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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历次国际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建构，产业园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受到多国决策者的青睐，文章将其置于全球竞争背景下，力图从错综复杂的产业园区现象中找到其发展途径的规律性分析构架，主要阐述三方面的内容：一，产业园区的类型及其发展背景；二，产业园区政策的理论溯源；三，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建立了名目繁多的产业园区，且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各自所设立产业园区的种类和名称也不同，但整体上，产业园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关注单一的短期性经济增长目标的传统产业园区，另一类是关注多元的长期性综合发展目标的现代产业园区。前者不仅在出现时间上早于后者，而且基本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产业园区这一政策工具的初始阶段都会选择；其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强调加工制造环节，主要有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和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园两个子类。后者则在前者加工制造环节基础上延伸或增加了新的环节，且不同环节之间的组织方式和功能表现等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可细分为科技园、生态产业园、创新区等子类。
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背景、所能供给条件的实践基础，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的概念之成型，得益于在各国不同发展阶段兴起的区域及产业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之于出口加工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之于生态产业园区，创新集群理论之于科技园区，创业生态系统之于创新区等。文章选择性地阐述了影响产业园区发展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一方面较为清晰地解释了不同产业园区的发展原理；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园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推广提供了相对规范的思路，有助于把握今后国际产业园区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
就现阶段产业园区关联理论及产业园区实践的发展进程而言，二者亦都有着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前者表现为不同理论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建立，因此需要在跟进指导或启示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发展实践的同时，逐步建立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后者则因其内涵的时空变迁而表现出两大走向：其一是传统产业园区被赋予新的内涵，使得传统与现代产业园区及其内部子类之间的界线在具体实践中趋于模糊；其二是新理念、新技术、新媒介、新要素以及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创新都在改变着以往的产业园区内涵，乃至孕育着新的产业园区类型。
我国数不清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园区从国家到地方的经济发展、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下，在沿海发达省份，原有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产业园区正在从依赖外资走向内外资并重或以内资为主，从依靠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走向自主创新，从单纯加工制造走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从污染严重走到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各种当代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加速器和孵化器等创客空间涌现出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育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国外创新和创业者进入园区。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类似上述传统产业园区类型的大量园区已经向科技园、生态工业园和创新区过渡；原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正在迅速培育着创新集群，注重产学研合作和企业网络构建的制度创新。在部分欠发达省份，新的产业园区还在兴建，但应当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并确认其目标是现实的，避免将园区定位在尚不具备基础设施的极度落后或偏远的地区。这种新园区在设立之初，可能不得不从传统类型的园区开始发展，但需要有明确的长期愿景，而不能功利主义地将增加经济收益作为唯一的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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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产业园区这一研究对象，本文首先将其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两大类，并分别做了细分，继而梳理相关政策演变脉络及其对应的主要相关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创新集群理论、工业生态系统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理论，然后基于产业园区的国外理论背景和中国发展经验，对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园区升级前景进行了预测。
1930年代以前，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企业投资和经营的条件下，企业家通常会把工厂放到成本较低的区位，在集聚经济的作用下，自发的工业区开始形成，并在产业革命之后，从18世纪末英国的发源地扩散到世界各地。马歇尔（A. Marshall）在1898年就已经发现，一种产业选定某个地方后，同种或关联产业也会向该地靠近，相互之间组成生产环节上互利或互补的共同体，共享基础设施，共用昂贵的机器。在以蒸汽动力技术广泛应用、工厂制普及为特点的工业革命时代，韦伯（A. Webber）在1909年就提出，一个工厂规模的扩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约成本，而若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厂有集聚的愿望，实际支付运费最低的地点，将会成为工业集聚的地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内部，陆续出现承载产业活动的工业区，有的是在城市内部未经周密规划而自发形成的，有的是围绕主导工业部门或企业而建立的，还有的是为多个新企业入驻而改造的城市内部综合性工业区，皆是由于集聚能产生规模效益，且一定数量的企业及其产业活动集聚必然需要一定的空间予以承载。
