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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13日“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号。
2017年是中国经济外交全面发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面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革命”这两起“黑天鹅事件”，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理念，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方向引导下，在多个领域开展了积极的经济外交，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引领全球经济秩序转型。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与世界各国开展务实经济合作的形式和世界分享本国发展的红利，并且积极推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的经济治理。
2017年12月11日，联合国发布了《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一。这说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外交成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影响、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覆盖范围广泛，所涉内容极其丰富。中国立足东亚和周边，紧紧抓住亚太和欧亚大陆两个核心区域，并向非洲和南美洲地区辐射，全球多个地区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存在和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外交、自贸区谈判、参与和引领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与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外交和经济制裁外交等方面都表现突出，本报告主要总结2017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并对2018年的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一些展望。
一、“带路”外交全面发力
2013年9-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自此，以“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一带一路”倡议便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落地实施的合作项目不断增多与深化，中国“带路”外交在中国整体经济外交乃至整个大外交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2017年正是中国“带路”外交全面发力、成效显著的一年。
（一）“带路”外交成就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2017年，在国家高层的引领及相关部门的配合下，“一带一路”经济外交取得新进展，中国首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发世界瞩目，“一带一路”在顶层设计、战略对接、资金保障、项目落地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
第一，高峰论坛助力“一带一路”合作。2017年5月，中国首次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包容开放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首次峰会吸引了29位国家元首出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参会。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讲话中指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对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通过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
峰会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同与会国领导举行多场双边会晤，积极对接各自的发展战略，推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峰会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收获270余项成果。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真正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思考，以项目合作制为基础，给予沿线国家及域外国家参与国际合作新平台，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
第二，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支持性机制。一是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工作机制。2015年中国已成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工作，2017年初国家发改委同外交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了“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通过完善顶层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二是出台“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方案。2017年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这是自2015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就推进“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提出中国方案，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领导人成果之一。
三是推动建立中老经济走廊，并拟建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建设以六大经济走廊为核心，在推进这六大经济走廊过程中，2017年中国又先后同老挝和缅甸达成了共建中老经济走廊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的共识，以作为对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细化。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3日在万象同老挝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提出共建中老经济走廊，并签署了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文件，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此外，中方还提议与缅甸共建中缅经济走廊，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内比都与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会谈时，提议与缅方共同探讨建设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的“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这两大新经济走廊的提出将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并突出了中南半岛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持续推进战略对接，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国家领导人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国际场合倡议“一带一路”，将“一带一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相对接，深化双边及地区合作。截至2017年10月，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30多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签订产能合作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朋友圈也逐步吸引了原本持犹豫和怀疑态度的美国和日本。5月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率团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换更为明显，11月以来，日本领导人在中日首脑会晤等场合多次表示，中日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日本政府还计划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日民间合作项目（包括节能环保、产业结构优化、跨欧亚大陆物流等三大领域）提供金融服务。
第四，完善“一带一路”融资平台。丝路基金、亚投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区域融资平台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将为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丝路基金主要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企业“走出去”，截至2017年12月，已签约17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70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8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续扩容，截至12月，2017年共增加27个成员国，成员国数量增至84个。截至目前，亚投行已实施24个项目，撬动185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2017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均设立基础设施等专项贷款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此外，区域融资平台进一步发展，例如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已完成设立，募集资金10亿美元；新成立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国开行将提供20亿等值欧元开发行金融合作贷款；等等。
第五，不断推动合作项目落地。2017年“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多个项目落地实施。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在以走廊建设为核心，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作布局建设中取得突破，例如，能源类17个优先项目中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卡西姆港燃煤电站已于2017年投入运营，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首批投产的能源项目，其他项目也将在2019年完工。
2017年中蒙俄经济走廊快速推进，如4月中国石油进入俄罗斯市场的第一个项目——阿穆尔气体处理厂项目——第二标段正式启动，这也是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工程领域承揽的单体最大项目；9月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中方一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标志着中蒙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进入全面施工建设阶段；等等。
此外，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交通、能源等基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如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进入实施阶段，中泰铁路也将正式开工。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中，中欧班列最引人注目，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已突破3000列，创中欧班列年度开行数量历史新高此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也在持续推动。
