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了多个重要文件，在现代农业、乡村治理、城镇化、农民工、土地制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为推动相关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初涉扶贫露锋芒
1980年，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本科；1984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攻读研究生班。叶兴庆在学生时代就与农业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6月份，即将研究生班毕业的叶兴庆，原本有留校任教的机会，教学内容都定好了——政治经济学。临近毕业时，原农业部开了个座谈会，邀请不同专业的近20名学生参加，了解大家对“三农”问题的看法。最终，叶兴庆从20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学校当年唯一进入国务院扶贫办工作的毕业生。
走出校园不久的叶兴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他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研究”，开始在多家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990年，30岁的叶兴庆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被列入《走出贫困的选择》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创新地分析了迅速增长中的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同时对同一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不同要素在同一部门内的配置作了详细阐述，深得业内好评。
在国务院扶贫办政策研究处工作的6年间，叶兴庆致力于贫困地区发展研究。“当时的扶贫思路是开发式扶贫，突出造血机制，以转移就业、劳务协作、扶贫龙头企业等，通过经济发展带动贫困人口发展，让发展红利自发流向贫困地区。这是政府有意识扶贫的第一阶段。但是也有精准性不足的问题，没有真正建档立卡、一户户地采取针对性措施。”叶兴庆回忆说。
“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做不好农村问题研究。”按照这样的想法，叶兴庆在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叶兴庆观察到：贵州罗甸县苗族寨子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村民们放火烧山种植几年后移到他处，这是原始农业阶段，属于代际传递的贫困类型。在四川南部县河谷地带，为工程需要，村民就近搬迁往山上住，但受条件限制、补偿力度比较小，这是工程性的贫困类型。不同类型的贫困形态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贫困现象的思考，也为他在研究“三农”政策时留下了烙印：我国区域差异大，农村又千差万别，很难一刀切来解决所有问题。出台任何政策都既要考虑针对性，也要考虑阶段性，明白究竟适应哪些地区、哪种发展阶段。政策出台前要到农村调研，了解农民需要什么；政策出台后也要到农村去，知道落实情况和新诉求。从纵深角度思考“三农”问题成为他的一个习惯。
参与见证变革
在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了6年多，但叶兴庆的兴趣点却一直在研究上，甚至动了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念头。机缘巧合，此时国务院研究室承担着牵头“三农”政策研究的任务，叶兴庆随即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从1992年至2013年，他在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工作了21年。
1993年，粮食价格很低，农民负担也比较重。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叶兴庆提出了“费改税”的思路，主张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把原来对农民的“三提五统”规范为农业税。从1994年至2000年，经过几年努力，“三提五统”全部规范为农业税。此后，中央又探索逐步取消农业税，直至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可见，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只有阶段性的适应。”叶兴庆总结说。
对农民的关怀是他的学术倾向。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民进城引起了业内关注。农民如何退出农村？如何进入城镇？土地如何城镇化？以后农业怎么办？这些难题一直是叶兴庆思考的内容。1994年，他提出农民进城要由候鸟型向永久型转变；1999年，提出农民进城要摆脱传统集体产权制度的“拖累”；2006年，提出农民要作为有产者进城；2011年，提出对征地制度动大手术、从根本上实行系统改革；2012年，提出今后新出台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原则上不应再与户籍挂钩，应成为一条底线。这些观点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
作为一系列文件的参与起草者、“三农”发展变革的见证者，叶兴庆还撰写了大量政策性建议文稿，为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写作学术论文不同，政策性建议文稿必须讲究呈送对象和可操作性，这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我尽可能把视线拉得长一些、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摆事实、讲道理，避应景、戒迎合。”叶兴庆说。
关注乡村振兴
2013年7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叶兴庆不仅在新的岗位上继续自己的“三农”政策研究，还增加了评估、解读等工作。他先后主持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研究、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研究、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农业政策体系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年度重点课题，参加和组织了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农村改革、中央一号文件落实等一系列第三方评估。
2014年至今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关键期，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财产权利改革持续发力。早在2014年初，叶兴庆就提出集体产权的权利体系如何重构的问题，对合理界定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提出构想。如今，三权分置改革是中央推进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基石。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农民得到的是什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权利如何重构？也是在这一年，他对上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难题的论断与此后中央推进农村改革的关键举措高度契合。
注重农业的国际比较研究是叶兴庆的治学特点。他认为，及时了解国际最新的农业农村政策动态，可以少走弯路。“很多人注意到日本对本国稻谷的保护，但忽视了其国内大米竞争程度高的一面。这就能理解为何日本的一些大米好吃。”叶兴庆认为，中日两国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禀赋和重视农耕的文化传统类似，城镇化快速发展后，农业面临的挑战也基本相同。日本改变小农生产失败的经历启示我们，对兼业化的利弊要有清醒认识，对普惠式支持政策应早做调整，对农地市场失灵要有足够的防范和补救。
注重地方实践，从中总结共同点和获得学术灵感，是叶兴庆的又一治学特点。“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是贵州六盘水市就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作的探索，叶兴庆是最早关注该情况的学者之一。地处乌蒙山区的六盘水，山高坡陡、居住分散、农民贫困程度高，当地从实际出发创新土地和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2015年，叶兴庆先后两次调研六盘水的农村“三变”改革，对地方上的这一探索总结提炼。此后，“三变”改革被高层关注，并进入有关文件。
叶兴庆说，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战略，也是今后“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他表示，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清除阻碍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种障碍，激发农村各类要素潜能和主体活力，不断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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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渠丽华
来源 / 经济日报（记者 乔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