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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隆汇·铅墨纵横
5月21日无论A股，还是港股，都表现不错，看来中美贸易战停火果然是520最好的礼物。
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里，有这样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要大量买美国货啦！
BUT，买不买，不仅是取决于主观意愿，还要取决于客观基础，就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要想买得起，一方面要看我们的GDP总量，另一方面要看我们的GDP蛋糕分配情况。
总量不用多说，这些年我们一直是蹭蹭的涨，目前已经跑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至于蛋糕分配嘛……
前几天财政部公布了最新的财政收支数据，分分钟亮瞎民众的眼睛：1-4月份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约6.9万亿，同比增长12.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约2.1万亿，同比增长33.7%。两者合计的财政收入9万亿，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17.15%。
这个增速是非常夸张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一季度的名义GDP增速也就10.56%（实际GDP同比增长6.9%），而居民收入呢，一季度31个省中，上海名义增速最快，也只有9.07%，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收增速是9.7%，利润总额（税前）增速是11.6%。
相信大部分人内心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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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并非只是一两年，而是连续多年。财政收入分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其中，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贡献，简单地说，也就是卖地得来的。这个数据我只查到了2012年以来，所以不考虑它，只来考虑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的主要贡献是税收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1996年之后，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基本上在名义GDP的增速之上。之所以会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应该跟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关。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有动力少收税，它们通过非财政的途径进行摊派，收取费用，这样中央抽走的也少些。
分税制改革后，税正常的收，从1996年起政府财政收入持续跑赢名义GDP增速。从上图可以看出，这一状况2015年以来才有所改变，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跑到了GDP增速后面，但从2018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大概率GDP增速又要被财政收入增速甩掉了。
看到这里，我相信许多人内心只能继续是这样：
不过别急，我们的经济体量是世界第二，想卖大量商品给我们的美国经济体量第一。我们来比一下可以看到，美国这两个指标的增速，时而联邦财政收入跑在了前面，时而名义GDP跑在了前面，所以政府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
如果再仔细看，我们会发现，一般经济萧条时，美国的联邦财政收入增速会大幅放慢，落后于GDP的增速，而经济繁荣时，政府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税收体制一经确定，一般不会大动，所以经济繁荣时，个人收入、企业所得都在上浮，可以上到更高的税率级别，自然政府就能切走更大的蛋糕。经济萧条时，情形则正好相反。另外，经济萧条时，政府也会采取减税等措施刺激经济。
从这个角度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速长年高于GDP增速，因为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稳健。举工资的例子吧，多多少少都上浮了，然而起征点与税率级别仍然是2011年的，自然政府可以切走更多的蛋糕。
但是2015年以来，两者增速逆转，这显然也与经济的大幅放缓，甚至衰退有关（从发电量的角度看）。
不算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018年前4个月的公共财政收入12.9%，又跑到了GDP增速前面，这可能是与中国这轮经济复苏相关，与全球这一轮经济增长相一致。
GDP在变大看上去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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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几组数据。
在我们的公共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贡献者是税收收入，占比在80%以上。税收收入的构成中，前六名分别是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货物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可以看到，在中国，流转税是税收收入最主要的贡献者。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些非流转税占比不到30%。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税收结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占比超过了55%。
将中美税收结构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第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是，中国的流转税占主体。表面上看流转税最终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不一定如此。比如，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把商品销售出去，那么滞销状况就会造成流转税无法转嫁。此外，还存在原料损耗的现象，企业购买原料时向上家付了全额税款，如果存在损耗，那么损耗这部分就只能自担了。从这个角度看，流转税加重了企业负担。
第二个有意思的东西是，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比例差异。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企业所得税的三分之一，而在美国，个人所得税是税收的第一大贡献者，是企业所得税的5倍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远高于中国吗？
下面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分单身收入和夫妻合报两种状况。这还是特朗普税改之前的情况，税改后7档将变为4档，同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至12000美元。
