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遭遇SARS疫情，人心惶惶，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代表香港与中央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其后两地签署了十余份补充协议，全面深化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经贸投资的互补合作。
近年来，梁锦松投身商界，现任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并牵头创办投资公司新风天域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频频投资医疗养老、生物科技产业。
“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是纽约、东京、旧金山湾区三个功能的综合，纽约湾区主要是有金融中心，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独特的地位，香港是亚洲区内两个使用普通法的金融中心之一。东京湾区拥有先进的制造业，深圳、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有全球最好的制造业平台。旧金山湾区主要是科研湾区，深圳是全世界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之一。”梁锦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表示。
梁锦松
粤港澳大湾区应三合为一
粤港澳大湾区相比全球其他主要湾区有何竞争优势？未来应如何定位？
梁锦松：全球60%的GDP主要集中在湾区，现代经济主要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GDP增速以及货柜吞吐量方面，都超过东京、纽约、旧金山其他世界三大湾区。大湾区广东省9个城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国际人才优势，澳门则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功能应该是三大湾区的综合，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所有这些湾区都是创意产业中心、医疗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人才中心。
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香港最近推出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人才之争？
梁锦松：香港的优势在于制度和人才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人才中心。我在二十年前提出香港的定位是曼哈顿+，加的一个是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医疗，这两方面香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目前华南地区只有四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前100位，都在香港。
而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决定新经济成败的关键。香港拥有国际顶尖人才喜欢的生活方式。比如谷歌40%的员工不是住在山景城（MountainView），而是住在旧金山大约距离山景城45分钟车程，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这是高端人才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于一些国际人才，他们去内地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香港可以为这些国际人才提供法治、多元、国际化、医疗、良好的教育等。
在1997年，（前特首）董建华当时问包括我在内的行政会议成员，五年之后，如何衡量我们是否成功？当时我的回答是聚财、聚才，能够聚集更多的钱财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比如科技、创意、金融等。我当时明确说，人才比钱财更重要，有人才就有钱财。绝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新香港人，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开放城市，吸纳全球的精英才有今天。
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应如何协调发展？
梁锦松：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如何将不同城市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目前大湾区主要由发改委牵头，香港、广东、澳门三地参与，这个官方的协调机制是否可以考虑由一名政治局常委坐镇，定期听取报告，协调发展可能效果更好。在官方的领导之下，设立民间咨询机制，一是总体政策的咨询委员会，二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向官方报告，让政府了解具体行业存在的痛点。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大门开了，小门没有开。
医疗养老、生物科技前景广
去年新风天域入股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在大湾区发展新医疗合作模式，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投资计划？
梁锦松：医疗行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需求不断增长，而供应却严重短缺。医疗是关乎湾区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湾区工作、定居、退休的香港居民，都需要有好的医疗。大湾区拥有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良好基础，一直是我国各行业跨境合作的窗口。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顺势而起，进行医疗健康产业的跨境深度整合，利用国内的资源，国际的标准，国外的培训和管理方式，让内地居民和在广东居住的港澳人士可以享受先进的医疗服务。然而，这其中需要打破一些政策的壁垒。
政府可以探索在广东省内设立一些国际医疗养老试验区，在试验区内，可以同时使用内地、港澳以及先进医疗国家的药物和技术。据我所知，港大深圳医院已经可以使用一些香港的药物。内地、港澳以及国际合资格的医生可以在试验区内进行执业，并且为港澳人才提供快速通关安排，突破现有183天的税务限制。
政府应该鼓励港澳以及国际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医疗机构在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研究如何将内地医疗数据与香港医管局的数据对接。从长远来看，香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医疗补贴可以在内地医院使用，这将服务更多在广东省居住的香港市民，并满足内地民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
