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转眼望去，沧海桑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在这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应该更好地把中国的经验总结成理论，形成新的话语体系，这对于世界消除贫困会有很大帮助。”4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不能照搬过去的理论，也不能硬套西方现成的理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林毅夫预言，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经济体行列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经济体。“如果能够实现，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从现在的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6%，倍增到35%，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对于接下来的改革难点，林毅夫表示，要消除渐进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和不当的干预，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他也指出，对于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也需要一个有为政府来弥补市场之不足。
2008年6月至2012年5月，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界银行首次任命发展中国家人士担任这一要职。卸任之后，林毅夫一直致力于构建和推广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他表示，希望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
《21世纪》：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其他国家相比，你觉得，中国改革开放有哪些独特的经验？
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从1978到2017年，以平均每年9.5%的增长持续了39年。在此期间，贸易增长平均每年14.5%；贸易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不到10%增长到现在的30%，在大国当中是最高的。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成功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此过程中，虽然“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实际上中国却是过去40年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
中国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不照搬过去的理论，也不硬套国外现成的理论，而是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根据面对的实际问题，认真分析原因，研究我国在解决问题上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限制条件，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维持稳定的前提下求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他按照国外的理论和“理想的”模式，试图一次性解决国内所有问题的国家，其结局大多是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中国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采取的渐进式双轨制，在上世纪80、90年代被外界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实际上却是中国能够维持稳定和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问题。面对问题，中国同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步又一步成功的最重要经验。
中国2025年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21世纪》：你在达沃斯论坛上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
林毅夫：首先，我们有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初心，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初心。这是我国发展的内在动力。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前提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这需要不断地创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中国利用后来者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距，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大幅降低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948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美国人均GDP是6万美元，德国是4.4万美元，日本是3.4万美元，韩国是3.0万美元。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和技术水平依然存在一定差距，还有后来者优势。但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大国，我国有些产业已经走到世界前沿，如家电、高铁、发电设备，此类产业的发展，只能依赖自主创新。还有一些新兴产业，如互联网、移动通讯等，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在此类新兴产业方面具有弯道超车、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成为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信心来源。如能实现，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届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16%增加到35%。
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自己的理论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国际组织对中国的关注也在增加。IMF总裁拉加德近日表示，IMF总部可能在10年后迁往中国北京。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开始出现在国际组织中，比如，你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你觉得中国现在国际经济治理中有怎样的话语权？
林毅夫：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将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我很幸运，2008年成为第一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我前面的八任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且都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有的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有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如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央银行行长等。我能有这样的机会，是得益于中国的发展，因为这些国际发展机构的发展目标是减贫，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近8亿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可以说，我登上这个过去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学家的最高职位，反映的是中国发展和减贫事业的伟大成就。
现在，在国际发展机构任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如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都是中国人。但总体而言，我国的话语权依然较小，与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相比，还不够相称。目前，国际上还是以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主导。尽管国际社会目睹了中国转型取得的成绩，但基本上还都是以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的经验。从西方理论的视角看，通常认为中国问题很多，所以“中国崩溃论”在国际上此起彼伏。
但是，中国成功的背后一定有其道理。如我们将中国成功的道理加以总结，就可以成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因此，中国的理论对于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战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超过3万亿美元，数额巨大，出发点也非常好。但它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依据，援助的效果很差。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减少的贫困人口不计在内，到2000年时世界贫困人口并未减少。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机构任职的中国人将不断增多，我们应该更好地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形成新的话语体系，这对于世界消除贫困大有裨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21世纪》：与此同时，大家也普遍认为，改革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现在有哪些“硬骨头”必须要啃？政府和市场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的成绩十分不易。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转型，但真正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很少，大多结局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多数国家发生危机的频率甚至高于其转型之前。
我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双轨制：一方面，为保护补贴原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扭曲；另一方面，对过去受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有竞争力又能创造就业、增加出口的产业，开放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并因势利导，建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创造进入国际市场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尽管当时全国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普遍较差，我国还是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这种渐进双轨的道路在上世纪80、90年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依据华盛顿共识，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