（二）“带路”外交遭遇的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但由于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缘政治冲突热点地带，“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面临着地缘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等多重风险，倡议推动四年来，包括墨西哥高铁、比雷埃夫斯港口等在内的多个项目遭受了停工、取消等挫折，给中国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2017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动，不过由于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势、地缘政治、东道国国情等因素，“一带一路”倡议也遭遇了风险和挑战。
首先，地缘政治风险仍然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首要威胁。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不乏政治环境和安全形势严峻的地区，政治危机、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影响项目推进。2017年中东地区发生卡塔尔断交危机、非洲津巴布韦发生政治危机，突发政治事件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对外投资带来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参与国可能面临地缘战略困境，表现最为突出的即南亚地区，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同地区大国印度关系复杂，在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时，这些国家不得不顾及印度态度，导致“一带一路”合作不畅；而中印洞朗对峙进一步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较深的疑虑。
第二，经济金融风险制约“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一带一路”框架下多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一方面，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相对不充分，财政支付能力有限，对中国的资金要求较高，项目建设很可能由双方合作演变为中国单方面“做慈善”，这会对中国经济金融带来较大负担；另一方面，基建项目耗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沿线国家经济又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影响，一旦发生经济震荡，项目可能面临资金短缺、甚至终止的风险，前期投入付诸东流，此前中铁在委内瑞拉投资的高铁项目就因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而遭受严重损失。
第三，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针对我国企业尤其是央企“走出去”的法律壁垒逐渐增多，2017年2月中国承建的匈塞高铁遭到欧委会调查，目的是调查中国投资是否符合欧盟法律。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外投资还需充分考虑当地法律，避免因法律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影响项目推进。
二、自贸区外交稳中有进
在区域和双边层次展开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自贸区网络建设，是当前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的重点内容。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就积极推动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提出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详细提出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战略布局；再到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上看，2017年中国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丰厚成果。不论是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入发展，还是力图提升双边经贸合作水平以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自贸区外交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一）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取得新进展
在区域层面，中国大力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自由贸易机制向前发展，并力图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契机以实现自身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引领地区发展导向的大国抱负。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了每一次的RCEP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既希望通过RCEP的制度平台在经济上加强与地区伙伴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同时也以期借此掌握未来的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在各方努力下， RCEP谈判在本年度进展显著，各方细化谈判领域，加紧推进货物、服务、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市场准入问题和各领域案文磋商，使谈判逐步进入更加实质化、具体化的阶段。2月、5月、7月、10月，RCEP分别举行了第17轮、第18轮、第19轮、第20轮谈判。11月14日，国家总理李克强出席了RCEP领导人会议。此次会议是自2012年RCEP谈判机制启动以来，有关各国就此项议题举行的首次领导人会议，表明相关各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热切愿望，各国领导人表示将致力于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和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协定，以支持一个开放和具有促进作用的区域贸易和投资环境。
从机制定位上看，RCEP谈判旨在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一揽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平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差异化的经济利益需求，又要满足各成员国对高标准规则的迫切追求。两相拉锯之下，各国在RCEP具体议题规则往往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因此，尽管RCEP在2017年接连进行了四轮谈判，谈判回合总数已达20轮；“RCEP有望年底达成”的呼声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17年；各成员国也反复表示要加倍努力，化政治承诺为实际行动，推动谈判顺利结束，但RCEP仍未能在2017年顺利进入收尾阶段。对中国而言，由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退出后难有起色，先前被大肆渲染的“TPP围堵中国发展”的论调似有平息的趋势，但对未来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仍在继续，中国作为力图争取规则主动地位的经济大国，推动RCEP尽快结束实质性谈判是国家发展的利益所在。在自身动力和地区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未来中国在RCEP谈判中的表现仍备受期待。
第二，中日韩自贸区在2017年进行了第11轮和第12轮谈判。中日韩三方都表示对谈判高度重视，并致力于尽早达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具有独特价值的自贸协定，但事实上，三方在贸易自由化框架方面的分歧比较大，难以有效地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具体到每轮谈判的内容来看，三方在2017年的两轮谈判中都是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虽然在谈判中也涉及到三方工作组会议，但似乎更多只是起到相互接触和政策交流的效果。于中国而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有助于打通中日韩三国市场渠道并整合三方产业价值链，进而有利于中国国内GDP增长率；同时，由于日韩在自贸区建设方面有比较先进的经验，这对于中国未来进一步打造自贸区网络来说也颇有借鉴意义。因此，如何促使中日韩自贸区达成一些实质性成果，这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可能是2018年中国在地区自由贸易建设方面需要努力的一个重点。
此外，在更广泛意义上，中国也多次强调了要坚持在APEC合作框架下开展亚太自贸区建设，重点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助推亚太地区的新一轮大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二）双边自贸协定日益扩大与深化
在双边层面，中国在2017年不仅致力于扩大自贸伙伴“朋友圈”，还着手提升自身的“朋友圈”质量；不仅与富有的伙伴共同挖掘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也与欠发达的伙伴探索深化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首先，从自贸协定的自身进度来看，2017年，中国和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并且和智利顺利达成了升级版的自贸协议，这三个自贸协定从谈判启动到协议签署只用了较短的1-2年时间，这使得已签订协议的中国自贸区数量到2017年年底达到16个。中国还在和斯里兰卡、以色列、挪威、巴基斯坦、新加坡（升级版）、新西兰（升级版）持续进行自贸协议或升级版谈判，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和挪威、巴基斯坦（第二阶段谈判）已谈判的时间较长，但因期间多种因素影响，谈判未能持续进行并达成一致。中国还有启动了和加拿大、毛里求斯、蒙古、瑞士（升级版）、巴勒斯坦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版谈判的可行性联合研究，其中中国-加拿大、中国-毛里求斯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基本完成，中国与毛里求斯还签订了启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详见表），为下一步的谈判启动做好基础。可以看出，2017年中国拓展自贸朋友圈的对象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体现出中国对南南合作与交往的高度重视；但中国升级朋友圈质量的对象则更多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瑞士等，这体现出中国对吸取先进经验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2月，中国-加拿大自贸协定原本被寄予了很高期望，被指有望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期间正式启动中加自贸谈判，但这最终未能成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加方希望将环境、劳工、性别等问题纳入讨论框架并体现加拿大的价值观，但中方却更希望这是偏向纯粹经济的一项协定。尽管美国重谈北美自贸区的冲击给中加在经济上带来亲近的机会，此次双方却未能如愿达成一致、启动自贸谈判。这再次证明，自贸协定并非纯粹的经济产物，它也被赋加了政治意味，双边自贸协定尤为如此。加拿大是中国首次与七国集团成员探讨签订自贸协定的对象，如若能最终成行，那将能为中国打开与主流发达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大门提供有利经验。
