃有余、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算是比较好的。如果不幸由于误算、误判滑落到第三阶段，也就是相互冲突的阶段，那可能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结论:中美关系理想状态的展望
我们一开始讲了《论持久战》，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中美之间两个大国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蜜月期”，它巅峰型的标志就是“美中国”概念的提出，要求中国对美国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第二个阶段就是适当的脱钩期，脱钩期的过程意味着全球化朝着本土化发展，全球的供应链可能有所缩短，而本土强调本土的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内需市场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说法将会上升；
在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和第二阶段的适当脱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过渡型的说法，譬如说中美的“夫妻论”等等这样的说法。那么从第二阶段的“适当的脱钩”走向第三阶段的“全面冲突”，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中美贸易争端折射给我们的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中美关系现在正从第一阶段的“蜜月论”走向第二阶段的“脱钩论”当中的早期阶段，也就是中美的脱钩的形态是刚刚开始，而没有真正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完整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