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娜
“新技术革命大大拓展了中日合作的领域，创新了合作方式，双方合作共赢的前景将更加广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在4月13日举行的第36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围绕中日经济创新合作的新机遇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中日双方可以就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创新，在经济、社会和公共治理等领域开展积极合作。
三大趋势性变化值得关注
马名杰说，中日双方经济合作和创新合作历史悠久，具有很好的基础。当前，全球经济技术条件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对中日双方的经济创新合作产生了一些趋势性影响。
第一，合作层次提升潜力大。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消费品和工业品中高端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一方面，中日双方应加强高端产品和服务领域开展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应加强在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两国共同促进科技和产业发展，共同应对资源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全球挑战。
第二，合作机会大幅增加。当前，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发展迅速，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层出不穷。中日两国的新经济都发展较快，新的合作机遇应运而生。
第三，合作领域更加拓宽。中日两国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既重视利用新技术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更加重视利用新技术服务社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中日合作交流有条件从科技和经济领域向科技、经济、社会等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延伸。
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渠道
新技术革命正在引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对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不少国家都提出“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转型不仅包括经济和产业转型，也包括社会和政府自身的转型。马名杰认为，中日两国应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加强在经济、社会及公共治理等领域的创新合作。
一是经济领域的创新合作。马名杰说，数字化转型是两国产业升级的共同方向。制造业在两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健全，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日本制造业有很强的质量竞争力。中国提出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效率，向全球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两国制造业有竞争，也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和高端装备市场，日本在这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
中国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发展迅速。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经验。马名杰认为，中日两国在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方面可以优势互补。除数字经济外，中国致力于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生态环境治理、清洁能源、节能降耗等绿色技术和产业方面有巨大需求，日本在这些方面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可以和中国企业开展积极合作。
二是社会服务领域的创新合作。“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产业发展，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马名杰在发言中说，中国政府出台了支持社会服务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社会服务水平。比如，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智慧养老等面向老年人的数字化服务正在兴起。中国在线医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新技术和医疗服务模式发展较快，有助于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日本政府提出的“社会5.0”立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不仅要提升产业的生产性，还要提升生活的便捷性，解决少子高龄化、环境和能源等社会课题。“中日两国可以在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创新推动社会领域发展方面开展积极合作。”马名杰说。
三是公共治理方面的创新合作。马名杰分析认为，中国近十年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及创新在向经济领域快速渗透的同时，也在迅速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引发了中国的公共服务数字化和市场化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些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积极互动，形成了业务外包、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种模式，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一些长期以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转为由市场提供。
他列举了很多案例，比如，共享单车取代了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杭州市交通局与阿里在2016年合作建设“城市大脑”项目，探索将阿里云应用于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一年来，试点区域道路平均延误率降低15.3%。腾讯公司与原国家工商总局在数字化监管平台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等。数字技术正成为创新政府治理的新动力，政府开始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中国的摩拜单车等企业已经进入日本，为公众提供更高质量和更便捷的服务。如何推动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中日可以积极探索和交流。
马名杰还对促进两国青年创业者和企业家的交流合作，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教育交流等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