香港本地医疗养老服务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六七年后老人的人数急剧增加，未来20年内香港老龄人口的比例将翻倍，而公立医院病床按年增幅不到1%。到2024年公立医院扩建、重建，以及新医院落成，预计将提供大约2.6万张病床，但这只比2014年增加了23.6%，仍然追不上同期人口老化的速度。而且香港目前安老院舍的个人照顾员及家务助理员的空缺率达到18%，养老服务人员不足。
为何选择在广东省投资医疗养老产业？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广东省人均医疗资源与其他省市相比仍有差距，2016年每千名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4.23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营医疗机构在广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广东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的45.9%，民营医院的规模偏小，床位利用率也不高。广东也是内地医院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2-2016年广东省医院投资项目资金达到25.7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医护人员的教育是关键。中国面临医护人员的缺乏，尤其是专业养老护理人员。在大湾区内可以探索率先推行国际标准的护理人员的资格认证及培训，学员可以输出到全国。新风天域已经在广东、四川和上海设立医院、医疗中心、培训学校及医生集团。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在京津冀+雄安，华东、成渝，以及大湾区完成布局，覆盖居家养老、康复养老、医院、培训一条龙。
在内地投资医疗行业的挑战在于法例的地区差异，不仅每个城市不同，甚至每个区都不一样，监管很严。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我们需要自己进行培训。新风天域希望未来可以在内地投资更多的职业和技能培训教育。
你曾经说生物科技将是大湾区的一个风口，怎么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生物科技是推动新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发展生命科技，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生命科技科学家，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两所顶尖医学院，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认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可以与内地庞大的市场，巨大的临床试验空间，以及先进的生命科技实验室优势互补。南丰计划投资15亿美元在生物科技领域，现在已经投资了5亿美元，主要团队在美国，在上海有一个小团队。
香港与深圳政府可在河套地区设立生命科技科研合作特区，实施一二线安排。两地科学家、病人、医护人员、实验用器材、药物、动物等在进入河套一线免检，进入二线才需经正式海关边防，不然不同的关税区、检疫区的安排很复杂。
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接壤地区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梅汉实验地已经采用了边境科研合作特区的模式。这个地区共有6个入口，其中四个入口位于瑞士境内，对所有CERN人员开放，另一个入口位于法国境内，在上下班时间对所有居留法国的CERN人员开放，由海关管理。另有一个入口是法国隧道的入口，只对进出法国的器材运输开放，货运免税。
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
香港应如何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梁锦松：对此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境外人民币资产市场，这个势在必行，是香港的三大风口之一。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近几年有所缩减，有客观原因，因为中国存在贸易顺差。我和前几任总理都直接提议过，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定要做的，中国的经济已经国际化、全球化了。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过早地自由兑换，如果完全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缓冲地带。一旦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缓冲。
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但却没有很多资产可以投资，因此香港应该发展更多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比如是否可以在香港利用离岸人民币买卖股票？境内与境外人民币利率的差价是否可以发展相应的衍生品？对于一些持有境外人民币的私募基金，是否可以透过某机制实现境内外对冲，实现流进流出？这些都是应该可以思考的。
港交所最近推出了同股不同权，允许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这些都很好。下一步可以考虑用港元、美元或离岸人民币，发展空白支票公司（blankcheckcompany）。美国有一种公司叫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ecialPurposeAcquisitionCompany），这类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和实业，先从市场拿钱，这种公司在美国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了。这对于推动香港成为资产管理中心非常有效。
随着美联储启动货币正常化，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市场，近期港元汇率不断逼近弱方保证，你认为港元是否能继续维持联系汇率机制？在哪些条件下才适合与美元脱钩？
梁锦松：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有人问金融危机是否会再现，1987年大崩盘，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每十年一次金融危机的说法有点迷信，但是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金融的泡沫即负债率，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都超过以前，而且全球资产的估值都已经很高，美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此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在上升。这三个宏观经济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但没人知道具体的导火索在哪里，所有的导火索都是无法预计的。
如果港元脱钩，（香港）这么小的经济体，一旦汇率浮动的话很危险。暂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如果港元自由兑换，就可能变成替代性对冲（proxyhedge），那就更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