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4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3月末，央行新增外汇占款78亿元人民币。
以上两个密切相关的事情，恰好在隔日公布，我们就放在一起来谈一谈吧。
从外汇占款变动情况来看，降准早有必要。早有多早呢？准确的说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下图可见（《央行外汇占款余额变化的四个阶段》），外汇占款余额不再持续快速增加。在那时之前，存准率不断调高，维持高位的目的就是应对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带来的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当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和汇率形势发生逆转后，理论上存准率就已经具备逐步下调的必要性。（《走下神坛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定向降准今年成行的三个原因。2014年下半年开始，外汇占款不再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甚至成为减项之后，降准的必要性就已具备。但除了2015年几次非常时期的降准之外，决策层在降准操作层面的迟疑非常明显。为何从今年开始，以两次定向降准为标志，好像开始比较坚决地付诸实施呢？分析清楚原因，才能准确判断未来降准的可能性和持续性。
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1、逐步淡化降准=货币宽松的标签，强化降准=货币中性的标签。现在看，对于预期的管理有效果，但从市场欢呼雀跃的情形看，也不能算很成功，这是未来的隐忧。央行专门加了一句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仍需保持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现任外管局副局长陆磊之前有一个观点值得参考，大意是，用存准率锁在央行的钱是最“干净”的钱。
2、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提升，降低对货币政策操作的牵制作用。这个因素目前来看，基础比较稳固。2018年3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增加78亿元，基本围绕0波动，显示央行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占款余额0增长可能常态化，为降准提供前提条件。
3、双支柱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确立。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承担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的职责，这使得货币政策事实上承担的义务较之此前减轻。这个因素，目前来看，最为确定。货币政策管总量，金融监管管结构。实体经济三部门债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才能使得宏观杠杆率稳定下来，这意味着当前将三部门债务增速控制在10.5%左右的任务（今年第一季度名义GDP10.2%），两会，特别是银保监会的责任更重。
本次降准的目的：
一是活化基础货币，缓解银行负债荒。
二是短期一点，通过降低银行资金来源端成本，最终降低企业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对冲存款利率上限提升，和未来资管新规出台后，保本理财以结构性存款回表带来的负债成本上升的压力。
三是长一点时间看，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的稳定性，优化流动性结构。毕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需要“在改革发展中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