其次，从自贸伙伴的地区分布上看，中国既有的自贸协定网络主要集中在东亚乃至亚太，但通过观察2017年中国的自贸区外交的布局可以发现，中国选择的自贸对象国，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布局相契合。例如，新加坡、新西兰、蒙古、马尔代夫、斯里兰卡、格鲁吉亚等，这些国家都位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带上，体现出自贸区建设与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通过重点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仅能为自贸区网络的搭建节省宣传与政策成本，还能使两者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格局，使中国自贸区建设辐射“一带一路”，共同助力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总体上看，2017年中国实施的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及相关外交实践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日渐展现出了中国日益凸显的开放自信。随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践行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在着力构建一个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过程中正愈发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
三、积极推动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
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还体现在其对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的参与、推动和引领上。在2017年，中国在全球及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2017年见证了中国由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到引领者角色转变。
（一）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为2017年度二十国集团（G20）“三驾马车”之一，中国积极推动G20在杭州峰会多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后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已经从金融治理外溢至各个领域的治理。2017年，中国协助轮值主席国德国设定会议议程并助推共识决议落实，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月，中国参加了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会议和农业部长会议；3月，中国参加了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4月，中国参加了外交部长会议和第二次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7月，习近平主席参加了汉堡峰会，并就贸易、金融、能源、气候变化、发展、非洲、等议题阐释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大力推动国际合作，并借助此次峰会大力推介了“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进入“G20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始终重视G20框架下的各级别会议，在该机制下积极参与各项多边合作与治理实践。
另外，中国担任2017年度金砖国家系列会议的轮值主席国，除了筹备领导人峰会之外还先后组织了多场部长级会议，并开创性地提出并实践了“金砖+”模式，推动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月17日，首次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德国巴登举行。6月7日，第二届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探讨了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和能源研究合作平台建设。6月16日，第七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在南京召开，各国围绕“创新与共享，共同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6月19日，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在北京举行。6月19日，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的第二次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第三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在天津举办，各国就环境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于在中国厦门举行，习近平主席主持了峰会并强调在金砖机制下就贸易、金融、气候、能源等多个领域开展治理合作。“金砖+”模式的提出和实践更是将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金砖治理的框架和议程之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助力。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向来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平台，2017年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出席了第72届联合国大会，参与了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参加了中非外长第四次联大政治磋商和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等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王毅在联合国大会等系列会议上重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等一系列重要构想，承诺积极履行气候治理、环境治理、发展治理等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王毅利用此次联合国大会向世界各国积极推销了“一带一路”，力推“一带一路”在各国落地实施，为全球治理注入源自中国的新动能。
即便面临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负面冲击，中国仍然积极参与并引领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2017年6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全球气候治理因此蒙上了阴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1月中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恩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率团参加了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大会召开期间，解振华等会见了基础四国的其他各方，就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2020年前承诺和行动等问题进行了沟通。解振华还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与来自孟加拉国、巴西、埃塞俄比亚、马尔代夫、蒙古国等国的代表交换了意见。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召开期间，解振华表示中国正在探索出一条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与实现经济增长多赢的发展路径，在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一定百分之百兑现自己的承诺，充分展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在中国等国的推动下，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一过程中中国展现了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强大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始终坚定地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及治理多边进程的维护者。
此外，中国还通过其他多项机制全方位地推动全球治理进程。2017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在主旨演讲中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提出中国的应对方案。2月，外交部长王毅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坚定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为契机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他指出虽然中国仍重点关注解决国内问题，但同样致力于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坚定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同期，周小川在参加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36届会议时还讨论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与风险、全球政策议程和基金组织改革等涉及全球金融治理的议题，重申了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积极意愿。
最后，中国还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合作。2017年12月，WTO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两年一度的部长会议。此次WTO部长会议并没有针对全球贸易形成实质性的共识，这再次凸显出了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尴尬。此次会议上，中国在农业议题、渔业补贴议题、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议题、电子商务议题以及投资便利化和中小微企业等新议题方面，都建设性地积极参与谈判磋商，为推动各成员增进共识、减少分歧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次WTO部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钟山明确提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极大鼓舞了各方信心，为会议奠定了良好基调。中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
总之，2017年中国参与了涉及贸易、金融、投资等多个全球治理机制，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鲜明信号，提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与区域经济治理
在区域层次上，中国以多种形式积极地投入区域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中，为区域经济治理提供公共物品，在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中亚及南亚等区域展示着一个大国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推动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的担当与决心。
1、东亚区域合作
东亚是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最核心区域。2017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区域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进成员国在各种制度框架的合作提质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更为紧密的区域命运共同体。这一年间，在东亚峰会、中国-东盟（10+1）峰会、东盟-中日韩（10+3）峰会等在内的东亚系列峰会上，中国都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治理主张。
