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举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做了致辞发言。他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相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我们对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利用机会很好地认真总结。
首先，周小川评价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是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他认为，这40年里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正确的做法，也有过渡性做法，但这真是一本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教科书。
今年也是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和亚洲金融危机20周年，他做了对比。周小川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史无前例地重视体制和政策研究，危机之后我们产生了所谓宏观经济周期性的危机的研究，同时建立了所谓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再有就是更加紧密的把各种经济行为的研究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中国也在中间有很多重要的参与，也使涉及危机的有关政策体制的研究受到了全球的重视。”周小川评价到。
但是相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周小川认为，我们对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利用机会认真总结。
他说，“亚洲金融风波十周年的时候，全球特别是亚洲有很多学术研究的讨论会，研究亚洲金融风波十周年的总结，那一次中国因为体量大，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受到的冲击不那么突出，我们挺过来了。但是实际上你要认真回想，中间也有很多波折，有很多痛苦，有很多重大的调整，但是十周年的时候没有利用好那个机会来做认真的总结。所以出的学术论文，政策总结、回顾，反而不如我们的亚洲同胞们做得好。”
金融危机变成了国际合作与国际博弈的新平台，一些传统的概念遭到了质疑。面对新的挑战，他认为，应该非常重视经济研究的方法论。
以下是周小川演讲内容精编：
我最近二十多年在金融界工作，十五年在中央银行工作。金融界应该说是对经济学有深度的依赖，有人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很多金融业的活动都是基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基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来发展的，更不用说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我们需要密切地观察经济现象，经济中的行为，我们需要有理论，有经验数据来分析经济的现象，从而在宏观调控中做出一些政策的选择。
樊纲同志说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小的我们经历过，有的也不算小，亚洲金融风波就不算小，总之宏观调控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跟经济学研究，是跟社科院经济所，以及各个兄弟所所做的工作，经济研究杂志的贡献都分不开的，我在此也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正确的体制和政策的选择，正是因为有这些正确的体制和政策的选择，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所以形成了当前有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
但是这四十年，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正确的做法，或者有一些过渡性的做法，也有一些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通过研究、总结才能够逐渐提高的，甚至也有个别的做法和选择是错误的。这真是一本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出很多重大的研究和总结，同时也为推进未来的研究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我非常赞成谢伏瞻院长所说的，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我们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
第二个时点就是今年恰恰又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十周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大家有不同的算法，如果说是从“两房”到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时刻算起，今年正好是十年。当然如果大家从次贷爆发的时间开始算，可能还得算再早一些。这个十周年应该说给经济学研究也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内容。这十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进展，中国也在中间有很多重要的参与，也使涉及危机的有关政策体制的研究受到了全球的重视。
我们将经济学内容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这个分类我觉得分得是很好，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史无前例，大家更重视体制和政策的问题，这是个很丰富的内容。人们关心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危机产生过程中会产生哪些冲击，政策制定者可以有什么样的响应来缓解和克服经济危机，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在危机中尽早的复苏，危机的产生对收入分配、对全体人民和不同组别的人群都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是重要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金融危机变成了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博弈的新平台，也表明了全球化进展到了非常高的深度。国际的合作和博弈产生了很多新的内容，以至与现在有人对我们过去的一些传统概念提出质疑。
我本人八十年代主要是做贸易政策研究的，有一个阶段觉得贸易理论是相当成熟的一个理论，关键是如何在体制和政策制定中加以体现。但是最近看来，连贸易理论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所以很多事情要回想起来，它是和这次危机的产生以及危机后续的进展有关系的。
作为金融情况来看，危机之后我们产生了所谓宏观经济周期性的危机的研究，同时建立了所谓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再有就是更加紧密的把各种经济行为的研究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综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再扩大我们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方面的工作。
顺带说一句，我认为稍微有些可惜的就是1997年、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十周年的时候，全球特别是亚洲有很多学术研究的讨论会，研究亚洲金融风波十周年的总结，那一次中国因为体量大，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受到的冲击不那么突出，我们挺过来了。
但是实际上你要认真回想，中间也有很多波折，有很多痛苦，有很多重大的调整，但是十周年的时候没有利用好那个机会来做认真的总结。所以出的学术论文，政策总结、回顾，反而不如我们的亚洲同胞们做得好。
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经济进入新的常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国内来讲科技创新带来了很多新的内容，IT行业给经济研究和数据的应用等等方面都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
经济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讲，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我个人认为这些都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有很多新的机会，必须有创新精神，有面对挑战，有深刻的和明确的愿望，愿意和各个学科特别是信息科技等等一些学科，更好的结合和相互借鉴、学习，把经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所以我相信经济研究高层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定能够取得大家都受益的结果。
（搜狐国富智库根据周小川的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