193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国家都实行了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发达国家，通常除了振兴那些衰落的老工业区或内城地区之外，也在郊区建设新的产业园区。在小尺度上，规划的产业园区给承租人提供了与大城市产业集聚区大体类似的集聚经济。产业园区给一些可能原本不相关的厂商提供了土地以及基础设施，如公共交通、污水处理、水电供应等，使租户节约了需要自筹这些服务的额外成本。从1950年代末起，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产业区域开发政策来发展国家经济，政策目标是既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各地区均衡发展，减少区域差异，这些为吸引投资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工具，涉及为工厂设备提供资金、为投资者提供优惠税率和提供工业厂房等基础设施等，而建设产业园区是产业开发政策中的重要措施。
产业园区是一种由政府或企业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环境，是区域开发的政策工具，且多位于在土地供给方面具有较少掣肘因素的城市郊区。在发达国家，郊区空间避开了城市内部所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甚至犯罪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园区大都依靠政策环境和基础设施，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吸引特定的投资和经济活动，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但是，并非所有产业园区都能成功，单纯依靠放松管制和政策优惠的园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依赖低成本优势的产业园区，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面临极大的升级压力，因为产业在全球转移，低成本的区位可能被替代，营建产业园区的风险正在增加。我国目前依靠外力和初级劳工的产业园区正在实行创新驱动的升级战略，逐步注重园区内部产业联系的构建，争相把在全球流动着的生产要素留在本地。
为此，梳理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脉络，对于我国国内乃至在他国建立和即将建立的产业园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三方面入手，对产业园区的相关理论及其演绎进行阐述：其一，产业园区的类型及其发展背景；其二，产业园区政策的理论溯源；其三，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本文将产业园区置于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力图从错综复杂的产业园区现象中找到其发展途径的规律性分析构架。
1 产业园区的类型及其发展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建立了名目繁多的产业园区，例如免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企业区、工业园、工业村、工业团地、科学园、技术园、研究园、技术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工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等。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各自所设立产业园区的种类和名称也不同，但整体上，产业园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关注单一的短期性经济增长目标的传统的产业园区，另一类是关注多元的长期性综合发展目标的现代的产业园区。前者不仅在出现时间上早于后者，而且基本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产业园区这一政策工具的初始阶段都会选择，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强调加工制造环节；后者则在前者加工制造环节的基础上延伸或是增加了新的环节，且在不同环节之间的组织方式和功能表现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制的亚洲经济区研究报告中亦有若干种园区类型定义的具体阐述，本文在其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的内涵做了进一步凝练。
1.1 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产业园区
传统产业园区主要包括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和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园两类。这类产业园区旨在实现原料、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流动，以及土地、交通、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共享，进而产生集聚效应。在实践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因自身发展基础的差异，在园区的生产要素及资源的供给方面进行了弹性调整，在中国，这类园区以早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主体。
1.1.1 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
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是在面临生产力低下、资金缺乏、人才不足、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所采用的特殊政策工具，它的雏型形成于爱尔兰。1959年，由于远程喷气式飞机的发展，香农（Shannon）机场作为国际航空加油站的作用消失，为解决失业问题，爱尔兰政府在香农机场附近建立了出口加工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则倡议这种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工业区和自由港结合体”在世界推广。1960年代以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跨国公司外包业务使出口加工区得以迅速发展，如该时期墨西哥曾颁布法律，允许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20km范围的区域内建立边境加工厂（maquiladoras）。