2017年5月，中国分别参加了第20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23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东盟与中日韩（10+3）高官会、东亚峰会（EAS）高官会和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6月，第15届东亚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7月,中国参加了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8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先后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9月，中国参加了第15次东盟-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第17届东盟与中日韩（10+3）农林部长会议。通过上述交流平台，东亚各国就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对于促进共识的形成和推动务实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11月12日至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分别出席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和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中方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并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要秉持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宗旨；坚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协商一致、开放包容、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两个原则。这展示出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并在区域治理中承担责任的意愿和决心。
在东亚合作的大框架下，澜湄合作是中国在东南亚中南半岛地区积极发挥作用的重要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是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的，2016年3月，在海南三亚召开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目前这一机制在贸易、投资、产业、基础设施、资源、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果。12月15日，澜湄合作机制第三次外长会在中国大理举行，在会后的《联合公报》中指出，首次领导人会议确定的45个早收项目大多已经完成或取得实质进展，外长们就《澜湄合作五年行动（2018-2022）》原则达成一致，并且确保2018年1月在柬埔寨举行的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取得成功。澜湄合作机制正在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新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
2、亚太经济合作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目前亚太地区比较成熟的大规模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在区域性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经济合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秉持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原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成员国的身份积极推动APEC机制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及成员间经贸合作的深化。
5月，第23届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通过了《第23届贸易部长会议共同行动》。10-11月，第24届APEC财长会和第29届外交和贸易部长级会议在越南举行，与会各国就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基础设施长期投资及创新和包容增长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越南举行的APEC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并就APEC同东盟合作提出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共同推进包容、可持续发展等三点建议。习近平还出席了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谋求创新增长、加强互联互通、强经济发展包容性等四点建议。不仅如此，习近平还专门指出，“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是亚太工商界多年的梦想。2006年，正是在工商界呼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河内首次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确立为远景目标。2014年，我们在北京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全面深入落实北京路线图，向着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不断迈进，为开放型亚太经济提供机制保障”。上述建议得到与会国家的积极回应与支持，表明关于亚太区域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
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南亚地区的主要政府间合作机构，其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沿线国家，近年来其合作领域从安全逐渐向经济延伸。2017年，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推动区域合作与各国战略发展对接，以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国际目标。
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结合中方担任主席国工作设想，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举措，包括商签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打击“三股势力”未来3年合作纲要、贸易便利化协定、支持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倡议成立媒体合作机制，以及开展多领域论坛和活动等，引起与会各方广泛反响和积极支持。
6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日”招待会时表示，在担任主席国期间，计划举行58项大型活动及数百场配套活动，推动商签近20份合作文件，与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促进本组织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机制建设六大领域合作取得新成就。
11月30日-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在俄罗斯城市索契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这是印度、巴基斯坦在获得成员国地位后八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会晤。本次会次重点讨论了经贸合作等问题。李克强在发言中强调加快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另外，就如何推动上合组织地区务实合作，李克强提出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构建快捷便利的联通格局、提升产能合作水平、挖掘创新合作机遇等重要主张。本次总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批准了《2017-2021年上合组织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涵盖贸易、投资、海关、农业等7大领域的38项措施，各项多边合作倡议落地实施，有利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贸易、产能、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推动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欧亚经济联盟是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所组成经济联盟。2017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互动频繁，1月和4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第二轮和第三轮经贸合作协议谈判，双方就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竞争、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法律与机制条款、政府采购和部门合作等9个议题文本进行了深入磋商，进一步交换信息，并就部分条款达成共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四、双边经济外交深入推进
2017年，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双边经济外交，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外交。中美元首互访为两国开展深入的经贸合作奠定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中欧、中俄在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深化，以及中日经贸关系的回暖创造契机。不过，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间的经济摩擦依然存在，未来还可能随着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扩大与深化而日益增多，因此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一）中美经济外交
2017年，中美经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威胁对中国产品施加高关税，中美存在爆发“贸易战”的危险。随后，中美开展了频繁的经济外交活动，通过三次元首会晤、多次元首通话以及副总理级的全面经济对话和其他层次的各种谈判，有效管控中美经贸分歧、改善中美经贸关系。不过，受制于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国际分工及贸易结构不同等因素，以及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可能性持续存在。
1、元首互访力推中美经贸合作
第一，“庄园会晤”释放合作信号。在中美“贸易战”隐忧增大之际，两国元首会晤及时释放中美经贸合作信号，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及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6日至7日访问美国，同特朗普总统举行首次中美元首会晤。此次会晤在经贸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在机制建设上，中美两国成立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取代奥巴马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经贸对话创立新平台；随后中美启动“百日计划”谈判，旨在通过谈判扩大中美经贸规模、缩小贸易不平衡。中美两国元首的海湖庄园会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界对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消除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张感。
第二，特朗普访华经贸成果丰硕。11月8日至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问题是这次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两国元首充分交换意见，合作成果引人瞩目。
