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物质方面，比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在我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意味着是需求决定增长，因此需求的质量也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如美国金融危机是当时的次级贷款引发的，和次级贷款相对应的投资是住房投资，而且是美国那些信用记录不佳者的住房投资，这种投资就是劣质投资，劣质投资拉动经济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越来越糟。
那么需求的质量体现在哪里？就消费而言，消费的质量取决于它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边际效用，边际效应越高，意味着需求质量越高；就投资而言，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它能给投资者带来多少预期收益率，收益率越高，意味着投资质量越高；就出口而言，它增长的质量总是高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必须要从依靠外需转向扩大内需。这就引发了一个政策问题。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只管数量，不管质量。
这次中央重新提出扩大内需的要求，那么我们怎样扩大需求，保证需求的质量呢？产品创新是关键。如果产品创新能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那么它为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必然是高的；对于企业而言，生产这样的产品是有利可图的，收益是高质量的，相应的投资也就是高质量的，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我国可以通过结构升级，把现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成本降下来，利用后发优势，抢占他们的市场。此外，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同时，我们还需要推动需求侧改革，尤其是高质量的需求扩张。
对此，我提两点建议：一是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20年后中国将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二是大幅度治理沙漠，这不仅能让每个个人享受到更好的环境，而且能带来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这完全可以替代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20年前，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是非常高质量的投资，但现在能够带给人们的边际效用已经大幅下降。
关于中国长期改革的突破口，我认为是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如果中国能够建立好法律体系，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加以解决。比如最近的鸿茅药酒事件，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纠纷，最后变成行政案件。如果建立起良好的法律制度，让人们对制度产生稳定的预期，同时规范好政府的行为，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都会大大下降。
（本文系苏剑5月20日上午在人大国发院“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即席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