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发布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8》，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分别进行演讲。
李扬：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发布了《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8》，该报告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联合撰写，主题为“防控金融风险，服务经济发展”，报告指出，经济结构本身不合理、金融系统功能定位偏离、新技术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而金融乱象等微观具体风险的演化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有一定关系。为了更好防控金融风险，需要从体制改革、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上继续努力
与此同时，李扬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历经20余年，如今，这一改革被确定在“深化”阶段，可见这一改革之困难和复杂，可见利率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的确“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李扬强调，第一，利率是金融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网络体系，它具有关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征;第二，利率市场化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结构和市场化调控机制;第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全方位发展资本市场以形成资金的均衡价格，解除信贷管制使资金供求双方都可以充分竞争，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高存款准备金率亟待“回归正常”，发展银行表外市场以打通相互割裂的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作为“银行的影子”的中国影子银行可以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朱民：金融业开放的核心理念是打造国际化金融市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回顾了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成就和现存不足。他表示，中国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市场规模也排在世界第三位，但是金融的国际化水平、监管水平、业务产品均还跟不上，这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经济需求不符，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产阶级增加、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等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符，因此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国内市场国际化是必然趋势。
朱民列举数据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占全球比重已从零上升至今天的11.3%，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上市公司市值占GDP的比例从45%提升至65%。中国的保险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广阔。但比较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依然较低。比如外国银行资产规模占比从2007年的2.32%下降至1.26%，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股份占比仅为1.15%，在中国债券市场仅占2.44%。外资在保险业占比最高，但也仅为6.1%。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朱民表示，“因此，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中国金融市场。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
他表示，尤其是目前在中国高杠杆率、高储蓄率的背景下，在中国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金融业需要寻找如何服务经济转型和未来经济结构的新路径。他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日前参加博鳌论坛时宣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正是金融业实现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同时，他指出金融业开放需要新的改革，一是市场准入;二是金融业务全面放宽;三是信用清算、评级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业开放，增强市场透明度和竞争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以“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举措进一步保驾护航。
“目前我们还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资本使用效率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开放以后会推进整个金融机构的改变，提高金融效率，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朱民表示：“只有金融市场开放了，才能建立现代的监管体制，由此建立健康有效稳健的金融体系。”
陆磊：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演讲中表示，必须要认识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冲击和金融业的新演变，包括技术对金融行业带来的冲击，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金融供给造成的冲击和对经济行为与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并使得金融体系缺乏韧性。比如，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因为技术使金融中介，特别是信用中介的存在性，目前看起来存疑了，信息不对称这一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础理论之一，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银行表外化和非银行机构的银行化的现象也因此而出现。
“这两大冲击无疑提高了融资效率，但也形成了对传统融资模式的创造性解构，也自然形成了金融市场上我们观察到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陆磊表示：一是在交易层面，传统金融表外化和金融业绩业态都导致了金融保障机制的不稳定性;二是在市场层面，数据集中的趋势将导致原本存在防火墙的股权、债权和货币汇兑等不同市场被信息中介打通，但综合化经营的风险是尽人皆知的;三是在清算层面，网络社会很容易形成一致性预期，若反映在价格上，那将会带来剧烈的高频市场波动风险。
陆磊认为，据此，在“技术提升效率”与“冲击造成不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基本方向。他总结了三个方向：第一，标准的一致性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本身变革的基本趋势。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因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技术演变方向在于：一是要以更为权威的数据库及时校正和对冲虚假信息;二是要建立双峰监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势或被误导的事中消费者保护和追索机制;三是要在法规上借鉴涉众欺诈处理中的集体诉讼的合理内核，全面提高欺诈的社会成本。第三，在中央银行层面，技术越进步，就越需要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和最后的流动性供给方。
在这样的趋势下，陆磊认为，中国依然存在亟需加强的短板。他举例说，比如人民币的储备功能的建设，纳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跨境使用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据IFM统计，2017年官方储备中人民币储备规模为1128亿美元，占比为1.23%，还远不足以肩负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功能。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以及充裕的流动性，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因此，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陆磊强调，要加强人民币储备功能和支付功能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