一方面，两国元首坦诚交流经贸分歧、充分表达各自经贸诉求。中方表示愿就增加自美商品进口、各自外资安全审查政策同美方加强沟通，同时也希望美方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义务、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推动中金公司独立在美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进程、慎用贸易救济措施。美方则强调中美经贸再平衡对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实施公平贸易以增加美国就业和出口，还希望中国能公平对待美国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同时加快实施市场化改革，减少双边贸易逆差。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压力，美国将利用一切可用的贸易救济措施，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面对中美经贸分歧，中美双方均同意以对话方式解决，双方将就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或中长期合作规划保持沟通，这也为中美经贸关系营造出良好的合作氛围，有助于为双方开展长期稳定的经贸对话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中美达成价值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经贸合作迈出坚实一步。此次特朗普访华，29家企业高管随行，两国元首还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并见证涉及能源、科技、金融、农业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协定签署。高达2535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中反映了中美经贸合作新动向，最为突出的即扩大美国对华出口，促进两国贸易再平衡。
具体来看，一是能源合作取得突破。特朗普总统将能源出口作为减少贸易赤字、增加美国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对华能源出口也步入快车道。此次特朗普总统访华达成的经贸大单中，能源合作约占一半，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增大两国贸易规模发挥重要作用。二是科技合作迎来机遇。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受到严格管控。此次中美达成多项科技领域贸易协议为未来两国科技合作奠定基础，两国在航空、汽车、通信、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合作有所突破。三是农业合作持续发力。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此次特朗普访华中美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再掀新篇章，中国将从美国进口50亿美元大豆、京东也将从美采购20亿美元农产品。农产品在中美贸易中比重不大，但一直是中美贸易的平衡器，未来两国农业合作仍有广阔空间。
2、高层经济对话弥合经贸分歧
作为第一次“习特会”的重要成果，“百日计划”谈判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为中美经济团队沟通和交流提供平台，也为两国弥合经贸分歧、推进经贸合作创造机遇。
第一，“百日计划”谈判收获颇丰。“百日计划”谈判旨在利用一百天时间解决中美经贸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两国贸易再平衡，分别由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汪洋副总理与美方联合牵头人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共同推动。中美双方工作团队在进行了一个多月、近30轮的磋商后，5月12日同时公布“百日计划”早期收获，中美两国就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10大问题达成共识，中国承诺尽快允许进口美国牛肉，签署美国对华长期天然气出口合同，以扩大中国从美进口；将允许在华外资、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向美方金融机构颁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牌照和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以扩大金融领域市场准入；美国则承诺从中国进口熟制禽肉，同时将派代表参加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百日计划”早期收获不仅有利于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还可以撬动其他经贸议题，对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百日计划”谈判并不能面面俱到，中美经贸中深层次、根本性的问题无法依靠短期对话彻底解决，还需通过长期对话机制保持交流磋商，双方也同意制定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甚至更长远计划，最终实现中美互利共赢。
第二，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喜忧参半。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取代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仅就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该机制将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共同推动。7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落下帷幕，中美双方再次就缩小中美贸易赤字达成共识，然而，除此之外并没有就其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一方面，对话机制的运行为中美经贸长期稳定的合作奠定基础。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交流，并收获了一些共识，比如双方讨论了经济合作一年计划，为两国经济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合作框架；同意围绕宏观经济和金融、贸易合作、投资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开展合作；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进行建设性合作；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共同做大服务贸易蛋糕；扩大双方相互投资，创造更加开放、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在促进高技术产品贸易方面作出更大努力；提升产业合作水平，推动制造业互利合作；等等。
另一方面，对话未达成经贸合作协议引发外界担忧。作为“习特会”达成的四个高层对话机制之一，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格外引人注目并被给予厚望，外界期待对话能在重大经贸合作领域收获成果。然而事与愿违，此次对话并未在具体经贸领域有所斩获，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先后取消对话会后的记者会，更加引发外界猜疑，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中美对话失败。事实上，中美经贸合作与摩擦长期并存，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并非朝夕之间可以解决，诸如特朗普政府关心的贸易再平衡问题更多的源于两国国际分工、产业结构的不同，短期对话难以彻底弥合分歧。双方能够通过对话已然展现出合作姿态，为中美经贸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3、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压力犹存
2017年，虽然特朗普政府并未履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等极端贸易政策，在两国高层推动下，中美化解“贸易战”风险，但是两国经贸摩擦依然频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多项贸易调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为中美贸易健康发展带来障碍，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升级风险。
第一，美国对华施加多项贸易调查，阻碍中美经贸关系平稳发展。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已对中国产品发起多项贸易调查，例如对钢铁和铝产品展开“232调查”、对冷拔钢管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知识产权展开“301调查”、对光伏产品展开“201调查”，美国商务部更是针对中国铝材启动了“自发性”反倾销调查，等等。美国发起贸易调查主要目的仍然是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就业和经济增长。
然而，中国对美巨额货物贸易顺差是由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结构差异性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一是美国金融服务业发达，制造业则出现“空心化”现象，依赖进口，中国则依靠廉价劳动力延续出口导向性增长模式，这一国际分工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二是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不利于改变贸易逆差，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工商界联合欢迎午餐会并发表演讲，提到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三是统计原因夸大贸易不平衡，由于存在转口贸易、再出口以及统计差异等因素，美方统计对华贸易逆差数额往往大幅高于中方统计，据商务部研究，美方统计的2008年至2014年逆差数据平均高估19%。
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赤字问题，相反会增加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可持续发展，解决赤字问题还需双方共同努力。
第二，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损害中国合法利益。2016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d款，“无论如何，a（2）款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15年终止”，a（2）款规定中国企业在接受其他国家反倾销调查时，调查国可以使用替代国价格进行比价，从而确定反倾销幅度。然而，特朗普政府于11月30日正式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要求，意味着美国将继续采取替代国价格对中国企业设置较高的反倾销税率。这直接违背了WTO规则，释放了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不利于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大局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二）中欧经济外交
过去一年间，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外交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合作与摩擦并存。其中，中欧经济合作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其一，高层经济对话推机制进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扩大合作，共同发展。5月31日-6月2日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虽然当下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在不断增多，但在此次会晤中欧签署了包括投资、知识产权、海关、科技合作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这明确发出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并且持续巩固的积极信号。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分别与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和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共同主持了第五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和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两次对话中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贸易、投资和产业战略、金融改革以及技术进步对增长、就业和公平的影响等议题展开讨论。11月27日，李克强参加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会晤发布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使得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驶上“快车道”。在此机制的护航和助推下，建设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和“三海港区合作”等多个重大倡议先后提出。中欧之间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为中欧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有利于具体项目尽快落地实施。
