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出席“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从两方面发表主旨演讲，一是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该如何发展；二是怎么从战略高度看待并解决对外开放出现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龙永图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的三个关键节点。现在需要研究第三个节点，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对外贸易的思想观念业开始发生转变。
在此期间，他着重提到中美之间的贸易，他认为，中美贸易的逆差、顺差问题是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后就遗留下的老问题。两个国家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放开贸易经营权，以改革促开放的措施激发了国内对外贸易的内在力量。”龙永图说道，过去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一二百家国有外贸公司垄断，加入世贸组织，外贸经营权放开后，成千上万家企业开始自己进出口，激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内在力量，出口井喷，连续多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某种意义上，美国成为了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中国市场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形成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
在提到近来中美达成协议，中国要更多地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时，龙永图强调，“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后，贸易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所必须的经历的道路。”一方面，中国增加进口是因为国内老百姓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是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的相应，当今全球的具有强大竞争的制造业都是在全球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
此外，龙永图联系到中美最近的贸易摩擦，他说，“我们应该始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龙永图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后，美国人也来势汹汹，但中国的整体舆论环境往贸易战方向倾斜是十分危险的。他表示，贸易摩擦涉及1000-2000亿以内都是局部的，可以解决、谈判的问题。但如果对中美关系战略大局做出误判，认为整个美国对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这样的判断是非常危险的。
他强调，中美贸易摩擦不在于具体问题，那些具体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而是在于不能够炒作，不能够把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化。政府和政府官员绝对不能为这些舆论所绑架，一定要从党的一些既定战略和重要的原则出发，来处理一些原则的问题。
同时，龙永图对十多年参加中国入世谈判总结，认为在双方交谈时，最害怕的一条就是把它政治化，被舆论所绑架。他说，“如果入世谈判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当中，我估计谈不成。所以，我们的绝对不能讨好舆论，讲一些违背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的话。”
“我们要和美国实行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龙永图说道，目前，中美两国代表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取得了积极的务实的建设成果，证明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他们自己的经济贸易摩擦的。
最后，龙永图对全球化进行了表述，他认为，全球化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两国达成协议，既是因为两国领导人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更重要的是两国人民对达成协议的需要，这是一条互利共赢的道路。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正式开幕，论坛已经成为我们全球化智库的一个重要平台。今年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正值大家非常关注的，我有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认真总结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全球化发展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认识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也回顾这40年确实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大家可以研究是不是就这三点。因为这三个事件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比较明晰的，节点性的发展特征。
第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当然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事件，可以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使中国迅速地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国。
第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认为，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使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我想把我们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分成这三个阶段。我认为，现在重点是要很好地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怎么走，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对全球化的形势产生什么样重大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定非常重要。因为在新的对外开放历史阶段，我们要对很多的经济贸易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比如说在贸易政策方面，由于我们中国长期外汇短缺，所以，中国过去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促进出口为基点，出口创汇。
从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做一些调整，就是以出口和进口并重，但是在进口方面做出更大努力的新阶段。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也提出来，要主动增加进口，这个调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搞外贸的，还有很多国际官员脑子里一直都想只有出口才是好事儿，进口好像能少进口就少进口，这都是一些陈旧的观念所支配的。
现在我们只有在这样一些观念问题上进行调整，从而在政策上进行调整，才可能理解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刚才辉耀也讲到了，今天已经宣布，中美贸易在谈判当中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大量地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从而解决中美贸易的逆差问题。这是我们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后就遗留下的老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对他们来讲是贸易逆差，我们的顺差来讲是必须解决的，两个国家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要积极地研究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一些历史原因，贸易顺差产生的历史原因，市场原因，结构性的原因，也要让美方找到他们自己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不管怎么讲，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让他们一方面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必须要逐步地解决，大家知道，特朗普有一句名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美国人吃亏的，而且指责美国的贸易代表谈的不好。我们那次见美国贸易代表，他们老是觉得很委屈。实际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贸易谈判条件来讲，应该说双方是基本平衡的。但是特朗普和很多人，可能包括我们中国一些同志并不了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以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
为什么我们和美国有这样大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承诺就是放开贸易经营权，过去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就是由一二百家国有外贸公司所垄断的，放开了外贸经营权以后，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中国企业都能开始自己进口，自己出口，这样一下子激发了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内在的力量，使得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大的井喷，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连续多年这样的增长速度。
但这并不是美国贸易代表没有谈好，世界贸易协定出现了对中国极大的有利条件，而是因为开放措施激发了国内改革的力量，激发了中国长期被束缚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冲动。所以，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幅度地增长，而中国消费能力也强，市场也大，所以成为中国入世以后井喷增长的最大的出路，某种意义上，美国成为了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中国市场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形成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应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就是通过对外谈判解放了国内的生产力，解决了我们很多改革的问题。
