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
近日，中美贸易摩擦本来趋于缓和，但美方这两天再次接连“搞事”，必将引发又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短兵相接。
当地时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产品，期限为7年。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17日宣布，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即“双反”调查）。当天，美商务部还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
我国商务部17日发布2018年第38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裁定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国内高粱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回答中美经贸摩擦有关问题时表示，如果美方任性妄为，继续逆潮流而动，中方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国家发改委称，中美贸易摩擦已做好不同等级应对预案。
从国际贸易摩擦来看，无一不是以相应的贸易反制对待，从来没有哪一方是靠示弱来解决的，通常在经过相互对等的贸易反制后，才能真正走到谈判桌上。因而，既然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中方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进行对等回击，不仅是情理之中，更是不得已的选择。
最新消息称，特朗普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美国同意就301征税措施与中国进行WTO DSB项下磋商，这符合国际贸易摩擦的一般结果，即在相互贸易反制后往往通过谈判解决。但我们切不可因此低估中美摩擦的艰巨性、长期性。
就短期来看，中国对美国产品“同等力度、同等规模”采取对等措施，而不单只数量上或金额上的考量，必须要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痛点”，具体了说就是必须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票仓”，因为这才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逻辑起点，即迎合美国选民。
例如我国商务部初裁美国高粱虽然不是贸易摩擦一部分，而是我国高粱受到实质性损害，但类似高粱、大豆、牛肉、汽车等商品，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竞选贡献模式”重要来源，必须予以有力的阻击。
国际贸易“竞选贡献模式”是指政客如特朗普，在竞选时为了争取不同利益集团的捐献、选民投票，而采取的政策偏好，直接影响其上台后的贸易政策。虽然总的来说，贸易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利益，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各种利益集团政治角逐的结果，政府的目标也并非总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及其选民的“保护主义”抬头使然。
因此，中方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还要注重策略，必须坚决、彻底地针对支持特朗普政府的选民，予以痛击，而不是全面还击，正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期待类似高粱反倾销的案例要在中国的政策库中备足一些，一旦选定就必须坚决、彻底的打痛特朗普背后的选民，才能正在矫正当前中美贸易中被少数选民（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少数利益集团的集体行为比公众更有效。）扭曲了的“美国利益”。
贸易战从短期策略来看，无疑是短兵相接的较量，但从长期策略来看，还是需要借助深化改革的东风，优化我国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简单地说，就是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个也分成两个方面，政府立足于鼓励科技创新，从根本上优化国际贸易结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但这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最直接就是降低企业综合负担，实际上我国企业负担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美国特朗普政府指责我国某些产业存在补贴，很多虽然是欲加之罪，但我们也要优化某些补贴政策，例如在把补贴移到创新环节上，不仅让特朗普少了借口，也能更加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低效率的扶持政策有时候适得其反。这恐怕也是当务之急。
特朗普政府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税收，其实，我国企业税负偏高、包括金融市场融资成本高、甚至工业用电等能源价格上也比美国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企业即便存在一定的扶持政策，与美国企业相比，实际上也是处于某种不公平竞争。因此，我国针对企业负担切实来一次大清理、大优化，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企业负担。
比如说当前国务院正在大力降低企业在税费（包括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还有很大空间。改革我国金融体系，降低企业金融成本，尤其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彻底改变“企业沦为银行打工仔”的金融扭曲现状。通过价格改革等，降低我国企业用电等成本，目前我国工业用电远比居民用电高，还有电价以外很多非市场价格要企业承受，而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电价竟然比我国还低。
应该说，我国企业负担还存在扭曲的一面，例如税负比例尽快与欧美接轨，实现企业所得税与消费税等税负结构优化，否则，我国将在以后的贸易战中处于不利地位。
窃以为，现代经济的强弱很大程度体现在一国的企业竞争力之上，企业强则中国强，企业作为最一线应对贸易战的“士兵”，我们必须让我国企业轻装前行。（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