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远
中华文明的复兴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取决于城市化能走多远。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在我看来，可以用我所写的一本书《人地城》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
翻看1978年的数据，当时全国人口9.6亿，乡村人口7.9亿，城镇人口1.7亿，城市化率18%。全国的就业人口4亿，2.8亿在农业，0.69亿在工业，0.49亿在服务业，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70%。考虑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农村大量参加农业劳动，但在城镇却无法正常就业，农业实际的就业占比要更高一些，可能达到80%。10亿人口8亿搞饭吃，说的就是这个局面。
40年之后，中国的城乡局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公布的2016年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3.8亿，就业人口7.7亿，其中2.1亿在农业，2.2亿在工业，3.4亿在服务业。考虑到农业就业可能存在的高估，实际的农业就业还要少一些。农业就业的占比，已从80%下降到27%甚至更少。很多人已经离开土地，汇入城市了。每年春节的返乡潮，是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城的集中写照。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迄今已经3000多年。3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次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规模地离开土地，这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根本的社会结构变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经济增长，是和城市的发展伴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而中华文明的复兴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城市化能走多远。
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进城的步伐，在笔者看来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第二步再从工厂到城市。
一、中国农民进城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
据笔者的观察思考，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步从1978年开始，大致到2012年结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初级和中级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把8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是农民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次尝试。因为不能离开土地，农民就把工厂开在了农村；1992年以后，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取消，城镇中的工厂——也就是民营企业开始迅速崛起。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这两件事，为城镇里的工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房地产拉动了基建、建材、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使得过去十多年中我国没有内需不足问题。加入WTO则使得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外需。内外需结合，拉动了中国的工业生产，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生产技术得到巨大进步，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在和世界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在内外需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工业化，为更高级的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国成了个大工地，各地都在修工厂、搞基建、建房子。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实质是降低工业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产能，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市场。大规模基建的实质，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降低市场流通的成本，帮助形成更大规模的市场。房地产的实质，不仅是满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是为投资渠道匮乏的中国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储蓄机制，为居民发行“城市发展股票”，买了这个“股票”的人，都获利颇丰。
二、中国农民进城第二步：从工厂到城市
前面讲的是从乡村到工厂，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从工厂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三个反超”和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这“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从数据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经济增速上的“三个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制造型城市的反超。这三个反超，说明以服务和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经取代以投资和制造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指的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涨同跌”的局面，开始了“大城市大涨，中城市小涨，小城市基本不涨”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元年。
房价是一个城市发展潜力的综合反映，房价的分化说明中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的局面已经结束，而潜力大的城市开始领跑。
“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工业化转变为了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则从工厂转变为城市。农民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生力军，将要完成从工厂到城市的关键转移，完成从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蜕变。
在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阶段，表面上进的是“城”，实际上进的是“工厂”。大量的农民工，进的是车间和工地。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这有高度的合理性。
没有就业机会的进城，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拉美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虽然城市化率很高，但由于没有充分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瓶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城市，其实就是工厂，因为这些城市是以工厂为核心建立的。没有工厂，就没有就业，没有生产，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税收。相关的生产型服务行业，也是以工厂为依托的。我们回头看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从“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这两个充满时代特色的词语中，清晰发现工厂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过，由于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些进城农民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农民工。这个词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市民，而是工人，还是城市的过客。
那么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二步，就是从过客变成居民，从工厂走出来，融入城市。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毋庸置疑。
三、中国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因此中国农民进城的“两步走”，必然对应着中国城市化的“两步走”：第一步是城镇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镇化，核心是建工厂，以工厂为核心建城市。这一步高度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一步中，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初步的国内市场，为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目前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厂、以生产为核心的城镇，改造为以市场、以交换为核心的都市，或者叫“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抛弃以前的城镇，而是以“城”为基础，发展“市”。在“城”与“市”的二元对立中，“城”是经济基础，“市”是上层建筑，“城”是硬件，“市”是软件。“城”与“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国家，从乡村到工厂、从工厂到城市这两步，是同时进行、交替前进的。但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两步被分开了。具体说，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单兵突进，根源于中国的两个天然存在的优势。
首先，是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优势。中国的经济起飞晚，可以充分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然后和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技术，很多产品也是借鉴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风险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场给中国带来了现成的市场资源。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场趋于完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不必一步一步去开发市场，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化。
和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没有那么快。工业生产在劳动力、资金、技术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复制、快速迭代，工业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城市的本质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态系统，是一套基础设施之上的功能机构复杂分工网络，只能慢慢生产出来，不是一下子能“复制”出来的。
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城市的慢慢生长，客观上形成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局面。
中国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以前，我们比较注意城市硬件；以后，则要更加注意城市软件。具体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载力，吸纳更多的人口，让城市的毛细血管充分发育，让城市成长为健全的生命有机体，更加便利、舒适、宜居。
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13.8亿中国人身体舒张、灵魂飞翔的港湾。这一点做得有多好，决定着中华文明的高度。
四、城市：文明的坐标
人类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并不是哪里独有，而是伴随着整个文明史。无论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荣都以一个当时标准的超级城市为特征。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从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洛阳，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汴京、临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当时的超级大城市。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的本意，是古罗马帝国的每一条路，都通向首都罗马，都可以为罗马运送粮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将近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疆域横跨地中海，其首都罗马盛极一时，人口达到10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比我国的唐朝长安还要早500年左右。当时的罗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就难怪条条大路都要通往罗马了。
史学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人类历史上有趣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仅在历史上是文明的坐标，也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载体。在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目前95%以上的经济产出都在工业和服务业，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业的产值比重很低，在1%左右，德国、英国都只有0.65%左右。农业就业的比重也很低，较高的日本有3.6%，德国、英国都只有1%多一点。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正在向进一步的城市化迈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仅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将中华文明带上更高的高峰。北上广深已居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人口规模已经很大，资源集聚能力已得到证明。还能走多远，想象空间无限。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基数大，发展潜力大，城市化率还只有58%，又恰逢数字技术和智能革命的时代，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