其二，“中国制造2025”与欧洲各国的战略对接成为中欧双边合作的新契机。科技合作依然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合作的重点，“中国制造2025”概念则成为中欧战略对接的重要衔接点。2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法国总理卡泽纳夫时指出将“中国制造2025”同法国“未来工业计划”发展战略对接，抓好重点项目的落实，保持新兴领域合作的发展势头。6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瑞典首相勒文时表示，要将中国“十三五”规划、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同瑞典“智慧工业”战略对接，加强在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生命科学、绿色金融、高铁、航天等领域合作。7月4日，习近平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时认为双方要支持两国企业开展“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合作，释放两国制造业优势同互联网结合的巨大创新潜力，深化在智能制造、航空、新能源汽车、绿色发展、青年创新创业、未来交通等领域合作。7月7日，习近平在汉堡会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时强调，中英双方要加强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加强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同英国现代产业战略、“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等发展计划对接，深化金融、核电等合作。中欧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互补优势，并把互相作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基地，中国与欧洲国家通过“中国制造2025”与欧洲国家的经济战略相对接，共同寻找世界经济的增长点，确保重要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其三，能源气候领域合作成为中欧合作的重点。3月21-25日，欧洲投资银行代表在对中国进行的为期五天访问中重点讨论了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中欧洲承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问题，并且预计2017年一整年欧洲投资银行对华合作投资将提高到5亿欧元。在6月2日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中欧双方都表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推动落实好《巴黎协定》，共同努力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紧接着在同月22日的第七次中欧能源对话中，中国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与欧盟气候行动和能源委员卡内特共同签署了《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 2017-2018 年度工作计划》。中欧在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2017年中欧为履行巴黎其后协定而开展的合作行动是正在逐渐将中欧在能源气候领域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实在性成果。
中国与欧洲经济合作在2017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双方在经济领域存在的摩擦也不容忽视。中欧经济外交摩擦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欧盟未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对华经济政策继续保持严厉态势。2月5日，欧盟表示将对中国三种钢铁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并敦促中国削减钢铁产能。2月28日对原产于中国的中厚板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终裁，并决定实施为期5年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税率为65.1%-73.7%。3月2日，将针对中国光伏面板的反倾销关税延长18个月。欧盟对于中国能对欧洲市场造成冲击的领域持有及为谨慎的态度，不惜频频通过反倾销调查来防范中国。除了贸易领域，欧盟国家同样关注境外国家投资对欧盟利益的影响。7月12日德国内阁通过了政府干预战略性重要企业被收购的监管新规，主要用于限制欧盟以外国家的收购行为，德国成为第一个采取措施收紧外资收购的欧盟国家。这项限制外资的新规定不乏德国政府对中国资本日益增加的担忧。在这一政策出台之后，欧盟也有效仿行动。9月14日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发布欧盟外资审查法律框架草案，意图对外资并购欧盟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新框架下的审查标准包括外资并购是否会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产品的供应安全造成影响，是否会导致敏感信息泄露，以及外国投资者是否由政府控制等。尽管中国在与欧盟在有关投资贸易谈判中坚持对话磋商，但欧盟相对严厉的对华政策使得中欧难以在投资贸易合作中形成进一步的共识。
第二，欧盟对本应如期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第15 条义务问题上 “裹足不前”。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应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对华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这决定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能否被赋予合法性。本年中国主要领导人通过经济外交手段进行了多方游说，就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问题进行了多番讨论，但欧盟依然保持暧昧态度。年初欧盟以敦促中国削减钢铁产能为理由把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可的提议推迟到夏季。但在6月举行的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中方强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是“日落条款”，切实如约履约既是履行应有的国际义务，也是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并没有给予明确回应。对于欧盟成员国就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提议，德国表示支持，而意大利强烈反对，法国总理卡泽纳夫希望双方能找到妥善解决方案。在12月1日美政府向世贸组织正式提交书面文件反对在反倾销调查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之后，欧盟成员国是否继续跟随美国，将成为中欧经济外交未来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三）中日经济外交
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经济大国，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竞争关系；加上复杂的历史因素影响，中日之间近年来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相对冷淡的状态。不过，在2017年，中日经济外交关系呈现出了一些积极的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战略回缩，这使得日本意图再像过去一样借助日美同盟关系的力量在经济上制衡中国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中国和日本在构建开放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上是具有一定的利益契合点的，就连日本官方也承认，日中“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努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两国唯一的选择”。在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下，2017年中日经济外交关系有所突破。
第一，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有所松动，并向中国释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号。2017年6月，在第18次中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副部级定期磋商会议上，中国向日本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与日本就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进行了建设性探讨，日本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到201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G20德国汉堡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欢迎日本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展开合作；而安倍晋三也表示，愿意同中国深化经贸、金融、旅游等合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而到了2017年11月，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再次碰面，两国又一次提及要积极探讨并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在互联互通、拓展金融、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合作。从日本态度的变化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日本也意欲从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分享经济红利。在具体措施上，11月日本还派出经济界代表组成访华团，与中国政要会谈，并与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的官员交换意见，还前往广东考察当地企业，多次提及要挖掘“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潜力。
第二，中日在RCEP等共同参与的地区制度框架下探寻深化经贸合作、实现共同治理的可能。由于美国退出TPP后，TPP前景黯淡，日本积极活动要在经贸关系方面寻找更多合作的机遇。除了努力推动TPP继续发展并将TPP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外，日本还有一个地区合作制度的选择，那就是RCEP。由于主推CPTPP的发展需要付出更大的政策成本，相较之下，日本支持RCEP的可能性有所增加。2月27日至3月3日，RCEP第17轮谈判在日本神户举行。这是美国退出TPP后，RCEP的16个成员举行的第一轮谈判，意义重大。在此轮谈判中，成员国在约13个议题上展开协商，包括投资和电子商务的基本原则，关税减让、货物与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和知识产权等相关议题，成员国在中小企业和经济合作方面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目前RCEP谈判已进行了20轮。尽管各方多次强调要齐心协力尽快实质性结束RCEP谈判，但RCEP的最终达成仍需经历诸多挑战与考验。对于日本而言，尽管RCEP并不够令人满意，但已经是既有的促进亚太经贸规则升级的选项中最有可能的一个制度选择了。因此，在中短期内，中日两国在RCEP等制度框架下可能有比较深入的合作。
第三，在金融货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方面，中日双方的务实合作正在有序开展。其中既包括了制度化的经济外交往来，如5月5日的“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5月6日的中日财长对话、9月13-14日的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包括了就环境保护、科技交流等议题上通过中日官员互访开展的非制度化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总体上看，在美国战略回缩的背景之下，日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对外经济关系布局而另寻经济合作的出路，这给中日两国提升双边经济合作水平、深化在共同的经济治理制度框架下的互利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双方目前也展开了一些良性互动和接触。不过，仍然是要警惕日本的右倾化趋势，避免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主权等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对中日正常经济往来、中国民众情感等方面造成更大的阴影及负面影响。