违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一方式对改革前优先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给予转型期保护，有效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政府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准入，并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经济得以保持可持续增长，这些部门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到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快速增长还积累了资本，使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转型期的各种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可以随之减少直至取消。
目前，绝大多数的大型产业已经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只有极少数产业，如与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资本、技术非常密集，我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为了国防安全，与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必须给予一定的扶持。它在量上非常少，扶持方式也应与其他国家一样，直接由财政拨款给予补贴，而不需以市场价格扭曲来补贴。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的，尤其是在转型国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两者缺一不可。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最主要的经验，也是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应协调体制差异释放粤港澳湾区活力
《21世纪》：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提出，广东要在四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你认为，广东应该如何跨越经济转型的攻坚期关口？
林毅夫：广东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快的省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就是广东最早创造出来的经验。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广东也是最早提出要腾笼换鸟。在此过程中，广东较好地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调动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也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解决了企业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广东要继续发挥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在前进过程中发现新的机遇，克服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软硬基础设施障碍。广东要在经济发展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它的各种创新也要继续走在时代前列。
《21世纪》：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粤港澳湾区建设将有怎样的重要性？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粤港澳湾区将有何不同之处？当前，应该补齐哪些短板？
林毅夫：粤港澳湾区是全国收入水平、发展阶段最高的地区，经济总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地区之一。与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湾区的内部差异最大，既有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种内部差异性显示出经济的互补性。只要充分利用其差异性和互补性，它也将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湾区。
当前，湾区最大的障碍是，各种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大，比如，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澳门又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协调体制的差异性，从而保留原有体制的优势，克服体制存在的短板，让湾区内部经济体发挥合力。
面对贸易摩擦应有理有据，以战止战
《21世纪》：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外部环境。随着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各种区域贸易安排相互竞争，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似乎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这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林毅夫：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既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我国和全世界。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实施惩罚措施后，美国股票市场急剧下挫，而且还波及了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美国确实有很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主要是由美国内部原因造成的。首先，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这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其次，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靠印钞票来弥补逆差，这是美国贸易逆差可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但美国的政客向来把问题指向别人，以转移内部焦点，捞取个人的政治好处，实际上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有较大的逆差，采取广场协定，要求日本和四小龙货币升值，并主动限制出口，或把工厂迁到美国，但结果美国逆差不仅没有减少，还不断扩大。只要美国不提高储蓄率，这次美国的结局也会这样。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站在道德制高点，继续推动全球化，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重要讲话得到全世界的喝彩。面对贸易摩擦，我们要有理有据，以战止战，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这些产品出口量减少，其国内生产者蒙受损失，美国对华出口产品较为集中，其生产者的损失会较大。而同时，美国进口关税提高后，其国内进口商品价格增长，最终成本也要由美国民众承担。美国出口商品的生产者和进口商品的消费者都受到损失，会有助于美国选民了解贸易是互利双赢，改变美国选民对华贸易制裁的态度，降低特朗普以对华贸易制裁来争取选票的意图，以求以战止战。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单方的意愿
《21世纪》：今年还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中国应该从上次金融危机中吸取到怎样的教训？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有怎样的发展潜力？
林毅夫：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我们的教训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态度。2008年之前，美国宏观经济学界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很稳定，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成熟，实现了所谓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有办法熨平任何经济波动。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初，他们认为事态并不严重，因为牵涉金额只有7000亿美元。但后来危机突然爆发，雷曼兄弟2008年9月倒台，让美国的危机变成全世界的危机。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也是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亚经济是一枝独秀，但1997年突然发生危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同水，没有水，植物就不能生长。但也必须了解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必须防范金融可能出现的危机，这就是我们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入三大攻坚战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危机，而是要及早化解金融体系中的高杠杆等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我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也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则仍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在2030年前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种状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与中国贸易往来的任何国家。到2030年，我国发展潜力依然巨大，还将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将继续对全世界的增长作出贡献。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我相信，未来也将保持这种态势。在这种状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单方的意愿，用人民币计价可以让各国都减少交易费用，降低风险。当然，也不能拔苗助长，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很大方便，但使其贸易逆差可以长期持续，掩盖了内部诸多问题，最终积累成危机。我们应该防止类似情形的出现。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