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36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4月13日在长沙圆满闭幕。本次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在一天半的会议中，与会嘉宾分别围绕“世界经济形势”“中日经济形势与政策”和“中日经贸与创新”三个主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现就部分嘉宾的精彩发言予以报道，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张娜
4月12日，在长沙举行的第36届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在主题发言时分享了他对全球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运行特点的看法。
全球经济环境出现三个重大转变
“和2008年以来的10年相比，如今的全球经济出现了三个重大转变。”陈昌盛说。
第一个转变，由增长的持续低迷与宏观政策上的宽松这样的组合，转变为经济出现复苏、政策开始退出、非传统政策正在回归传统政策。
第二个转变，由长期的全球性通缩的压力和超低利率的组合，转变为通胀水平逐渐回升，利率依然相对较低但开始抬升。
第三个转变，过去的一段时间全球都经历了一个苦日子，虽然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但是总体上来说，大家都在积极地推动经济领域改革，聚焦经济政策。现在，日子刚好一点却出现了很多分化，并由于各国内部结构差异，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压力向经济领域传导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经济的基本面改善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到来。
中国经济呈现五大积极特点
陈昌盛在发言中说，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五大特点，表明中国经济经过持续多年的调整，内生动力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第一个特点是经济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逐步趋于一致。当前，中国的产出缺口已经非常小。过去的六七年，我们持续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2017年开始，宏观指标之间更趋协调，从就业、物价、产能利用率等多方面判断，我国的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已经十分接近，未来一两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下降。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市场力量主导的投资信心有所回升，民间投资增速开始有所回升。过去两三年的民间投资一直低于整体投资，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开始民间投资增速高于整体投资增速。从本世纪以来到2014年，中国民间投资都是高于整体投资。
第三个特点是在快速的结构调整中，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失业问题。从国际和历史经验看，经济处于一个快速的结构调整中，意味着有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中国政府一直把就业问题作为很重要的宏观底线来对待，是宏观调控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近一两年失业率不升反降，2017年出现了近年来的较低水平。特别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吸纳就业和创造灵活就业岗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正在从持续上升转为逐渐趋稳，金融的风险有所缓释。自2011年以来，中国整个宏观杠杆率、政府的杠杆率以及企业的杠杆率都在快速上升，国际上一度把中国的这一现象称为高杠杆率支撑下的低增长，甚至是高杠杆下的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国这两年坚定地推进了去杠杆，并在2017年第四季度宏观杠杆率第一次出现了下降。但是，不能因暂时的回调就认为杠杆率将持续下降了，2018年、2019年这两年，中国整体还没有进入杠杆率下降的阶段，还处于一个“稳杠杆”的阶段，但是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对我们前期担心的压力是有所缓解的，是有利于去推动风险有序释放，有利于打好风险攻坚战。
第五个特点是生产率特别是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的效率出现了持续回升。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TFP增速出现了持续的下降趋势，有人甚至把其称为“生产率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TFP增速出现止跌回升态势，2017年增速初步为1.8%左右，比2016年再提高0.3个百分点。
四个不确定性
“从以上五个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和以往相比有一个质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今年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外部冲击。”陈昌盛最后强调了四个不确定性。
他说，首先，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争端可能成为向好宏观环境下最不确定的负面冲击，可能会破坏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可能干扰我国打三大攻坚战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其次，全球资本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高估值的状态。资本市场变得很脆弱，经不起任何负面消息。现在，美中贸易摩擦还只是口水战，全球的资本市场已为之付出了上万亿美元的代价。
第三，从内部看，中国仍处在去杠杆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不小。随着去杠杆对地方债务的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资金链都可能面临一定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去杠杆过程中不引发资金链断链的风险，不引发大量的烂尾工程，避免控制风险引发新风险。
第四，结合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验，内部要控制风险，外部有贸易战，内外政策平衡难度会明显增加。怎么才能不被外部环境的变化所牵制，确保内部政策的既定方向，这本身也是中国今年面临的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