我希望特朗普先生和他们的贸易团队，你们也不要逼得过头，你把中国的开放逼得太快，中国的改革力量释放得太快，这对你们更加不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中国按部就班地来搞，还不会产生这么一些巨大的推动力。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辩证意义的看法。这次中兴事件一下子激发了中国创新的冲动，当然，中国本来就是在搞创新。
中国的贸易政策确实要进行大力调整，过去老是注重出口创汇，当然，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要继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出口现在支撑了他们讲的8000万人的就业，中国在全球还有很大的市场，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出口。但中国以后要有更大的力量来增加进口。这一次中美达成协议，中国要比较多地进口美国一些商品和服务，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这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后，贸易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所必须的，而且这种调整主要是根据中国老百姓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需求，我们必须满足老百姓这样的需求。不是对美国人让步。
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中国老百姓也要改变一下思想，不要认为中国增加了进口就认为中国做出了让步，满足中国高水平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这让步什么，这符合习近平主席讲的，我们要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的追求嘛。对我们贸易政策上的调整，不仅仅是从贸易上要改变，老百姓理念上也要有改变，哪个企业多出口了这个企业就立了功，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和全球制造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关系，任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都必须是全球制造，都必须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它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美国的波音也好，欧洲的空中客车，他如果不从全球采购零部件就不可能成为最具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所以，我们在进入到对外开放新的阶段以后，对我们的贸易政策要进行一些重大的调整，继续扩大增加进口，这是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讲的一部分。
马上要召开进口博览会，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办进口博览会，让你们展示自己的产品，全世界没有中国这样开放的国家。这是我们进入新阶段以后贸易政策的调整，比如投资政策上，以前主要以吸引外资为主，因为我们资金极度短缺，当时我们整个国际投资政策是吸引外资为主。现在我认为是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而且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阶段，帮我们的政策调整到这样的位置上，“一带一路”就是提供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载体。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三个重要阶段，十一届三中前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经过20年左右的准备、发展，其中也经过了一些曲折。第二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进入开放对外开放的阶段，而且显示出中国经济贸易实力增强，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第三是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这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最新的阶段，更高的阶段，全面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大家都很好地研究“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给我们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巨大的影响。
第二，联系到中美经贸最近的贸易摩擦，我想谈个观点，我们应该始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后，美国人也来势汹汹，也派了一个庞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团队来到中国，大有大军压境的局面，特朗普也讲了很多狠话，从他竞选，中国普遍理论出现了一个倾向，好像这次中美贸易的贸易摩擦要演变成摸一战，还有老兄说他期待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他还是一个专家，认为中美贸易战马上就要打起来了，特朗普的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始以强烈的，强大的行动组织中国的崛起，整个舆论恨不得一边倒。所以，当时我们很多同志很着急。我们这些人最着急的是什么呢？中美贸易摩擦，我们知道，贸易摩擦涉及1000-2000亿以内都是局部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问题。但如果对中美关系战略大局做出误判，认为整个美国对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开始团结周围的小兄弟围堵中国的崛起。
如果有这样的判断那就是非常危险的，对中国国内重要的判断，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执行小平同志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都发生了动摇。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动摇，那就比一场小小的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大得多所以，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始终要坚信辛习近平提出的，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方针是不能动摇和变化的，我们要和美国实行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他们这样子讲话，那就是要搞冲突，搞对抗了，那还谈得上什么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些问题，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样才可能不动摇我们党和国家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看法。比如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我认为应该汲取。因为我们对十九大的基本国情做出了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判断，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变，既然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要实行韬光养晦，当然，我们有所作为，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
最近，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的指导，两国代表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取得了积极的务实的建设成果，确实值得我们高兴，也证明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他们自己的经济贸易摩擦的。一种认为，中美一次贸易摩擦就动摇了中国和美国的战略关系，动摇了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在于那些具体问题，那些具体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不管它是不是漫天要价，都是可以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从来没有哪个贸易谈判不是漫天要价，漫天要价，坐地还钱，那就来谈嘛，但不能够炒作，不能够把它政治化。我参加十多年中国入世谈判时，最害怕的一条就是把它政治化，就是被舆论所绑架，说老实话，那时候互联网没有那么厉害，我经常和同事讲非常lucky，如果入世谈判在今天的舆论环境当中，我估计谈不成。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绝对不能为这些舆论所绑架，一定要从党的一些既定战略和重要的原则出发，来处理一些原则的问题。绝对不能讨好舆论，讲一些违背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的话。因为在谈判当中，强硬是最简单的。当时我在谈判桌上讲，强硬是谈判桌上最简单的，第一可以在政治上得分，大家都说你是好样的；第二可以不做任何准备，不具备任何专业精神，真正要参与谈判的强者是什么呢？是具有非常一流的专业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以及中国对外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我又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中美两国就贸易摩擦的问题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希望为这件事情感到高兴和欣慰，而且也坚定了我们对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对全球化的信心，全球化是什么？就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两国达成协议，当然因为两国领导人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更重要的是两国人民对达成协议的需要，因为全球化两国人民把两个国家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选择了一个互利共赢的道路。
我不多讲了，就两条，一是很好地研究我们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以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把“一带一路”的事情做好，怎样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犁田让更多人接受，有所实践。二是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外开放出现的问题，始终坚守我们基本的战略高度，从战略角度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