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也许（还）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过他肩负的可是全球金融界最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现年68岁的金立群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首任行长兼董事长。2016年1月开业的亚投行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现了中国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雄心壮志。
亚投行首个对华项目落户北京
因为中国政府是该行的最大股东，所以美国、日本及其他地区的决策者怀疑中国是不是试图取代该领域长期以来的重量级机构——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并追求自己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利益。
对此，金立群则坚称亚投行是独立的。和许多人一样，青年时期的金立群在文革期间也曾被下放中国农村。他当年以英语文学专业背景加入了中国财政部，在持久且出色的工作中曾官至副部长。他还曾就职于世行和亚行。
以下是《彭博市场》(Bloomberg Markets)杂志对金立群的专访：
《彭博市场》：当你穿梭全球金融会议与各方对话时，对亚投行的什么误解让你抓狂？
金立群：有人问“我们要亚投行干什么？”有时候问题甚至会更直接：“中国想要干什么？过去七十年，这个地区一直受到世行和亚行很好的服务。中国为什么想要成立一个新机构？这不是资源浪费么？把钱投到现有机构里不是更具成本效益么？中国有没有私心？中国是不是期望亚投行将帮助它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我必须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对我而言难就难在，我本来就是一名中国人。我认为我不可能告诉全世界我真的很中立。我没法这么说。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理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代表中国的想法，而未善尽本分，察纳理应参与这项工作的所有人的想法、意见、关切和看法，那我不认为能够行得通。
《彭博市场》：中国的发展道路对您有关亚投行运营和目标的思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金立群：我想说，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历，再加上我的个人经历，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出现一家新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跨国开发银行。
首先，中国自己就受益于世行和来自许多政府的双边支持。我们开始了解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其次，正如我所说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最后，我们想成立一家拥有现代的技术技能、管理技能和出色治理的银行。
《彭博市场》：不带政治偏见、作出最佳贷款决策，一直都是多边开发银行面临的一项挑战。亚投行如何避免落入陷阱？
金立群：能够经年累月的成功靠的是一套决策过程，它必须民主、理性，不因外部因素而冲动、情绪化。如果异见遭到排斥或者打压、不允许坦诚地交流想法，或者无视工作人员的建议，那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决策过程。
亚投行作出及下达任何决策，都需要经过执行委员会开会后详尽探讨、达成共识。员工可以畅所欲言、对主管提出质疑。从基层到最高层，这套做法一体适用。
我非常重视民主决策。我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商业帝国的兴衰。每个帝国都是由一位高瞻远瞩的人建立起来的，无一例外。但是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就算是拓荒先驱和开路先锋可能也无法做到始终面面俱到。
当帝国的建造者不肯察纳雅言，大祸就会临头。只有在帝国最终垮在自己手里时，帝国建造者们才会幡然醒悟。
大家都说，人们从来都不会吸取历史教训。但我是一个喜欢读史并吸取历史教训的人。
《彭博市场》：您一直在非常小心地把亚投行和中国庞大的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隔出一点距离来。为什么？
金立群：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某种平台，邀请所有参与国家来合作。习主席针对该计划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我们谈的是60到70个国家。该计划的大目标是改善亚洲的区域连通性，甚至最终改善全球连通性，从而惠及已经掉队的人们。
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这里存在一个重大误解，不要以为该计划是为了造福中国公司和劳动力。其中一些项目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中方参与。中国想的是促进国际合作。
《彭博市场》：亚投行如何融入这一切？
金立群：“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无疑都是中国政府的提议。但是两者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一个是中国牵头的、意在让所有国家合作的广泛计划。另一个则是这个按自身标准或做法来运营的多边开发机构。
如果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愿意（在亚投行）与我们合作，我们将乐意考虑。但我们需要看看这些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我们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当地民众的感受。我们有自己的处理标准。
《彭博市场》：亚投行从何处融入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更大变革里去？
金立群：我乐见中国市场正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而且我认为中国将继续变得更加开放，因为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金融人才和专业技能。我们（国家）的领导层希望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但希望在不造成混乱的情况下开放。我们已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