出口加工区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园区的主要类型。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跨国界流动，一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分工，带来国别经济可能的对外依赖性——依赖外部原料，依赖外部设备、资金和技术，依赖外部消费品的供给，依赖外部销售市场等，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与此同时，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1.2 工业园（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是最早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产业园区类型，称谓各异，例如美国的工业园和英国的企业区（enterprise zone）。建设这类实体的目的在于吸引新工业的投资，缓解工业对中心城市的压力和对环境的污染。较早的工业园曾定义为：在兴建工厂之前，由一个独立组织的规划提供一组适用的工业建筑（用地），辅之以基础设施和绿色空间，如公共道路、植物园、娱乐场所、停车场等，且包括各类设施之间的地带。由于用地限制和地租增加，工业园内的多层建筑逐年增多。从美学角度来看，工业园强调形体设计、保持建筑物后退和建筑密度最小等类似公园的特点，并且在其管理中保持优美的、类似公园的环境。工业园是在功能和美观上能够产生独特环境的工业规划用地，能够满足低层、现代化、分散的办公楼自由布局的需求以及厂房、实验室寻求优美区位环境的需求。
随着传统产业园区的日趋成熟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被逐步肯定，其陆续成为许多地方乃至国家所选择的重要发展战略。政府对产业园区建设的参与度也相应提高，通常表现为以创造就业机会或提高地方收入为目标，以提供特殊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地价优惠、新员工免费培训等）为手段。
1.2 多元现实问题导向下的现代产业园区
现代产业园区可细分为科技园、生态产业园、创新区等子类，其成因在于产业园区面临的冷战后期经济复苏、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科技创新软硬实力的全球性竞争等发展形势，具有较为明显的问题导向特征。
1.2.1 科技园（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科技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其具有以下特征：景色优美、环境宜人、基础设施完善，吸引科技人才；和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正式运作上的联系；积极的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孵化器设施和服务，推动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商业化等。科技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这个分类借鉴了卡斯特尔和霍尔对世界高技术中心（technopole）的分类，但稍有不同，其第一类是在创新环境基础上建立高技术公司的产业综合体（high-tech complex），如美国硅谷】：一是大学科技园（university science park）；二是科学城（science city）；三是技术园（technology park），其中，第三类实际上是介于传统产业园区与现代产业园区之间的类型。
科技园的成型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在冷战结束前后进行自身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和科技革命的推动，最知名的科技园是斯坦福研究园。之后，科技园在亚洲兴起，其功能主要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引进，以亚洲早期承接欧美加工制造环节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等为代表，例如日本的筑波、中国台湾的新竹、韩国的大德等。中国大陆的科技园区起步相对较晚，但形式较为多样，最早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并伴随国家转型发展战略的确立，早期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园区内部也逐步衍生出众多的科技孵化器、工程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政府对于科技园通常有明确的创新人才引进、创新环境营造、创新政策制定等发展举措。
1.2.2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 park）
生态工业园是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地方社区之间合作，通过密切的产业联系，共享各种资源，减少生产过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强废物循环利用，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工业园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与1970年代世界性能源危机问题的产生息息相关。该类产业园区一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生态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就核心产业内容而言以化工能源产业居多，目前最为成功的案例是丹麦的卡伦堡（Kalunborg）生态产业园区。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有较为成功的生态产业园区项目。相比而言，我国的生态产业园区囿于产业发展阶段、企业社会使命感缺失等限制因素，建设进程相对滞后，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甚至一些强制性行政手段予以支持。就内涵而言，生态产业园区的产业门类有着鲜明的“绿色”、“共生”等特色，园区的企业之间也相应形成体系化的物质与能源交换网络。
1.2.3 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
21世纪初，一种新的产业园区——创新区在欧美城市的建成区内部和近郊出现，它与1950年代以来以美国硅谷式郊区走廊为代表的庞大研究中心和大学校园聚集的地理空间模式完全不同。创新区强调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及其行动，其中的企业加速器和孵化器等空间通过公共交通、局域网、混合用途建筑相互连接，期间行为主体的协作和知识共享意识也相应得到培养。第一个正式的创新区于 2000年诞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22@区【22@区位于巴塞罗那的格洛里（Glories）区，地处巴塞罗那的核心区域。】如今全世界已有上百个官方的创新区。创新区对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已成为创新驱动城市产业升级的重要枢纽。
相比于现代产业园区中的科技园区和生态产业园区，创新区的出现较晚，其以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进程中关注创新人才、注重人本理念回归为社会背景，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创新区建设以期自身的科创软硬实力能够在全球性竞争中拔得头筹。我国尚未形成与创新区相匹配的概念性框架和相应实践。在其核心内涵方面，创新区的建设注重对创新创业人才生产与生活诉求的协调与满足。如果说传统的产业园区大多都有特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那么创新区则不局限于特定的产业或某类资源，而是学习、研究、创新和生产活动的汇集与交织，更加强调创新的开放与共享，影响未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就其发展实践而言，在出现时间上虽存在先后，但并非绝对的替代关系。因为不同的产业园区类型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更迭中有着明显的时空特点，即受产业园区这一载体自身的时间纵向演变规律和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共同影响，因此形成了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百花齐放的发展局面。