再看中国的个税情况，就没有美国那样的细分了，单身与家庭一样，起征额3500元起，年收入就是42000元人民币起。
从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要比美国高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税率基础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却只有企业所得税的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在GDP这块蛋糕的分配上，中国劳动收入分得的比例真的太低太低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3821元，2016年人均GDP是59660元（名义），也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不到40%。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的人均GDP（名义）59484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4110美元，占比接近75%。然而就在这样的GDP蛋糕分配格局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远低于美国。
想象一下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拿着4000元的月薪，既要交房租，又要应付各种生活支出，一个月下来所剩能有几何？这种情况下，他还需要交税。
“唯有税收与死亡无法逃避。”——本杰明·富兰克林
数据显示，我们的消费在GDP中的贡献逐年降低，2000年之后下降变得更明显。
我们要拉动经济，一要靠投资，二要靠出口。出口占我们名义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这一比例高达35%，超过了当时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不振，这一比例才逐年下降，但仍然有20%左右的比例。而美国，尽管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出口占比也一直在上升，但比例最高也还没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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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中美贸易战。其实不是只有中美之间发生过贸易摩擦，像欧洲、澳洲，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都与中国发生了贸易摩擦。贸易战虽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但也是我们这一经济模式发展的必然。
在我们的GDP分配中，居民切得的蛋糕比例非常小，而政府切走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三驾马车里，消费起不来，只能依靠投资与出口，政府切掉的蛋糕也主要用在了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上，因为它们对经济的拉动最立竿见影。投资建个钢铁厂，GDP马上就来了，而通过转移支付给居民，再转换成消费，链条太长。
投资拉动经济早期很明显，但投资是为未来的消费做准备。如果消费一直萎靡不振，不断加大的投资最终会造成产能过剩。在过去的中国，经济体量还不大，全球市场可以消化中国的产能，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全球市场也开始消化不良。同时，长期庞大的贸易逆差，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容忍的，中美贸易战就这样发生了。
贸易战中的一个戏剧性插曲是中兴事件。我们可以追问一句：“为什么被卡脖子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追问：“为什么芯片会在美国首先产生，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什么大部分先进的技术，都最先在美国产生？”
美国今天得以占据全球高点，有运气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有才华的人跑到了美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光有人才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供人才发挥潜能的市场。就这点来说，美国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可能是全球“自循环”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的私人消费支出占比全球最高，接近70%，而其他经济体，如欧盟、日本、韩国，都在55%以下。
一个有活力的消费市场是技术创新商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美国企业的天然优势。对其他国家的企业来说，如果本国的消费不足，它的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必须要时刻盯着美国的技术与需求，这自然造成产业发展要慢一拍的结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绝大多数产业里，美国是引领者，其他国家是追随者。这也就是中兴事件中，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被美国卡脖子，而不是美国被中国卡住脖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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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块大蛋糕，当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的增速时，意味着政府切的蛋糕比例在不断变大。经济无非就是生产和分配的问题，而所谓分配就是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当然，企业的这块蛋糕最终也是流向个人）。政府的蛋糕在变大，意味着个人的蛋糕在相对缩小。
分配模式影响经济的总需求，即影响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与净出口之间的调配。在这种分配模式下，我们重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模式不可能被改变。然而，随着我们经济体量的变大，如果不发掘本土的消费潜力，那么这个星球上现在还有谁能消化这样巨大体量的投资呢？
大国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军事、科技、政治的实力上，还体现在个人消费的引领上，它甚至比军事、比政治更能渗透到另一个国家。放眼全球，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个人消费方式的最大输出方，其他国家的产业都追随它而动。
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自身不能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有活力的消费市场，那么就得一直追随其他国家的步伐而动，这样的话，贸易摩擦、被卡脖子之类的事也会如影随形。
中美之间已经就两国贸易达成了基本共识，贸易战不会打了，但是如果中国自身的消费力量长期起不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消化美国塞给给我们的大量商品呢？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必然会发生替代，从而生出新的问题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