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5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召开“财政学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研讨会：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推动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会上，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将财政学研究分类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剖析了财政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需要考虑回归基础理论研究，注意继承性并吸收中国财政改革和发展中的本土资源。
财政学研究分三类：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中国财政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起点？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题目很大，但是最近确实在零零星星思考这个问题。借用自然科学研究常用的一种分类，也就是按照财政学研究的问题性质和研究具体目的来划分，财政学研究有三类：第一类是基础研究；第二类是应用基础研究，实际上，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人，所做的不少研究属于应用基础研究，我和张斌合作过的税收与GDP之间关系的梳理，以及无税GDP概念的提出，都属于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第三类是应用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智库形态表达出来，用各类研究报告的形态表达出来。
基础研究还是弱项
如果大家还认可这三类内容的划分，那么我们接着往前分析，从研究供给的角度来看，哪些供给比较充分，哪些供给不太充分。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体会来说，对基础研究的需求是很旺盛的。每每讲到财政学的问题，觉得现在心里比较紧长的是财政学第一章第二章，很难讲，为什么？计划经济条件下沿袭下来的财政学，我们再讲显然不行，于是我们就转到了一个横断面式的财政学，一上来先讲市场缺陷，而不管其他经济运行模式。
在一线跟学生交流财政学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财政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基础研究是一个弱项。从供给来说，这两年我做过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统计分析，把财政学、税收学的几千篇的文章都做过统计，统计结论显示，真正安心做出来的跟基础研究有关的成果是很少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需求旺盛还是供给不足来说，我们的基础研究是个弱项，这是我第的一个判断。
应用研究还不是强项
第二个判断是应用研究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强项。尽管文章很多，但是我觉得应用研究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研究需求非常旺盛。全国人大、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等等，经常召请大家去讲、去写，说明对应用研究的成果有非常多的需求。我们非常努力，也提供了不少东西，但要从战略性，前瞻性、中立性几个方面来衡量的话，我觉得有些不足，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基本判断，三类研究当中我们的“腰”比较粗，这是积极努力的成果，但是应用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加强基础研究
先就基础研究来说，我们大家都希望加强。到底怎么加强呢？现在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点上，就是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还是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说，财政学差不多处于二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我们的前辈花了很多心力，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立足于中国国情，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方法，总结了我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实践，形成了N本财政主义社会学。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是一个大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我们感到这种前后分模式和实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财政学的解释力忽然“崩塌”，不能解释这个事了。怎么办？事实上，我们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在此之前或者说大概也到这个时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引入的居多，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和大家都在探讨，怎么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太艰难。我觉得特别需要考虑如何回归。
我们下一步所做的工作，我觉得回归特别有价值。怎么回归呢？财经院（财贸所）的这样一个群体所做的工作，会给我们不少的启发。回归在探讨当中要特别注意思想性的问题。我们学了何振一老师的《理论财政学》，我觉得彻底性、贯通性是很好的，公共需要论是可以贯通整个历史的，是从财政满足什么目的分析的。为什么会产生财政？就是因为有公共需要的存在，就是要满足公共需要，才产生的一种特殊分配活动或者是带有公共性的分配活动。再比如说我们学过王绍飞老师的专著（王绍飞的财政学基础理论著作主要有《财政学新论》和《改革财政学》——编者注），是从分配对象的角度说的，财政学分配什么的？剩余产品价值。我觉得这个思想的贯通性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在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要建立好、完善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我们要学习前辈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思想性特点。另一个继承性，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脱开对中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去完成，就这一点来讲我们来到财经院也有启发。第三个是本土化（我没有想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特别重要）。我们继承、分析中外财政思想史，而且要特别注意在思想性上多下工夫，关键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注意总结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财税制度的改革进程，解释中国，一定要立足中国本土来总结一些东西。转移支付怎么脱贫？现在说精准扶贫。扶贫的模式在不同国家不一样。按照我的分析框架，这个治理贫困的问题上是政府主导，或称政府供给为主导，第三部门和引领部门参与为辅的模式。这个模式跟发达的国家是有相当区别的，和我们的体制息息相关，由此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明显绩效，但是又有什么样的问题，都需要研究。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强基础研究，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有很多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思考。
应用研究要注意战略性、前瞻性和中立性
第二点想谈谈关于应用研究。上一辈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年轻的学者也做了很多工作。我思考的问题是，作为教学科研单位，我们都在致力于在智库建设上做一些事情，但是无论怎么做，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定位。第一，战略性。我们是要立足于战略性研究，而非战术性研究。各部门提的要求非常多，作为教学科研单位，毕竟不是财政部门，真正做战术性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自愧不如，所以应该正像“财经战略研究院”的名字提示我们的一样，要在战略性上把持住坚守好。第二，前瞻性。因为做即时性的研究不是我们最擅长的，但是在战略研究上，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学术型智库，很多大学都是这个定位。所以我们要着眼于进行前瞻性的研究，趋势性研究至关重要。第三，中立性。这是确保科学性的重要前提，我们要避免所谓部门性的问题，这样就使得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我们的立场、立足点符合我们的本意，符合教学科研单位的属性。
（根据录音整理，文章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未经樊丽明教授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