2 产业园区政策的理论溯源
2.1 产业园区理论发展脉络
产业园区发展的时空特点促成了其自身内涵及内部产业活动的多样化，由此衍生出了不同的产业园区类型。早期产业园区的相关研究中对其区位和功能属性各有侧重，并伴随相关实践的频繁出现，不同研究线索逐步交汇与发展，使得产业园区的理论本质渐趋明确。
二战后初期所发展的产业园区以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为助推，以如何尽快高效地完成国家经济体系的重建为发展大方向，以区域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为议题，此时的产业园区指导理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以区域发展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新国际分工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为代表。
进入20世纪后期，伴随区域发展所关注内容和所涉及影响要素的日益多样，产业园区所承载的功能趋于多元，其相关理论研究逐步摆脱对唯经济效益论这一初衷的依赖。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浪潮与1990年代西方国家城市化结束和逆城市化现象的交汇，倒逼区域发展理论体系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关注人本诉求，注重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唤起了对创新理论的回溯，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对于产业园区类型的更迭及发展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在产业园区研究视角的演进过程中，产业园区承载的活动由早期的纯生产活动逐步演变为生产与生活叠加的综合性活动。这一演进与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同步的，例如福特制的流水线作业和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出口加工区较大规模的郊区工厂，零部件由单一技能型劳动力进行组装，而规模化量产和个性化定制的生产则会在城市中心的小型工作室内进行。另外，人本理念的回归使得产业园区逐步摆脱唯经济增长论的影响，成为协调从业人员生产与生活活动，以及反映从业人员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共性人本需求的集合体，甚至成为引领不同国家和地区转型方向的旗舰区域。
2.2 不同产业园区关联理论辨析
产业园区相关理论演进与园区类型衍生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不断更新的相关解释理论学说与产业园区衍生过程并行（表1），这些研究在指导或启示相应时期产业园区发展实践的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步实现自身的演进。
表1 产业园区类型对应的主要关联理论
2.2.1 传统产业园区的代表性理论——增长极（growth pole）
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与国际上出口加工区的建设实践在时间上同步。其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由抽象经济空间延伸出来的，之后布代维尔（J. R. Boudeville）在1966年将增长极的经济概念转化为地理概念。增长极理论认为，把推动性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嵌入某特定空间可以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该理论成为政府在参与产业园区建设、空间选址引导、功能定位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基础。
国际上很多决策者对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含义的解释相当宽泛，在许多方面与其理论不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增长中心政策与佩鲁最初的基于产业之间关系的增长极理论的本意大相径庭。本来有独创性的增长极理论在政策的操作中却不幸沦为投入产出分析，通常偏爱吸引大型企业，不重视对于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因而失去了强调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变的核心内容。增长极理论被当成一个工具来证明某些区域投资的正确性，并且盲目地假定增长极所引导的发展会自动发生，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只被引导去连接增长极和周围区域，却不考虑地方经济是如何增长的。对于非中心区域，增长极理论成为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的借口。
当然，增长极这一概念本身也具有局限性。首先，重要的内源性增长过程被排除在增长极理论之外。佩鲁及其弟子从理论上无法解释创新的推动性活动如何展开，只是把创新单位具有先进的技术看作既成事实。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增长极理论也不能解释创新活动在增长极地区的发展，从而暗示欠发达地区不能自行增长，必须依靠增长极或增长中心的引导。其次，增长极定义本身就很模糊。它的基础是佩鲁对经济增长的大体思路，概念的描述非常抽象，没有进行地理设定，这一概念却被广泛应用于具体地区。再次，增长极理论可以从各种方面进行解释，既是论断，也是信仰，甚至是“事实”，因此很自然地被作为灵丹妙药，在各种情况下均被接受，甚至不用验证，就应用到许多经济发展规划中。
由于增长极概念的缺陷，总体来说，自1955年至今，增长极理论的实践并不成功，它在政策领域的普及并没有帮助其巩固概念。一个理论或概念在证据尚未巩固、未经严格审查和激烈辩论的情况下就被广泛接受和实施是非常危险的。
2.2.2 现代产业园区关联理论的酝酿
长期以来，有关学者对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实践不断进行反思。实施传统的区域开发政策，例如对大型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以及在本地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发展主导产业等，是期望这些项目能产生足够的乘数效应，使它们的经济效益扩散到不发达地区，以缩小地区差异，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在实施这些传统政策时，却较少重视从根本上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这样的政策在各国实施多年，甚至几十年，落后地区所获得的好处仍然是微薄的。