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出席“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对全球化未来的形势保持“谨慎乐观”的的态度。
他称，香港的企业家在慈善方面很努力，自己作为深圳的企业家，深圳在改革开放中迅速的发展起来，香港起到很大的作用，但香港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未来的第二个改革开放40年，以香港-深圳等为代表的大湾区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此外，王石指出，在中国投资的跨国企业，公司的一把手一定要是大陆土生土长的人，在华接受训练的，一定要了解中国文化。现在中国的政策不可能像40年前一样，本地竞争的企业也出来的，如果这些跨国公司不了解中国文化，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中国也需要开始研究西方文化。
最后，王石强调，万科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但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在国际上了解西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为市场大，市场容易开展，要进入世界500强不是很难，但真正能发展成常青藤，真正在全球贡献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智慧，需要我们更长时间砥砺前行，前40年向西方学习，后面向世界文化瑰宝学习。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谢谢主持人，今天上午我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陈启宗兄在讲演，我有感而发，就全球化未来的形势是乐观，是悲观谈一谈我的一点感想。我是同意陈启宗先生说的，对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我要加上两个字“谨慎乐观”。从陈启宗个人表现以及他家族企业的表现，你没有理由不乐观，我想说的是，我和启宗先生差不多是同龄人，年龄上他比我大一岁。霍振宇先生70年代后，完全是另外一代人了。
我想说的是，真正像启宗先生这样的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国外留学，回来创业，在香港、大陆的我相信不只一个人，但现在经济上、思想上、社会组织活动还活跃的香港还有谁，可以说启宗是个例外。我对启宗先生真正认识是故宫文化基金会，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陈启宗家族给哈佛大学的赠送的事情，引起很大的社会事件，实际陈启宗家族十几年前就对故宫不动声色地进行捐款，修复故宫需要修复的宫殿。当时发起成立故宫文化基金会时，大家讨论时，统一都说陈启宗，所以，一个企业做活动是独立承担责任，这是必然的。香港还包括邵逸夫先生，在中国的大学基本没有邵逸夫楼的，加上李嘉诚先生捐赠的汕头大学，做捐款、做善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香港企业家也是在其中的。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香港企业家，我想说的是，我是深圳企业家，在深圳打拼35年。我们也知道，深圳在改革开放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深圳在开放时不仅仅是深圳，还有珠海、厦门、汕头、沿海十几个城市，深圳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企业家阶层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我说到了，慈善捐款应该说我这些年也做了这样的行为，目前在中国大陆上差不多在慈善公益机构，邀请我去，当会长，当发起人的不下40个组织，所以我现在“挺忙”的。这不是重要，重点是，我们从哪儿受到影响了呢？当时大水灾时，真正动员进行捐款资助的是香港企业家，那时候感觉到香港电视台的艺人，从捐款5元到上千万的捐款在香港是成了风气的，实际对全球统计来讲，人均最多的是香港，不是美国，不是瑞士，不是英国。我们面对外的改革开放，实际香港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好在现在大湾区，中国面临未来第二个改革开放40年，大湾区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说到大湾区不仅仅是香港；还有深圳，深圳后起之秀今年是38年，真的是天翻地覆，如果大湾区，港-深-澳门联手起来，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在全球历史版图上都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从陈启宗先生本人和企业家族的发展表现，我看到希望，而仅仅是靠陈启宗一家是不够的，应该把香港企业家调动起来。这几年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疙疙瘩瘩，甚至到了非常紧张的程度。但我们看到，基本上最紧张，最尴尬的时期过去了，大家心平气和地过去了，大家不要再闹“独立”了，不要再闹“自治”了，和大陆共同发展，不仅在中国发展，甚至在全球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东方明珠依然是东方明珠。
中国的未来，谨慎乐观的谨慎不用说了，为什么乐观？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非常清楚，过去的40年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记得邓小平说大不了我们就收回来嘛，杀开一条血海，失败了大不了我们收回来嘛，在深圳划个圈试试，这样40年过去了，回忆过去，我想说取得的成绩想不到。面向未来，10年前我说过一句话“面向未来不确定”，但我现在想说的是“面向未来谨慎乐观”。从深圳特区到浦东，再到振兴中西部，再到现在的雄安，开始规划和决断，我认为最大的区别是，面对全球的格局，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规划，现在已经有40年的改革、经历、教训，财富已经积累起来了，说到富有远远说不到，我非常同意世锦先生的判断，我们的差距还是相当大，但各个方面，我们确实积累起来了，如何从容地面对这样不确定的社会。
什么叫不确定？简单举个例子，这个事情发生在2004年，中国一批企业家为了搞环保成立了阿拉善，当时说搞企业学西方，实际搞环保、搞生态，学习西方，当时和世界大自然保护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民大会堂，当时TNC主席是鲍尔森，当时在高盛兼TNC主席，签了两年合同。四年之后，西方金融危机，鲍尔森就辞去了高盛，TNC主席，因为小布什请他当财政部长了。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我率先中国企业家环保代表团访问美国，鲍尔森是在财政部长办公室里接待我们的，他讲的非常清楚，现在我们接待你，下午我就接待你们副总理王岐山，我印象非常清楚，我感觉到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作为房地产商那地位就更不高。就是因为你搞环保，这是普世价值，全世界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观，一直到现在，鲍尔森退去部长，做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致力于中美友好。显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环保，所谓的环保就是从田野环保到城市去，现在我个人、阿拉善和鲍尔森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要说全球化，《巴黎协议》之后，尤其特朗普说美国不再履行协议，退出去，现在我觉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会看看中国，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是旗帜鲜明的，全球我们承担责任，我个人全球没有疑虑，我们会改善，和国际持平。乐观很明显看到，中国原来是碳排放最大的大国，现在世界要我们承担责任，现在我们承担主要旗手的角色，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借这个机会，CCG是国际交流平台，反正在中国投资的跨国企业，我非常明确的建议是，你们第一把手赶快，如果不是本土大陆土生土长的人，赶快换了，一定要用本土土生土长的，当然还有受在华训练的，一定要了解中华文化。为什么说陈启宗先生是个例外呢？香港本土的孩子对大陆文化是不了解真正像启宗先生这样这么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样理解中国的文化，但又本着底线来整个按照国际水平来做的不多。很多跨国企业原来好好的，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因为政策不可能像40年前一样；本地竞争的企业也出来了，等等原因，如果你还不能用大陆上非常熟悉文化的，（肯定发展不起来）。
在美国最有名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研究所，他有个中国研究中心，原来汉学家一直是用国外的，一直到2012年、2013年，那时候我还在哈佛，第一次用了中国大陆本土出去的叫李成，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到了美国伯克利读的硕士，普林斯敦读的哲学博士，之后留下来一直到今天，在布鲁金斯。我印象很深，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往往是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权威，把他请出来。所以，要了解中国一定是这样的。
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留学，为什么呢？西方已经开始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我们经济起来了，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起来了，真的了解西方马？了解欧洲吗？了解美国吗？我们是不了解的，这需要开始。万科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他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但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在国际上了解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西方，陈启宗早先解决的问题我去补课。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为市场大，市场容易开展，要进入世界500强不是很难，但真正能发展成常青藤，真正在全球贡献出具有中国管理智慧，需要我们更长时间砥砺前行，努力学习，接受更多的教训和困难，一块儿往前走，才有可能不负使命，前40年向西方学习，后面向世界文化瑰宝学习，才不愧为发展成为优秀的中华文化民族。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