（四）中俄经济外交
2017年，中俄开展了涵盖多个领域、涉及不同层级、跨越多个机制的经济外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引领了中俄经济外交的基本走向。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9月，习近平在厦门金砖峰会期间会见了普京。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习近平先后在京会见了参加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的梅德韦杰夫。11月，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岘港峰会期间再次会见了普京。同月，李克强赴俄会见了普京。两国领导人密集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同盟的战略对接，强调加强投资、能源、地方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开展“冰上一带一路”合作，等等。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会晤，为中俄经济外交提供了良好的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保障了两国经济外交取得积极成果。
中俄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外交，能源合作成为了本年度中俄经济外交的重点。4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俄罗斯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共同主持召开中俄能源委员会会议，就中俄重点能源项目合作交换意见。9月，张高丽与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举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再次就能源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张高丽还分别于2月和9月会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就中俄原油贸易及原油增供、东线天然气、亚马尔液化气、西线天然气、远东供气等合作项目进行了交流。当前，中俄远东石油管道二期刚刚建设完成，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上马，亚马尔项目也已投产，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和副总理级的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俄各部长级的经济外交合作也非常活跃，在能源、金融、贸易、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2017年，外交部长王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商务部部长钟山、国家能源局局长任努尔·白克力、科技部部长万钢、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副部长张桃林、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华等分别与俄方部长举行会谈，就扩大能源贸易规模、共同加强金融合作、推动对俄投资、开展科技研发合作、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加强两国民间互访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并达成了多项重要成果。中俄在部长层面开展了多项经济外交合作，成为了两国经济外交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成为了中俄开展多边经济外交的重要制度平台，两国在这些机制下开展了多项经济合作。9月，金砖国家峰会在厦门召开，习近平会见普京，双方除了大力推进中俄经济合作外，还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力求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在金砖机制下，中俄两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能源部长（局长）、农业部长、外交部长等先后会晤，就诸多更为技术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上海合作组织于6月举行了元首理事会，于4月和9月分别举行了两次部长会议，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对经济事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对接等问题上形成了诸多共识。此外，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中俄两国也就贸易、金融、能源、气候变化、发展、产能对接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探讨，共同发出了改良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
总之，中俄两国在2017年开展了密集的经济外交活动，高层领导人频繁互访会晤，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以及下属各机制运转高效，两国在诸多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下也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在能源、战略对接、产能合作、投资等诸多领域达成了诸多成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五、中国经济制裁促进地区安全
经济制裁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对另一个破坏国际规则、安全与秩序与国际行为体实施的惩罚性措施，也是经济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2017年中国制裁外交的两个典型案例是对韩国乐天的制裁和对朝鲜的制裁。
（一）中国制裁韩国乐天
2月28日，随着韩国乐天集团同韩国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中韩双方因部署“萨德”而产生的矛盾进一步升级。选址问题解决之后，“萨德”部署进程就完全掌控在韩国军方手里，落地节奏将大大加快。乐天集团是中韩关系良好发展的受益者，此次卷入部署“萨德”的政治风波且配合韩国军方的行动，不仅使其丧失了在华经营的民意基础，也进一步将中韩关系以及东北亚战略安全局势推入旋涡。
面对外界对于中国政府是否会对韩国乐天集团采取惩戒措施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8日回应表示，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要由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决定。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但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在所难免。
自从2016年7月韩美政府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韩双方不仅政治关系遇冷，经贸往来也受到影响，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遭到严重损害。部署“萨德”意在防御可能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然而其2000公里雷达探测范围实际涵盖了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华中大部分地区，同时也将俄罗斯远东地区大部分的中远程导弹发射活动置于监视之下。这种超出了半岛防卫需求的反导系统部署，客观上损害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从而打破了东北亚现存的安全格局，也严重损害了中韩之间的战略互信。本就复杂的东北亚局势随着“萨德”的部署将会变得更加紧张。
乐天自从卷入“萨德”换地风波，便开始遭遇中国民众的抵制，陷入在华经营困境。换地协议正式签署以来，乐天在华门店陆续关停，乐天产品也遭遇下架。乐天集团1994年便进入中国，如今在华拥有120多家门店、业务覆盖24个省市，涉及零售、旅游、石化、金融、制造、食品、建设、服务等多个领域。2016年，乐天在华营业额3.2万亿韩元。其中就免税店一项，中国游客消费比重占乐天免税店总销售规模的七成。由此可见，在华经营困境将对乐天集团产生不小的影响。
而乐天的经营困境只是中韩经贸关系受挫的缩影，中韩两国在过去几年由于高层往来互信而产生的紧密合作关系正在受到挑战。2015年，中韩贸易额达到2758亿美元，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对象国，韩国也一直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展紧密的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然而受部署“萨德”影响，赴韩旅游的相关产品陆续下架，赴韩中国游客减少，韩国免税店收入出现下滑，韩国影视娱乐产业在中国的扩展也受到限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很可能遭遇更大困难。未来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实施、中韩货币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的前景并不明朗。
（二）中国对朝制裁
过去一年间，朝鲜进行的多次弹道导弹试射搅动着东北亚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一再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力度，试图通过切断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资金、原料来源等对朝施加压力。而中国方面也发布了多项声明支持联合国决议并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
2月18日，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公告，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将从2月19日起全面暂停进口朝鲜原产煤炭，临时禁令有效期至今年年底。
8月14日，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再次发布公告，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水海产品。
8月25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声明，禁止朝鲜实体或个人来华新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禁止已设立企业增资扩大规模。此举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一致。商务部补充说，对违反联合国决议的中国公司对朝鲜投资和现有投资的增资申请不予核准。
9月22日，中国商务部宣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并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按照联合国针对朝鲜核导活动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国将限制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并停止进口朝鲜纺织品。在前几轮制裁后，纺织品被认为是朝鲜现在最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按照联合国的前几轮制裁措施，中国已经减少了自朝鲜进口的煤炭、铁矿石、海鲜及其他产品。
国际社会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了多轮经济制裁。制裁是手段、工具而非目的，通过胁迫、惩罚目标国，向目标国发信号，威慑目标国，从而起到同政治和军事手段相同的作用，即期待目标国改变政策。近期以来，国际整体对朝实施的经济制裁力度有所加强，最大限度遏制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朝鲜核问题，还需将朝鲜拉回谈判桌前，通过对话谈判等政治渠道和平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通过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旨在惩罚并警告邻国朝鲜不要追求发展核武器，而非完全切断其经济命脉，将其逼到绝境。中方一直呼吁朝鲜半岛核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外长王毅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曾提及：“目前越陷越深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恢复对话和谈同样是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必要步骤。”中国方面一直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继续遵守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避免采取单边行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六、2018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展望