金立群在2018年1月15日至1月16日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演讲
《彭博市场》：您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战前日子过得比较好。我曾祖父是一名在地方私塾教书的学者。中日战争爆发后，几乎一切都荡然无存，家里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日子不再一样了。但热爱学习的传统留了下来。我父母爱好阅读，我们也有样学样。
孩提时代，我在阁楼偶然发现一些英文书籍。我依稀记得，那些是硬皮书，其中一本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还有一些期刊，例如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我对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兴趣由此萌芽，在小学五年级接触到英语课时，我愈发喜欢英语。很难相信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学开设了英语课，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彭博市场》：那么您这位英语文学爱好者最后怎么进了银行业呢？
金立群：1978年，我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得以师从母校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继续全职进行我的英美文学研习。
在曾孜孜以求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被推进了财政部。
1980年，我不知道世行行长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北京与邓小平会了面。中国政府接手了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的代表权，势必要派驻高级政府官员到世行执行董事会办公室，财政部是负责此事的主力机构。为此迫切需要年轻员工。
我的导师许国璋教授对我说：“我可以肯定，中国有200位左右的英语文学教授就够了，但是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专家眼下就会严重短缺，尤其是那些在国内、懂英语的专家。你有充分的理由转行经济。”见我不知所措，他向我保证，如果在转行之后发现自己难以适应，随时欢迎我回去。
《彭博市场》：话题回到您目前的工作，您能说说亚投行的贷款组合和项目吗？
金立群：首先，根据协议，我们覆盖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项目。所以现在，我们的贷款组合主要集中在电力、能源和运输方面。
印度是现阶段的最大借款人。这个国家有很强大的能力和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电力严重短缺。在缅甸——我们参与了当地燃气发电厂的发展——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接上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开展联合融资帮助印度升级电网系统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领域，运输也是。我想强调我们支持比如孟买或班加罗尔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工作。这非常重要。你不会想鼓励人人开车去拥挤的市中心工作。你会鼓励他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方法。
《彭博市场》：您有没有把目光投向亚洲以外？
金立群：我们已经完成了首个非亚洲国家的项目，该项目位于埃及（亚投行为当地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至多2.1亿美元，该项目涉及11座太阳能发电站）。阿曼有个改变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现状的想法。他们想要开发一个港口和各种替代能源。我们帮助了阿曼开发宽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现代电信服务。我认为协助海湾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为低碳型全球经济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
未来——如果我们在今后几十年里取得成功——天然气可能会成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为化工产品的原料而不是用来烧。这种转变可能是非常突然的。
我在达沃斯与沙特阿拉伯的新财政大臣会过面，他非常有兴趣与我们合作。我认为在海湾国家，铁路开发很重要。它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彭博市场》：您希望在亚投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金立群：董事会在项目业绩方面的责任有限，但对管理层的决策和监督负有很大责任。没有董事会提供的“核保护伞”，管理层就会真正得承担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的后果。
改革是痛苦的，不管是对改革派还是对保守派而言都是如此。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改革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它意味着打破或者抛弃那些与当今世界已经脱节的传统。
要说服世界相信这是一个依照最高标准运营的一流机构，还需时日。我曾在多个场合重申，我们不应该期望凭空得到外界的信任。整个世界将通过我们的表现、而非话语来评判我们。因此，我不介意“陪审团”还未得出结论。只要他们认为适当，可以尽情在外观察讨论。但我相信我们已然在建立信誉了。亚投行现在是一个公认的从一开始就很有操守的多边开发银行。
艰巨的挑战在于保持（这种风格）。我把发展以道德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列为首要优先事项。坚持专业和道德操守的基本原则将确保本行能够产出有意义且可度量的结果和成绩。
撰文：彭博社 编辑：戚凌华、齐宇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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