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关系应该遵循健康稳定发展的主基调，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客观需要。
智库观点
郭威
历时两个月左右的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两国5月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暂时告一段落。声明中指出，中美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等等。从中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贸易摩擦的加剧必定带来双输的不利后果，双方选择和平谈判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彼此的最优选项，这其中都是赢家，没有输家。而且，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能够在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为跨越“关口”赢得宝贵的机遇期和窗口期是一种战略性胜利。此时回顾贸易摩擦的整个过程，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无疑对我国下一步有效应对来自国际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具有启发意义。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分析
特朗普坚定持有并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其逻辑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贸易发展中的净出口变化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一国GDP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由四个“轮子”驱动，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数据显示，2015年在上述四个“轮子”的共同驱动下，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3.3%，但大量外贸赤字的存在，导致其经济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经过价格水平波动调整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仅有2.4%。
第二，我国贸易赤字提升了美国的失业率。特朗普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指出，美国制造业失业率的上升根本上是由于中美之间的大量贸易顺差所致。此种言论的论据是，自我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美贸易顺差规模和速度出现“双增长”，从2000年年初的838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672亿美元。特朗普政府据此认为，正是因为我国的大量出口导致美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美国在不公平贸易中利益受损，使得本国劳动力大量失业。
第三，对华贸易政策转变即可带动美国就业。
要通过消除贸易赤字来创造就业，必须首先改变对华贸易政策，彻底改变中美贸易失衡乃是增加美国就业数量的最优选项。特朗普政府指出，如能大幅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可极大地改善美国劳动力就业水平。
第四，长期实行贸易平衡战略有助于稳定美国经济增长、就业等指标预期。特朗普认为，若美国持续推动贸易平衡战略，不仅可以消除贸易赤字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且可以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各国对美国的投资预期，改变美国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下行的趋势，通过带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增加其就业机会和水平。
基于以上逻辑，美国对我国实行的贸易政策似乎表面看起来是“顺理成章”，但看似“合乎情理”的逻辑是否真实准确呢？我国又该如何看待和采取何种措施呢？
理性看待中美经贸关系
为积极应对和处理中美贸易政策变化，有必要理性辩证看待中美两国发展关系及其贸易失衡问题。
首先，从两国长期发展关系来看，不宜用“修昔底德陷阱”形容两国关系。从历史现象中找寻大国之间的关系值得肯定，但简单套用两千多年前的理论来阐释21世纪全球发展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未尽合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经济地位和格局的变迁，当今中美两国关系与历史上的案例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置身全球化与多元化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竞合博弈”特征，而不是“零和博弈”。作为高度文明和成熟理性的、分列第一第二的两个经济大国，局部的、暂时的摩擦在所难免，是可预料和接受的。但是整体的、长期的“损人不利己”的贸易摩擦不会成为两国的战略常态。因此，科学判断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应当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采取动态的、普遍联系的、全面的以及更加符合实际、接近事物本身客观规律的范式分析和处理问题，避免陷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境地。
其次，从两国经贸关系来看，深度的融合互补决定了持久的贸易摩擦无法达到单方获益的效果。中美双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两国生产企业和消费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也成为全球经济关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模式特征。所以，作为两国经济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中美贸易并非直接竞争，而是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从总量上看，金融危机后，我国占美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比重不断上升，2015年，我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方企业对美投资迅速增加，2015年首次超过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截至2016年年底，中美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从结构上看，美国对我国出口的主要是中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则恰好相反，主要是中低端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正是依照要素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条件下实现着差异化竞争，两国贸易关系总体属于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关系，绝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
再次，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日渐式微，迫切需要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贸大国，但经贸“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存在。要成为经贸强国，提高出口竞争力，必须坚持创新发展战略，重塑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无疑是重中之重。然而，“市场换技术”式的创新路径日趋狭窄，我国经济规模全球占比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左右增长到如今的近15%，经济增长如此迅速，使美国的忧虑与不安与日俱增，对我国积极推动开放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态度相应发生了变化，谨慎远大于支持。与其讨论双方进出口数量，不如更加关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301调查”，凸显了美国通过知识产权与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博弈，联合声明中的“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使得美国意在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从而限制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本质目的表露无遗。
我国应对国际挑战的战略举措
就目前所达成的战略性框架协议来看，是明智和理性之举。从中长期来看，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发展实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是根本之策，是我国积极应对各类国际挑战，在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的理性战略选择。
第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一个国家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什么程度，实体经济始终都是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根基稳固，无论别国采取什么样的压制和干预政策，都能够积极应对，获得主导权和优先权。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长期体现。为此，必须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和各级联动，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制度性和交易性成本，推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涌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领域。
第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关系到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只有产业结构合理，才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产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环节，资源消耗最多，环境污染最重，生产要素投入强度最大，但产品附加值却最低，我国产业必须由中游逐渐向上游（产品研发、设计、标准制定、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物流、金融）延伸。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必须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推动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格局。
第三，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资本、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红利逐渐消退，“高端受压”与“低端受挤”并存，以致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紧迫性大大增加。我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求不来，必须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式的政策不该成为两国的优先选项，全面而长期的贸易摩擦应当避免。但根据此次联合声明，认为中美关系从此一帆风顺显得过于乐观。考虑到两国在全球利益格局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美两国之间局部、短期的贸易摩擦仍将持续且反复发生，甚至不排除特朗普态度的“意外”反转，其在TPP、伊核等国际问题上的变化无常便是例证。中美两国关系更应该遵循健康稳定发展的主基调，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给予我国最大的收获是，自信是可取的，但不宜自负，需要时刻保持清醒与冷静。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