展望2018年，中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机构将正式走马上任，中国经济外交仍将继续全面推进，预计会在多个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第一，在自贸区建设与谈判方面，2018年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布局很可能还将继续呈现出区域和双边层次同时并进的特点。一方面，在区域层面，中国或将不遗余力地推动RCEP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并最终达成一致。尽管RCEP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大型区域贸易制度安排，但中国规模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不容忽视的大国权威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将在RCEP的最终达成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将重点助力RCEP的谈判进展，力争早日占领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主动地位。而对于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仍将继续推动其谈判进程，但能否达成实质性成果，还将视三国政治关系情况而定。
另一方面，在双边层面，中国可能还将从两大方面入手，针对不同的自贸伙伴对象有不同的谈判重点。首先，继续密切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尤其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深化密切合作，使未来自贸区建设进一步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其次，尝试拓展或深化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贸联系，提升中国自由贸易网络的质量，借此也进一步熟悉发达经济体在自贸谈判中的“套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加拿大的自贸区谈判、中国与新加坡、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都将是2018年可期待的自贸协定进展亮点所在。
第二，中国“带路”外交的力度仍将进一步加大。2017年，中国政府相继出台并启动了《“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年）》、《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行动计划（2017-2020）》等多项行动方案。以这些规划为依据，中国将在2018年发动更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与能源开发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从政府的重视程度、企业的活跃程度及沿线国家的回应情况来看，2018年“带路”外交将继续焕发活力。
然而，这不意味着“带路”外交将是一帆风顺的。从2017年的表现及国际形势的预期来看，2018年“带路”外交也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海外安全威胁。“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宗教民族矛盾尚未消弭，企业海外经营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此外，美国亚太战略尚未定型，印度的有意干扰和日本的暧昧表态，都将成为2018年“带路”外交的外部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带路”外交范围的扩大，如何维系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外交网络，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是一大考验。如何改善沿线国家政府及其民众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为“带路”外交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也是未来中国推进“带路”外交首先必须应对的问题。
第三，在当前大国关系“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重构期”重叠，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2018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举行G20峰会主题，为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增进共识。南非将举办的第十届金砖峰会，对于滞后的工业化水平将给予更大关注。2018年APEC会议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主题是“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另外，中国将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并于2018年6月举办峰会。中国将更加注重抓住机遇，增强在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气侯变化、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协调，增强与发展中国家G20、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对话平台中的有效合作。
第四，在能源领域，2018年中国会在现有合作机制下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开展一系列技术性对话和谈判，着力推进一批重点能源合作项目的落地，同时为全球能源治理与能源商业合作提供助力。首先，中国将进一步完善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现有的能源合作对话机制、能源合作工作组、能源论坛，在这些机制下继续开展务实交流与合作，落实与上述国家签署的涉及油气开发、电力输送、核电利用、新能源研发、可燃冰开发、低碳技术研发等的多项协议及备忘录。特别是，中国将重点推动中美、中俄能源合作，推进中俄天然气东线管道、对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项目投资和西弗吉尼亚州页岩气项目投资等一批重点能源合作项目落地。其次，中国还将继续在国际能源署、国际清洁能源、国际能源论坛等多边机制下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就低碳经济、应对价格波动、北极能源开发等诸多议题进行交流磋商，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助力。最后，中国政府还将与埃克森·美孚、切尼尔、雪弗龙、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泰拉能源公司等国际能源公司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推动商业能源合作，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第五，中美经贸关系在2018年将继续延续曲折向前的发展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双边重点合作领域继续深入。“百日计划”和特朗普总统访华均取得重要收获，中美在能源、农产品等领域互补性强，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未来有望继续扩大贸易规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我国将继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同美国深化合作；此外，中美还有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第三方合作等领域，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二是中美经贸摩擦不确定性犹存。一方面，2017年美国对中国钢铁、铝、知识产权等领域展开多项调查，调查结果在2018年后陆续出台，美国可能对中国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将为中美经贸关系增加障碍。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将减少贸易逆差作为执政重要内容，不过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呈增加态势，不排除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力度的可能性，中美经贸摩擦压力未减。三是中美高层对话助力经贸合作。中美经贸合作与竞争并存，在两国元首及经济团队的持续对话中，中美可有效通过沟通交流管控分歧、加强合作。2018年，两国元首仍有机会在多边和双边场合进行会晤，持续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提供动力，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机制也将继续为两国探讨经贸议题提供平台。
第六，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将继续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力度，通过切断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资金、原料来源等手段进一步遏制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不断对朝施加压力。美国将继续号召各国中断对朝外交、中断对朝原油贸易，以单边或多边制裁形式对朝鲜实施惩罚。联合国安理会也将继续出台更强有力的对朝制裁措施，制定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朝鲜核导活动升级的方案。目前，中国已发布了多项声明支持联合国决议并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未来，中国会继续呼吁所有相关各方在继续遵守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的基础上，避免采取单边行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七、结语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外交舞台上的最为活跃的角色。经济外交既是中国在政府层面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一种手段。纵观2017年中国一系列经济外交活动及其成果，它一方面为中国和相关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福利，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关系。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1-11月中国出口总额为13.8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6%，进口额达11.29万亿元，增长20.9%，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15.4%、13.3%、8.8%和20.4%，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向好。另一方面，在2015年以来逆全球化趋势渐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地缘经济与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并未收缩对外经济交往，反而进一步“外向化”，依据“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务实且有秩序的合作。这种适时承担起大国责任，增强世界各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的举动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体量排名上的地位，而是负责任的、值得信赖与依靠的经济大国乃至强国的地位。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外交蓝皮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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