传统理论过分简单地强调区际流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资金，却忽视了影响区域动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各个企业运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和战略不同，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衡量众多企业活动的“舞台”——区域及其发展，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区域的经济变化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各个地方的特征是多方变化的综合反映，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其中，技术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0年代以后，伴随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成型，新的基于技术创新的区域发展理论开始盛行，该理论认为地区固有的技术潜力和地区的技术接收力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地区固有的技术潜力包括劳动力技术水平、企业家素养以及地方创新环境与氛围等。决定地区技术接收力大小的是社会、政治、政策、经济、文化、自然等多种因素。当某地区依赖于外部技术时，则需要有一种内部的能力去吸收外部的知识和技术。这种发现、选择、采取、运用、学习、改进新技术的能力是每一个企业以及它所在的地区获得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
伴随上述区域发展认识的演化，现代产业园区趋于成型，并在全球范围内陆续酝酿出现了新的关联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创新集群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正在成型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理论）。
（1）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
科技园的理论基础是创新集群理论。创新集群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近距离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是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产业创新首先取决于创新型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此外决定于知识学习的过程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关系的质量、强度及其网络的结构。
学者卡斯特尔（M. Castells）和霍尔（P. Hall）全面考察了科学园、科学城、高技术城等规划，他们认为，建立高技术中心整个事业最艰难的部分是推动大学研究人员和产业界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非正式的，通过随便的交往或通过鼓励有创业精神的大学衍生公司建立起来。在一些比较拘谨的国家……这种联系可比较认真地通过中介或联络机构建立起来。”判断规划的高技术中心是否真正达到发展高技术的目标，以及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主要标志，是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公司之间的协同作用情况。他们提出，对高技术城规划的评估不仅要回答建造了多少工厂，雇佣了多少工人，而且要回答深层结构的问题，即高技术城计划是否形成了新的创新能力。
创新集群中最重要的是促进合作的机构（institution for collaboration）加强企业间联系，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费用，从而促使产、学、研、官互动，促进产业融合和技术创新。中国的一些较成功的科技园的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等多种组织通过机制创新，正在起着合作机构的作用。那些在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绩效方面较差的科技园，正是缺乏这类合作机构。另外，尽管创新集群具有地方化和专业化特征，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投入又不完全是本地的。中国的科技园与发达国家科技园相比，需要更加注重国际企业之间和科技园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2）可持续发展和工业生态系统（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eco-system）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工业生态学打破了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传统认知。1989年美国科普月刊《科学美国人》“地球的管理”专刊中，弗罗施（R. Frosch）和加劳布劳斯（N. E. Gallopoulos）提出了工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在传统工业体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独立于其他工序，消耗原料，产出产品和废料；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一种更为一体化的方式来代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传统生产方式，那就是工业生态系统……也许人们永远也达不到一个完美的工业生态体系的境界，但是，企业家和消费者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习惯，如果他们愿意保持或提高生活水准而又不去破坏环境的话。”生态产业园区实践的出现早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成型。该类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对于物质与能源交换网络、产业共生体系的构建通常受其自身发展需求驱动和政府参与引导的双重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数量的增长与兴起的过程，亦是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形成和明确的过程。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之后，促进了生态产业园区的发展，且涉及生态产业园区的产业、管理、政策等多个方面。
（3）企业家（entrepreneurship）和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企业家的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地区的企业家密度取决于该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当某地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各种类型的企业构成、良好的基础设施、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政府对新企业的激励政策时，本地企业家会涌现出来，进一步吸引外地的企业家。政策不能创造企业家，但可以通过对本地教育长期投资来培养企业家；通过提供风险资本，鼓励企业家留在本地；通过建立孵化器设施，降低创业难度，把企业家集中到一起。政府的税收、法规、管理条例、尊重技术人才等政策，都影响到企业家密度。
地方环境会影响创新和创业机会。 2010年 7月，伊森伯格（D. J. Isenberg）在《如何开始创业革命》（How to Start an Entrepreneurial Revolution）一文中论述了有利于企业家茁壮成长的环境。他基于世界各地的范例，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这是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网络环境。在创业生态系统中，企业家有机会获得所需要的人力、财力和专业资源，并在企业运营中得到政府的政策激励和保护。
创业生态系统是对创业精神有实际或潜在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网络。除企业家外，还可能包括政府、大学、科研机构、投资者、银行、律师、社会领袖、私人基金会和国际援助机构等。它们可以在企业发展、融资、市场分析、营销、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管理、法律支持、财务会计管理等方面进行探索，寻求规模经济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创业动力，而每个参与的初创者则着力于研发、产品管理、销售、售前和售后支持。判断创业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关键是能够降低官僚制的创新障碍，有支持创业者独特需求的政策，有相对自由、容忍失败的氛围，有金融机构参与等等。
3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伴随历次的国际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建构，产业园区受到多国决策者的青睐。在应用这个政策工具的过程中，园区功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具有时间上的梯度性，如从最早的享有国家（地区）乃至跨国特殊政策待遇的特别经济区（如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到强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业园区、以创新活动为主要承载内容的科技园区，乃至时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开放共享的创新区。
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背景、所能供给条件的实践基础，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的概念之成型，得益于在各国不同发展阶段兴起的区域及产业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之于出口加工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之于生态产业园区、创新集群理论之于科技园区、创业生态系统之于创新区等，以及比较优势理论、新国际分工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本文选择性地阐述了影响产业园区发展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一方面较为清晰地解释了不同产业园区的发展原理，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园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推广提供了相对规范的思路。
就现阶段产业园区关联理论及产业园区实践的发展进程而言，二者亦都未曾止步，且有着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前者表现为不同理论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建立，因此需要在跟进指导或启示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发展实践的同时，逐步建立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后者则因其内涵的时空变迁而表现出两大走向，其一是传统产业园区被赋予新的内涵，使得传统与现代产业园区及其细分类型之间的界线在具体实践中趋于模糊；其二是新理念、新技术、新媒介、新要素以及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创新都在改变着以往的产业园区内涵，孕育着新的产业园区类型。
从理论上讲，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园区加强了与国内经济的联系，并在国内获得了更多的投入，增强了供应商的能力建设和技能积累。当园区及其周围产生网络化的企业集群时，园区的发展则更为先进。通过劳动力培训，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提高生产力，促进创新，一般的传统产业园区可以逐步向技术先进的园区过度，并促进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深圳等城市内的园区已经展示了这样一个升级过程。
在中国，数不清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园区从国家到地方的经济发展、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做过很多研究。现在，在沿海发达的省份，原有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产业园区正在从依赖外资走向内外资并重或以内资为主，从依靠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走向自主创新，从单纯加工制造走向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从污染严重走到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各种当代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加速器和孵化器等创客空间涌现出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育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外国的创新创业者进入园区。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类似上述传统产业园区类型的大量园区已经向科技园、生态工业园和创新区过渡；原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正在迅速培育着创新集群，注重产学研合作和企业网络构建的制度创新。此外，在欠发达的省份，新的产业园区还在从零开始兴建，尤其是在相对贫困的区位兴建。
产业园区并不一定是灵丹妙药，并非公布了建立园区的文件、预留土地，提供税收减免，很快就能振兴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从全世界看，很多传统的产业园区并没有实现其使命，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上述的先天缺陷。因此，建设从零开始的新园区应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并确认其目标是现实的，应避免将园区定位在基础设施缺乏的偏远的地区。这种新园区在设立之初，可能不得不从传统类型的园区开始发展，但需要有明确的长期愿景，而不能功利主义地将增加经济收益作为唯一的短期目标。
原文标题：《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朱凯（通信作者），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讲师，中美富布莱特（Fulbright）联合培养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特别项目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